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水明像访贫问苦的干部做的那样，想问一问李正东的家庭情况，比如他弟兄几个，家里几间房，找到对象没有，女方要多少彩礼等。不管他问什么，李正东都不回答。李正东说：“你说话太多了。”

这晚李正东一上窑，齐老板就把他找去了，问他：“姓周的跟你说什么了？”

李正东一点也没隐瞒，把周水明要他带纸带笔带矿灯的事都说了出来。他向齐老板表了态，说：“我才不给他带呢！”

齐老板让李正东等等，他去请示国矿长。国矿长说：“把东西捎给他，继续调戏他，看他还有什么表演。”

齐老板把三样东西交给李正东时，交代李正东说：“你就说纸和笔是自己找的，记住了？”

李正东点点头，说记住了。

“你说错一句，我撕烂你的嘴！”

李正东的嘴是敏感部位，齐老板一说撕烂他的嘴，他的嘴唇跳了好几下。他说：“我听你的话，你能放我出去吗？”

齐老板说：“你要是表现好，当然放你出去，还给你发工资呢。”

李正东再到窑下，样子做得很神秘，他只把馒头和矿灯给了周水明，却没有马上给他纸和笔。

周水明小声问他：“找到纸和笔了吗？”

李正东左右看看，摆摆手，示意他不要说话。

周水明觉得有戏。

他吃过馒头，又帮李正东拉了一会儿煤，李正东才把一张纸卷着的一支圆珠笔从怀里掏出来给了他，李正东说：“赶快揣起来。”他赶紧把纸和笔放进口袋里，说：“你很能干嘛！”问李正东，“纸和笔是你自己找到的吗？别人没发现吧？”

李正东把周水明拉着的绳套收了回去，说：“你别帮我拉了，这样对你对我都不好。”

周水明在脑子里打好了稿子，趁窑工交接班的时候，他找到巷道一角一个背人的地方，迅速把稿子写在纸上。他在纸上写的是，好心的人，请给记者站的司站长打电话。下面写了电话号码。告诉司站长，我身陷魔掌，危在旦夕，赶快营救，十万火急！他写上了小煤窑在哪个县，哪个乡。把信和笔交给李正东时，他让李正东设法把信交给到窑上来拉煤的司机，托司机把信带出去。

李正东一到窑上，就把信交给了齐老板。齐老板把信转交给国矿长。国矿长把信看了看，说：

“这个游戏有点意思。”又说，“这个李正东也不是个东西，要是在战场上，我一定斩了他。”

李正东跟周水明说的是，他已经把信交给拉煤的司机了。

周水明说：“很好，这下我们出去就有希望了。”

九

周水明的妻子田少荣没能等到十天以后，到了第八天头儿上，她就有些坐卧不安。丈夫不是个不顾家的人，以前每隔两三天都要给她打一个电话，问问家里和孩子的情况。这次就算丈夫去私访，都七八天了，不会抽不出一点打电话的时间吧。丈夫不给她打电话，她就打丈夫的手机，打一次又一次，都说丈夫的手机已经关机。人说现在通讯工具发达了，想找谁马上就可以找到，人的担心也少了。她不是这样的感觉。要是丈夫没有手机，她不想着给丈夫打电话，也就没什么担心。丈夫有手机，她就要给丈夫打电话，听不见丈夫接电话，她就难免担心，难免往不好的地方猜测。她的感觉是，通讯方便了，人的担心反而更多了。

打不通丈夫的手机，她就往记者站打电话，问司站长，有没有周水明的消息。司站长说：“没有，小周也没有跟我联系。”

“周水明不会出什么事吧？”

司站长也说：“不会吧？”

“您帮着问问。”

“到哪里问呢？反正我已经跟公安局的人说了，让他们帮助查一下。”

听司站长这么一说，田少荣的腿马上就软了，她有些喃喃，眼里也有了泪花儿，说：“这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

司站长要她不要着急，估计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司站长说：“我不同意他到小煤窑去，他坚持要去，现在社会复杂得很。”

田少荣请了假，坐车到市里找司站长去了。司站长让她到公安局问问，看看有没有什么消息。

田少荣想让司站长跟她一块儿去，说她不知道公安局在哪里。司站长说，他还有事，离不开。

公安局好找，一问街上的警察就知道了。田少荣来到市公安局的值班室，一位值班的警察向她简单问了问情况，对她说：“这事儿不好办，我们查不了。你说你爱人到小煤窑私访去了，你不能提供小煤窑的具体地址，我们怎么查！现在小煤窑太多了，谁查得过来！”

田少荣说：“我们一家都指望他呢，他要是不回来，我们怎么活！”田少荣哭了。

警察给田少荣提了个建议，建议的内容是让田少荣再等等，说不定田少荣的丈夫这一两天就回来了。

如同病急乱投医，田少荣又去找周水明的朋友井庆平去了。井庆平一听就把情况估计得很严重，表情好像还有些兴奋，又要严肃又要笑，说：“水明太天真了，搞什么私访，简直是开玩笑。十个小煤窑九个黑，小煤窑背后都有后台，谁敢惹他们。知道哪儿有小煤窑我尽量绕着走，反正我一个人从来不去小煤窑。我估计水明遇到麻烦了，很有可能被人家限制了人身自由。”

田少荣说：“水明一说去私访，我就有点儿害怕，劝他别去，他非要去。你是他的朋友，帮着找找他吧。”

井庆平说：“这个水明，去小煤窑采访为啥不跟我说一声呢，要是我事先知道他要去小煤窑，我会坚决不让他去。你不知道，现在小煤窑的窑主都对记者仇恨得很，好像记者一去，就要断他们的财路，挖他们的祖坟一样。我看这样吧，别的忙我也帮不上，你在我们报上登个寻人启事吧。我跟广告部的人说一下，让他们给你优惠一点，别人登一条一千，你登一条六百就行了。”

田少荣听周水明说过，现在井庆平掉到钱眼儿里去了，天上飞过一只大雁，井庆平都要设法拔下一些毛。井庆平是不是把她也当成了一只大雁呢？她问：“登寻人启事有用吗？”

井庆平说：“当然有用，我们的报纸发行量那么大，覆盖面那么广，寻人启事一登，说不定很快就会有人提供有关你爱人的线索。到这个时候不能怕花钱，人比钱更重要。”

田少荣没有把钱掏出来，她说她带的钱不够。

井庆平问她差多少。

她说只有几十块钱。

井庆平说：“几十块钱绝对不行。”

田少荣想说让井庆平先替她把钱垫上，她随后再把钱还给井庆平，话还没说出来，井庆平就到电话机前打电话去了。电话一接通，井庆平就笑着跟人家打哈哈，乐得身上乱打颤。田少荣等了一会儿，见井庆平说个没完，就跟井庆平说：“你忙吧，我走了。”

井庆平对她招招手：“我一会儿还要开会，就不送你了。”电话那头的人大概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说，“x你大爷，你不要胡说八道，跟我说话的是我朋友的老婆。”

又过了两天，周水明还是没一点儿消息，田少荣更加心焦。她不敢告诉周水明的父母，也不敢让孩子知道，只给在老家的娘家哥打了一个电话，没说几句，她就哽咽得说不下去。哥哥也没什么办法，劝她不要着急，再等等看。哥哥说，记者在社会上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别人一般不敢对记者太使坏。哥哥还说，水明那么聪明的一个人，会自己保护自己的。

田少荣听说，离她所在的大矿十来里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小煤窑，她想兴许周水明就在那里，一路打听着到小煤窑上去了。到了小煤窑，她不但没找到周水明，还差点被人家当成送货上门的野鸡给关在屋里。

小煤窑在一个山沟的沟底，站在山坡上，她老远就看见沟底有一个小井架，井架旁边还有一堆煤。她以为离井架不太远，谁知七拐八拐，上坡下坡，走了半天才走到井架跟前。有几个窑工躺在井架旁边的麦地里晒太阳，一看见她，窑工们都坐了起来，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她。

她问：“你们这里有个叫周水明的人吗？”

一个窑工问：“周水明是谁？”

她说：“周水明是我爱人。”

“你是干啥的？是不是想男人了？这儿男人多的是。”

田少荣生气了，说：“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真的是来找我爱人的。”

又一个窑工说：“你是什么人，这还看不出来，下面有漏洞的人呗！”

那帮窑工都笑了。

田少荣小声骂了一句流氓，转身要走，一个岁数稍大的窑工说：“有一个姓周的在屋里睡觉，我带你去看看是不是你爱人。”

田少荣心里又升起一点希望，随那个窑工到一间屋里去了。窑工对着地铺喊老周，说：“起来看看，你老婆找你来了。”

那人从被窝里抬起半个光身子，田少荣一看，那人是个独眼，根本不是周水明。

独眼把一只好眼揉着，问：“打一炮多少钱？”

田少荣见领她进来的人要关门，赶紧夺门冲了出去。

自从把十万火急的信息让李正东传递出去，周水明天天盼着司站长带领公安人员来解救他们。在他的想象里，这应该是公安方面一次重大的解救行动，也是公安人员立功的好机会。

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会联合行动，出动数辆警车，上百警力，把这座牢窑迅速包围，严密封锁。警车刚出动时不一定鸣笛，一旦形成对牢窑的包围圈，警笛会哇哇的鸣成一片。那些狼狗阻挡不住防暴警察的突击步伐，他们突突一梭子子弹，那些狗东西就会全部完蛋。当一部分警察占领崖头的制高点，一部分警察冲进牢窑的坝子时，齐老板以及众喽罗在内，霎时会变成一堆草鸡。随后跟进来的司站长最关心的是他的安危，司站长一定会大声询问：“周水明在哪里？我们的记者在哪里？”和司站长相见是激动人心的时刻，按常规，他应该扑向司站长怀里，和司站长拥抱一下子。他还要流一点眼泪。司站长向随行采访的记者们说：“这就是我们的卧底英雄，他是我们记者站的记者周水明！”于是照相机、摄像机一起上，对他一通猛照。如果这次行动有现场直播的话，还会有手持话筒的记者对他进行现场采访，问他卧底多少天？看到了哪些问题？是怎样下决心卧底的？想没想到过会遇到危险？现在身体怎么样？这些问题的内容都是现成的，他会一一回答。他的问题还没回答完，有关领导就过来了，还带来了救护车，要拉他先去医院检查身体。他把想象一遍一遍重温着，几乎形成了一套模式，都背了下来。然而好几天过去了，他想象中的诸多感人场面一点都没有出现。假如煤墙是一张屏幕的话，他用灯照照，“屏幕”是黑的。睡一觉再照一遍，“屏幕”还是黑的，什么电影都不曾上演。他也怀疑地问过李正东，是不是真的把他写的东西送出去了，李正东似乎有些生气，说：“你要是不相信我，就什么都别跟我说了。”

他的口气马上缓和下来，问李正东：“你帮我数数，咱们到这个窑上多少天了？”

李正东说：“我不会数，你自己数吧。”

周水明每天都在数，过一天，他就在他睡觉的巷道边放一个小煤块。截至目前，小煤块已经放了十五块。十五是个好数字，元宵节是十五，中秋节也是十五，到了十五，月亮就该圆了。

可是，他的月亮呢，连个月亮的细边都看不到。别说月亮了，窑下连颗星星也没有啊！周水明知道，他妻子一定急坏了，一定在到处找他。他不仅为自己着急，也为妻子的着急而着急，是急上加急。

此计不成，周水明继续施展他的才智和谋略。他想把窑工们悄悄发动起来，带领窑工进行暴动。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因暴动而成功的例子不算少，别人能组织暴动，他为什么就不能。

从力量的对比上，国矿长、齐老板，加上那些监工，他们的人才十几个。而窑工的人数是几十个，力量要比窑上的人员大出好几倍。只要窑工们不甘心做奴隶，接受他的发动，心齐，到时他振臂一呼，窑工们一起行动，把监工手里的鞭子和棍棒夺过来就可以了。煤窑四周没有碉堡，也没有架设机枪，他们呐喊着冲出去，当是革命洪流，势不可当。

周水明选择了一个苦大仇深的窑工作为第一个发动对象，这个窑工是老毕。老毕不止一次骂过他，他也曾发誓不再理老毕，但为了团结老毕，他还是把老毕原谅了。别看老毕把自己的手指头切掉了一根，齐老板一天都没让他休息，他的自残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周水明凑到老毕身边，瞅机会把发动的意思对老毕说了。老毕当时并没有反对，但一到窑上，老毕就把周水明出卖了。老毕以为自己得到了一个重大的交换条件，他问齐老板：“我给你说一个重要情况，你们能不能放我走？”

齐老板让他说说看。

他把周水明跟他说的话都端了出来。

齐老板认为他表现很好，奖励了他一支香烟。至于能不能放他走，齐老板说：“不要着急，我们合作得很好嘛！”

周水明又找了两个窑工秘密谈话，效果都不佳，那两个窑工也把秘密泄露了。

国矿长对周水明的新动向很重视，作出最新指示，让人把周水明的脚脖子上砸上铁链子，拴起来，不许周水明再串联，再煽风点火。铁链一时不好找，监工把拴狼狗的铁链解下一根，扣在周水明脚脖子上了。铁链子的另一头拴在一根木头柱子上，支柱上方顶着大石头，周水明不敢使劲挣，倘是把支柱拉动，石头落下来，周水明必死无疑。

周水明最后没有死在窑下，并不是有的窑工跑了出去，给公安机关报了案。确有个别窑工逃跑成功，但他们一跑出去，就回家去了。他们跟谁都不提他们的遭遇，自认倒霉。周水明幸免于难另有原因。邻近有一家小煤窑透了水，二十多个窑工泡在窑下，窑主却逃跑了。有人把消息报告上去，上级决定，该地区的大小煤窑全部停产整顿。并由公安、工商、煤炭、安全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队，对所有小煤窑进行拉网式排查，一个不许漏网。国矿长听到风声，给每个窑工发了一百块钱做路费，把窑工全部遣散了。窑工们急于回家，纷纷作鸟兽散。

此时，周水明已在窑下被关了两个月零二十一天。他被投下去的时候是春天，出来时已到了夏天。他长发灰白，满脸皱纹，瘦弱不堪。他还算有经验，上窑时他用衣服蒙上了自己的双眼，见到阳光时眼睛才没有瞎掉。他在医院输了几天液，身体稍有好转，就染了头发，由妻子陪着，到记者站找司站长去了。

司站长代表记者站给了他一千块钱，算是慰问费和生活补助费。

周水明说，他争取尽快把稿子写出来，因为内容比较丰富，他可能会写得长一些。他说：“哎呀，这一次体会太深刻了，收获太大了！”

司站长笑了笑，没有对他进行鼓励，司站长说：“稿子写出来恐怕不好发。还有一点你记住，以后你不管写什么稿子，都不要署我的名字。”

周水明说：“不会的，司站长您放心，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忘记您对我的栽培。”

“我的话你没有理解，这牵涉到姓名权问题，随便署别人的名字，就是侵犯别人的权益。另外，你以后也不必到记者站来了，试用期三个月早就过了，记者站现在聘用了一个新的记者。”

司站长把正在电脑前打字的一个女孩子介绍给周水明，“这位就是新来的小习。”

小习回头对周水明微笑了一下，点点头。

周水明突然觉得有些晕，脚下趔趄了一下。

妻子赶紧把他扶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