看来事实又一次证明：我们所有人在观察他人的时候，总是更多地注目其幸福的一面，而对其正在经历的种种痛苦却会视而不见——好像别人永远是幸运的、被生活厚待的，而我们自己却往往是生不逢时的、正在忍受极大的困苦和不公。比如庄周，多少人在羡慕他优裕过人的生存条件，仿佛是衔着金钥匙出生——而他自己却在长期忍受着诸多折磨，这些痛苦当中的绝大部分又不为他人所知。我和吕擎阳子三人在一起时，自然要谈到整个城市的文化界，这里与任何地方一样，那种倾轧的激烈程度简直无法形容，而庄周又是首当其冲的人物——“如果置之不理呢？”阳子问。吕擎的回答是：“可以不理，但结局一样，一样残酷。还记得那个九月吗？那次处决了几个，劳改了几十个，其中就有好几个是文化界的，都与这种倾轧有关——有人乘机告密，诬陷，这在特殊时期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这种倾轧在平时也很可怕，但在九月却成了致命的。你们可以想象它给庄周造成了多大痛苦！只要有人的地方就要分出派别，分出利益，就要让人在夹缝里挣扎，这丝毫都没有例外……”

谈到那个九月，我的心情一下就黯然了。我不知道庄周与那个脸色苍白的人的关系的深度——谁陷害了这个人呢？但既是挚友，其疼痛就可想而知。这是一道不能止血的疤痕，它只要一天不能长好，也就会撕疼和渗流。我的心中同样有这样的一道疤痕，不同的是它比起庄周来，可能只是较浅的一道划痕。我说：“李咪真不该在这样的时候那样。如果是真的，这等于在他的伤口上撒盐……”

吕擎长长叹息：“我们不知道。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庄周与那个可怕的九月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不知道到底背后发生了什么……”

我和阳子都愣住了。我如果没有听错，那么吕擎在说一件他自己都不能理解的事情——而正是这一切，才造成了庄周难言的痛苦——这痛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连爱妻的背叛都可以让一个男子汉忽略不计了……

就在吕擎的这次谈话不久，大约是一两个月之后吧，有一天阳子突然急匆匆找到我说：“糟了，庄周失踪了……”

“这怎么可能呢？”

“已经二十多天了，他家里人急坏了，与有关方面也打了招呼——人就这么不见了……”

“他会一拍屁股走开？这究竟是多么大的噩梦啊，会让一个男子汉一抬腿走开，不辞而别？他这样做，算是一个特别顽强刚毅的人，还是恰恰相反呢？”那会儿我看着阳子，一时怔着，心里马上想到的却是这样几句问话。但我始终没有说出来，因为我对整个事情的原委还不清楚，除了惊愕还是惊愕。

2

八月的城市，许多角落都被流浪汉和打工者占据了。而在这儿，二者的角色通常是互换的。这个季节走上街头，观察一下那些汗渍渍的脸庞，就会发现所有成帮结伙走在边道上的都是他们。这些人的打扮大半不合季节，有的甚至在大热天里也要披着没有扣子的厚衣服，有的随便把两个衣襟一系，或找一截细绳束一下。当然更多的是赤裸上身，或者仅穿一个背心、一件单衣的人。大概这个城市的所有人当中，只有他们才不在乎仪表。我不止一次看到，那些打工的男男女女穿了有洞眼的裤子，露出了脏乎乎的腿；一阵风吹来，他们身体的任何部位都可以直接享受凉快。比起这座城市的其他人，他们至少在衣着上放松得很。车站、巷子、街头自来水管下，随便一个地方都可能是栖身之所。哪里清凉，哪里有水，他们就奔向哪里，铺上一块塑料布，或直接躺在地上。如果干渴了，他们就咬住自来水管一阵饱饮。

几十年来，这个城市好像第一次迎接了这么多陌生人，他们声音怪异，来自南南北北，山岭平原，四面八方。我特别注意打听那些从东部平原来的人，想象这里面会有真正的老乡。很多城里人指指点点，说这些四处流浪的人如何不正常，如何把好端端的一座城市给搅了。无情无义的城里人啊，他们该知道，没有这些打工者和所谓的流浪汉，这座城市立刻就会停止运转。在这里，所有的脏腻和沉重差不多都要由他们来承担。一个打工者在外面待得久了就成了流浪汉，而这些笑吟吟的或低头闷着的流浪汉一点儿也不傻，比起城里人，他们更坦然、更放松和更无所顾忌。只有他们才有这样的心情。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单位，没有财富的拖累，也没有贫穷的恐惧。

我从立交桥下走过时，看到了一个卖淡水龙虾的乡下妇女。我想起了小宁，买了两只给他玩。剩下的一段路很短了，沿着人行道往前，发现几个在高墙下蹲着的流浪汉仰着满是灰尘的脸，正笑嘻嘻看我。那种天生的、自然而然的神气让我心动。他们嘿嘿笑着，看着我手里的东西。我的购物袋里有几块面包和红肠，就掏出来。他们伸手接过，一边咀嚼一边向我点头致谢。

在这儿有时很难区别流浪汉与乞丐，因为他们常常是同一种人；可是我能准确无误地分清哪些是职业乞丐、哪些是兼做打工的流浪汉。流浪汉们聪慧、精明，比一般人坦然许多，我和他们最易相处，这大概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就当过流浪汉吧。走在这个城市街巷上，我尽管从衣着上跟大多数城里人差不多，可那些流浪汉却能一眼把我识别出来——他们面对着茫茫人流，总是冲着我一个人笑，露出洁白的牙齿。而奇怪的是，当我走入他们当中，心中会立刻涌过一阵深深的放松和愉快感。

回到家里，梅子翻弄我的购物袋，发现里面只有几张垫纸和一点面包渣。我告诉她东西都给了大桥下边的那些人。梅子看我一眼。

我把两只淡水龙虾养在鱼缸里。小宁兴奋了。前几天刚收养了一只叫丽丽的小狗，他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彼此已成为心心相印的朋友。他和它俯到鱼缸边，那两只龙虾就一齐举起大螯。丽丽把毛茸茸的嘴巴凑上去——小宁还没有来得及阻止，丽丽就被夹住了。它哼哼唧唧用前爪抚弄嘴巴。“这真好玩。”梅子双手拄膝看着。小宁和丽丽一块儿离开了。可只过了一刻钟，我们都听到了扑扑棱棱的声音，转身一看，原来两只龙虾的大螯扭在了一起，打斗得异常激烈。梅子害怕了。我想它们也许是打着玩的，因为太寂寞了——打了一会儿，它们就各自退到一个角落里去。它们痛快过了，力气也耗尽了。

梅子这一天不太高兴，但并没说什么。我们都到了不需要解释的年龄。人的一生总要不断地做出解释，向那些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向同志、向自己的爱人、向自己。一个人最累的就是不停地做出解释。

我时不时要想到大桥下的那些人。真的，什么服饰也掩盖不了流浪汉的本质，只要一个人在心里把自己归入了那一类，那就会是某个开端。实际上人一生下来就开始了流浪，人的一生只有驿站，没有归宿。人的心灵不可能有永久的居所……我每次看到那些流浪汉和打工者就要想起庄周，总觉得他就在这些人中间，如今已是形貌难辨。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会儿竟认为庄周这个人天生就该是破衣烂衫、满面悲怆，而以前的衣冠楚楚西装革履不过是一种临时的装饰。

那还是小宁出生前的事情，我从立交桥下回来，告诉梅子：庄周失踪了。

梅子淡淡应一句：“知道。”

李咪跟梅子很熟，看来她这之前已经找过了梅子——梅子果然说是李咪告诉的，还说她仍然没有失望，因为李咪不相信一个过得好好的男人一抬腿就没了。“要知道我们有孩子，有个家，他爸、他妈，一家人都等着他呢。”

我当时没有说什么，因为我不知说什么才好……一转眼，橡树路上的王子已经走失了这么久。

“庄周父亲打来好几次电话，他找你呢。”

庄周的父亲是一个相当傲慢的人，这人在很多方面极像岳父，只不过比岳父更加难以接近。我心里在想：庄周对父母和妻子不辞而别，对我和吕擎阳子也守口如瓶，显然是下了非同寻常的决心。这只能是一种决绝之心。

我竭力回忆，想找出他出走前的一些蛛丝马迹……

梅子在一边长叹一声：“他不爱她了。”

3

庄周的父亲庄明离休前一直是整个“上层建筑”的负责人，许多人背后不无揶揄地叫他“教父”。庄周与李咪婚后并没有重新开辟一个小窝，他们一直住在橡树路，住在庄明的楼上。这是一幢灰色楼房，看上去很旧了。它处于整个橡树路的心脏地带，一二百年前就是这样：洋房，大树，教堂，洁白的木栅栏和碧绿的草地。那时这些式样独特的楼房之间，动不动就晃出一个大鼻子，成为这座城市的西洋景。外国人走了，另一些达官贵人、一些金融家和大富豪又在这儿安营扎寨。军阀也来了，背枪的人其实来得更早，因为据说没有他们外国人连窝儿也不会挪呢。再后来又是战争，又是外国人、又是富豪和达官贵人。就这样轮换了许多茬，一百多年就过去了。一百多年里橡树路上住过的人脾气差异巨大，性格迥然不同，一代与另一代、一茬与另一茬，简直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可是他们对橡树路的嗜好却是一样的。这儿树木茂盛，房屋疏朗，空地很多。一幢幢灰楼从外面看模样新异，尽管陈旧，但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洋人手笔，随处都透着一股难言的安逸和奢华。没有办法，无论风雨怎么洗涤和摧残，就是不能改变资产阶级贪图享乐的腐臭气息。用革命的办法，比如冷酷的非常手段，也还是收效甚微。在最愤怒的年代里，有人就提出砍掉大树用作建设的倡议，结果只干了一个星期就住手了，这儿仍然还遗留下许多橡树。还有人发了更大的脾气，让人一口气拆掉了一座教堂、几幢特别招眼的房子——可惜没有进行得彻底也被制止了。看来仍然有人喜欢异国情调，处心积虑地保留过去的痕迹。果然，所有的胜利者都先后住进了橡树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儿终成陌生之地，让平民百姓望而却步。有许多年，通向橡树路的所有路口都有岗楼哨所；后来虽然开禁，但区内最重要的一些院落仍然是封闭的。庄明就住在一个封闭的区内，这也是大家平时不愿到庄周家串门的原因。庄周住在父亲的楼内，他们一家三口占据了二楼东边三间，还有一个大客厅——我记得客厅里铺了一块漂亮的驼色地毯。

庄明长得细瘦，严厉，高个子。而庄周即便在外形上也明显地区别于父亲：壮实，中等偏上的个子。我很少到这里来，即便有事要来，也尽量是快来快走。我那时最怕在一楼的走廊里遇到庄明两口子。没有办法，我总是害怕与一些重权在握的人物相处，横竖都不得劲儿。权力常常会把人变成陌生的东西，又冷又硬，就像污泥里的石头。庄明和我的岳父差不多，眼瞅着变成了一个硬邦邦的家伙：目光、肌肉、牙齿，都硬邦邦的。我亲眼见他有一次吃牛肉，牛肉做得不太烂，别人正皱眉头，他放进嘴里却是一阵从容的咀嚼。在他眼里，所有来找儿子的人只不过是寻个借口与老子取得联系罢了。所以当我和庄周待在客厅时，总是把门关得严严实实。

李咪只有一米五多一点，丰满匀称，神气特异，鼻子翘得很高，眼窝也深，眉毛长得很怪，整个是一副狐狸脸。漂亮可爱是不必说了，尽管整个人显得太小了点。她平常就像丈夫的尾巴，里里外外总跟在茁壮的庄周后面。在街头，在朋友当中，所有人都要不由自主地多看他们两眼。庄周一说起李咪总是这样的口气：“那个小家伙”；再不就说：“我那个小爱人儿”……李咪能以最快的速度跟一切生人熟稔起来，并且像对待家人一样把气氛搞得极其融洽。她踮起脚尖拍打客人的肩膀，拍打着，这样那样，说东道西，非常自然，毫无拘束。她整个人显得那么随和，亲切而又妥帖，使人很快就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庄周自从那个黑色九月之后就变了。李咪不停地抱怨。她是一个离不开丈夫的人，庄周如果回来晚了，或者是在外面开会停留一两天，她就会像热锅上的蚂蚁。

以前的庄周只是忙。他不仅要组织各种活动，送往迎来，还有内部管理、下面几个委员会的工作，一大摊子。最让人头疼的是财政部门对所有的委员会都大幅削减经费，这一下全乱了套。这个年头干什么都需要钱，一个几十人编制的单位，本来每年财政上给的钱除了人头费所剩无几，现在更是雪上加霜。庄周不得不把一大部分精力用来弄钱，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取名为“创收部”。创收部的人都是很有办法的小伙子或姑娘，一个个夏天穿着圆领衫、牛仔裤，戴着变色眼镜，驾车在闹市区和郊区来复窜奔。他们腰上挎着传呼机，手抓便携电话，在乱轰轰的城市里遥相呼应。庄周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只有几个朋友知道他有多苦。他不愿发出牢骚，可一旦发出，那就是快要支撑不住了。有一次他说：“我平均一分钟得罪一个人！”

开始我不明白，因为在我眼里，由于他父亲的缘故，文教界的老老少少都跟他有深厚的关系；后来才知道，像所有“浮出水面”的人物一样，他的对手其实也多得很，有的直接就是从橡树路出来的子弟。

庄周平时极其收敛、谦恭，不得不做许多极不愿做的事。有人写了几篇东西、画了几幅画，就缠着庄周开讨论会、举办“个展”。庄周因为对艺术酷爱，对这类人物当中的一部分人喜欢得要命。而这样的人，在这座城市里往往都是程度不同的倒霉蛋。庄周要伸开两手保护他们，并且永远嫌自己的两臂不够长。他不求父亲，因为父亲对他和他的这些朋友从来存有偏见，而且年龄愈大偏见愈深。除了庄明，在文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另一个人物是吕南老。吕南老平时深居简出，影响力却无法低估。庄明离职后，吕南老身边的人更加神气活现了。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最嫉恨庄周，外号叫“乌头”。乌头年近五十，会画几笔画，擅长与别人“合作”。这个人几年来做梦都想取代庄周，处心积虑地接近吕南老。在历经诸多周折之后，乌头终于结识了吕南老的外甥“山颉”。此人是一个机关的处长，素有两大嗜好：字画和女人。乌头恰好在两方面都能满足山颉，两人于是成了“铁哥们”。山颉常为乌头的事去求吕南老，如果不能得手，就直接去找另一些头儿，每次都暗示是“舅舅的意思”……乌头依靠山颉，几年时间升为副局长，又开始琢磨其他。他发誓说：这辈子就是什么都不干，也要把官做到“三至四品”！

有一个人越来越让庄周操心了。

这个人就是画家桤林。桤林本来在艺委会下边的一个刊物做美术编辑，不久前才调到画院。桤林从心里感谢庄周，因为正是庄周力排众议才把他调过去。许多人认为要当一个专业画家，桤林的年纪还小了点儿。他是从边远山区考到这座城市的，由于学业突出，毕业后就留在了城里。他前后换了三四个单位，最后才在一个刊物落下脚来。他现在是专业画家当中最年轻的一个——据说在几十年的画院历史上也是最年轻的一个。桤林长得细细高高，头发很长，有时又剪得差不多成了光秃。他不是故意这样，因为除了画画，他对一切都无心无绪，几乎从来不懂得照料自己。他画油画，一天到晚关在密室中，差不多达到了疯迷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