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宋家银还没想过一定要到城里去。杨成方长年在外，家里总得有人守摊。在夫妻的分工上，宋家银遵守的还是传统的分工方法。杨成方是外线人，是打外的。她给自己的定位是家里人，是主内的。两个孩子正上学，她每天要给孩子做饭吃。家里喂得有猪有羊，有鸡有鸭，有狗有猫。一个活物一张嘴，每张嘴都会叫唤。一张嘴打发不好，能叫唤成十张嘴。

这些都离不开她。她辛辛苦苦建设这个家，为了比别人强，为了让别人看得起，她的荣耀在家里。她要是到了外头，谁会认识她呢，谁会知道她的荣耀呢！她总不能像蜗牛一样，走一步就把房子背在自己身上吧。就算她把房子背进城里，城里人谁会看得上蜗牛的壳子呢，说不定一脚就把壳子踩碎了。宋家银把家看成是她家的根据地，把根据地建设好了，保卫好了，进城的人干着才放心，回到家才有一个稳定和温暖的窝儿。城里是挣钱的地方，也是花钱的地方。人还没进城，就得先花一笔车费。宋家银不想花那个车费。可这一次，宋家银不进城是不行了。

高音喇叭在村长家院子里的杨树上响，村长的老婆在喇叭里喊：“金光家妈，来接电话，北京来的电话！”村长家的杨树很高，树上的喇叭是居高临下。喇叭的嘴巴很大，嗓门也很高，喇叭一响，全村的人都听见了。这表明村里通电话了。因为电话的线路少，只有村长家安了电话。外出的人来了电话，都是打到村长家里，由村长家里的人通过大喇叭喊人去接。用大喇叭喊人带有传呼性质，是收费的，传呼一次，收一块钱。村里外出的人多，打回的电话也不少，几乎每天都有人往村里打电话。电话来自全国各地，有北京上海深圳，也有山西新疆内蒙古。一部电话，把全国的大城市都连起来了，把各地的消息都接收到了。听到村长的老婆在大喇叭里喊她时，宋家银正在厕所里撒尿，刚撒了一半。金光家妈，肯定是她，她儿子叫杨金光。让孩子把娘喊成妈的，也只有她家。电话是北京来的，这也很对，因为杨成方在北京工作。杨成方从来没往家打过电话，这一次怎么想起来打个电话呢？宋家银激灵了一下，没等把剩下的一半尿撒完，就边提裤子，边向村长家跑去。电话不是杨成方打来的，是杨二郎打来的，杨二郎告诉宋家银，杨成方让人家给抓起来了，弄走了，关在哪里，他也不知道。

宋家银的脸一下子白了，连嘴唇都白了，一点血色都没有。同时，她身体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拿电话的手哆嗦得像拿着一件小型振动器。别看她对杨成方那么厉害，其实这个女人的胆子是很小的，事情一到她头上，她就吓坏了，她就蒙了，六神无主了。村长老婆就在她身边，一直瞅着她的脸，她的嘴。杨二郎说话的声音很大，不用说，村长老婆也听见了。村长老婆见她拿着电话的嘴，找不到自己的嘴，就教她说话，让她问为啥。那么她就问：“为啥？”

她问得小声小气，像是被谁掐住了脖子，脖子变得像电话筒子一样细。杨二郎说，他也说不清楚，听说是拿人家的东西了。偷人家的东西，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拿人家的东西。这种说法宋家银明白。村长老婆继续让她问，拿人家啥东西了。这一次宋家银没有听村长老婆的，她大概记起自己的面子了，替杨成方辩护说：“杨成方那么老实，胆小得跟虱一样，他怎么敢动人家的东西！不会吧？”杨二郎没有跟她多说，最后跟她说的是：“反正我跟你说了，你赶快来吧！”放下电话，那些话还在她脑子里嗡嗡作响，还没有放下，她忘了交钱。村长老婆提醒她，把钱交了，一块钱。她低着头已经走到门口，只得又站下了。她喊村长的老婆喊婶子，说今天来得匆忙，身上没带钱，改天再送来。她像是又想起什么，对婶子说：“电话里边的事别跟别人说。我不相信金光家爸会动人家的东西。”村长老婆没有承诺不对别人说，她说的还是交钱的事，说有的人说的是改天送来，改着改着就没影了。宋家银听出来了，她今天若不及时交上一块钱，杨成方被抓走的事马上会传遍全球。她说：“我再看看，兜里有没有赶集买东西剩下的钱。”其实她身上带的有钱，有一卷子零钱呢，她嫌村长老婆要钱太多，不想掏这个钱。作为要村长老婆替她保密所付出的代价，她才把一块钱从钱卷子里剥出来了。她说：“巧了，兜里正好有一块钱。”

宋家银怎么办？她从小就听说过关于北京的声音这个词，这个词似乎和最新的消息最好的消息联系着，北京的声音近乎神圣，一听说是北京的声音，人们马上就得肃然起敬，同时要做好激动和幸福的准备。宋家银这次接到的电话，不能说不是从北京传过来的声音，但这个声音没给她带来什么好消息，也没让她觉得幸福无比，而是一下子把她击垮了。从村长家回到她家不算远，但她的腿软得如同被人抽去了大筋，像是走过了千里万里。回到家里，她往床上一栽，一口气才出来了，她说：“我的娘啊，倒霉事咋都跑到我头上了呢！她听见了自己的哭腔，眼泪随即也下来了。老四出事时，她估计得轻。杨成方被抓，她估计得重。她估计，杨成方一被人家抓起来，就得判徒刑。要是杨成方被判个十年八年的，谁给这个家挣钱？她家的日子怎么过？村里人知道她男人成了罪犯，她的脸往哪儿搁？她今后怎么出门？还有她的一双儿女，一说他们的爸爸进了监狱，孩子怎么受得了？孩子的名誉怎么办？孩子的路怎么走？宋家银没有哭长，她爬起来找公爹去了。杨成方是她的男人，也是公爹的儿子，她认为公爹有责任搭救儿子。公爹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公爹带她到乡政府找房明燕的爹去了。房明燕的爹已从副乡长升到乡长，又升成了乡党委书记，成了全乡的第一把手。宋家银没有拒绝去找房明燕的爹。事情既然到了这般地步，救男人要紧，谁的手大抓谁的，谁的腿粗抱谁的。他们找房明燕的爹，没有通过房明燕。房明燕不在家，到油田找老三去了。房明燕生了孩子，孩子才一岁多，她就带着孩子到城里去了。油田已经建成了一座石油城。据说房明燕已给孩子在石油城里买下了户口，孩子算是城里人了，以后孩子上学，工作，都是在城里。

房明燕在村里盖的砖瓦房还在那里，院子的门上锁着一把起了锈的铁锁。前几天，宋家银路过房明燕的家门口，还推开门缝往里张望过，只见院子里的地上长满了蒲公英，开了一层小黄花。宋家银认为，家里还是不能没人，如果人都走了，野草就把院子占了，院子就废了。

天长日久，房子也会生病，倒塌。

公爹没有敢跟房明燕的爹拉亲戚关系，把亲家叫成房书记。宋家银也只好跟着叫房书记。房书记听宋家银说了杨成方的情况，说这没办法，谁都没办法。房书记的观点，在哪儿犯事也不能在北京犯哪！北京那是啥地方，一草一木都连着国家的心脏，你动一棵草，心脏就得跳几下，警察就得出动，人家不抓你抓谁！有些事，放在咱们这儿，也许不算什么事，放在北京，那就是大事，知道吧！公爹问，能不能花点钱，把看杨成方的人买通一下，把杨成方的罪减轻一点。要是能把杨成方放出来，更好。房书记笑了，说：“我怕你们拿钱送不出去。

北京的人都是见过大钱的主儿，你们递几个小钱儿，人家根本看不上，说不定连用眼夹都不夹。你们想多花点钱也麻烦，如果送钱送错了人，碰上一个铁面无私的，人家把你的钱没收了，再拿你一个行贿罪，你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公爹和宋家银都被房书记的话吓住了，还没去北京，好像已经领教了北京的厉害。房书记大概念及亲戚情面，最后总算没让公爹和宋家银失望。房书记说，他认识一个人，在北京一家报社当记者。他把记者的地址抄给宋家银，让宋家银去找找那个记者，先打听一下情况。

十一

宋家银把家托给公爹看管，只身到北京去了。她没有把家托给婆婆，她怕婆婆趁机挖她家的麦，卖她家的粮食。尽管如此，她还是在麦茓子里埋了几个鸡蛋，给麦子做了记号。她想到了，她外出期间，婆婆难免会到她家去，须知公爹和婆婆穿的是连裆裤，婆婆挖她家的小麦，公爹不会干涉。

从未进过大城市的宋家银，一来就来到了首都北京。一路上她惶恐得很，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到北京，她当然要先找杨二郎。杨二郎打电话让她来，她不找杨二郎找谁！杨二郎在北京拾破烂的年头比杨成方长得多，人家不抓杨二郎，却把杨成方抓起来了，这不合理。她乘坐的火车是一大早进北京城的，她找了一天，直到天快黑了，才找到杨二郎住的地方。她进了城，还得从城里退出来。她退了一程又一程，问问，离她要找的地方还很远。她原来想着，北京城会比他们的村庄大些，十来个村庄合起来，就大得不得了啦。不料想北京会这么大，恐怕一百个村庄合起来，也抵不上北京城的一个角，天哪！后来宋家银退到了城外，退过一片庄稼地，又退过一块菜园，才在一片垃圾场的旁边把杨二郎找到了。杨二郎住的是一间烂砖和油毡搭建的小棚子，棚子顶上压的还有塑料布和砖头。杨二郎说，这房子是当地人建的，租给他们这些拾破烂的人住。他和杨成方，还有另外两个人，合租这一间房。宋家银低下头进了棚子，见棚子的地上打着一个地铺，地铺上胡乱扔着几团被子。宋家银一眼就把杨成方的被子认出来了。尽管杨成方的被子旧得不能再旧，脏得不能再脏，烂得不能再烂，宋家银还是认出来了。那是一床粗布里粗布表的印花被子，杨成方在县城当临时工时，盖它；杨成方在郑州拾破烂时，盖它；来到北京，杨成方还是盖它。杨成方给家里寄回那么多钱，她用杨成方挣的钱盖了宽敞明亮的六间房。她还买了软床，床上的被子，铺一双，盖一双。可杨成方连床新被子都舍不得给自己买，杨成方太苦自己了。听说北方的天气到冬天是很冷的，在数九寒天，杨成方盖着这样一条渔网样的破被子，不知是怎样熬过来的。宋家银鼻子发酸，她有些心疼杨成方了。

杨二郎告诉宋家银，杨成方没拿人家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一个铝合金的梯子。人家用完梯子，把梯子暂时放在墙边。杨成方大概以为人家不要梯子了，就把梯子扛走了。谁知杨成方还没走出多远，就被戴红袖章的治安联防队员看见了，联防队员就把杨成方扭送到派出所去了。杨二郎说，这些情况原来他也不知道，有一个老乡，那天跟杨成方一块儿出去拾破烂，抓走杨成方时他都看见了。宋家银问杨二郎，杨成方现在在哪儿。杨二郎说不知道。在那里拾破烂的也有女人，宋家银跟几个女人在一屋挤了一夜。第二天，她让杨二郎跟她一块儿去找那个记者。杨二郎不想去，他说他今天还有事儿，还要出去。杨二郎的事无非是拾破烂，无非是怕耽误他拾破烂。按辈数，宋家银应该喊杨二郎二叔，她说：“二叔，北京这么大，我到这里两眼一抹黑，你不带我去，我到哪儿摸去？”杨二郎说北京这么多公共汽车，宋家银可以坐车。杨二郎还是想让宋家银自己去。宋家银有些生气，说：“二叔，俺的人不知是死是活，让你帮助找个人打听，你推三推四的，有点说不过去呀！”杨二郎说，不是他不想去，他对北京也不熟，见了记者他也害怕，还有一个问题，坐车谁掏钱。宋家银明白了，原来船在这儿湾着。杨二郎每次回家都穿得人五人六，吹得七个八个，都以为他肥得流油了，原来这么小气，村里人来找他，他连个车票钱都不愿掏。宋家银说：“坐车我掏钱，行了吧！”

杨二郎说：“谁掏钱问题不大，我是把丑话说在前头。”

他们坐汽车跑了很远的路，又换了两路汽车，七拐八拐，才来到那个记者所在的报社。报社门口有人把门，不让他们进。他们说了记者的名字，把门的人给记者打了电话，记者从楼上下来了。记者是个年轻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很板正的样子。他对宋家银和杨二郎说：

“我不认识你们哪。”宋家银赶快抬出房书记的牌子，说是房书记让找他的。记者点点头，说房书记，他知道。他问宋家银有什么事，说吧。记者没有带他们上楼，也没让他们去楼下的会客室，带他们到门外一侧站着去了。杨二郎果然拘谨得很，连话都不敢说。宋家银跟记者说了杨成方的事。记者认为不好办，人进去容易，出来难，他也没什么办法。他顶多帮助打听一下，杨成方关在哪里，所犯的是什么事，严重不严重。宋家银从兜里掏出一卷儿大票子，递向记者，让记者帮他打点。说她知道的，现在求人都得花钱。记者躲着身子，说：“我怎么会要你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要。就这样吧，你们后天再来，我打听到什么情况，就告诉你们。”记者又说：“其实你们不来也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他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宋家银，说上面有他的电话。

往回走时，他们没有马上坐汽车，杨二郎带着宋家银走一些小街。杨二郎说是带宋家银看看北京的街，其实是为了替宋家银省点车票钱。他见宋家银攥着一卷儿钱，这样坐车也很危险，要是被小偷盯上就麻烦了。他一再对宋家银说：“把钱放好。”宋家银把攥钱的拳头握紧再握紧，说放好了。走在小街上和住宅区，他们不时地能看见一些拾破烂的人。那些人都是一手提着特大号的蛇皮袋子，一手拿着一根钢筋窝成的小钩子。因为那些人只拾破烂，不拾人，所以他们一般不看人，只看墙角、地面和垃圾道的出口。一旦发现有人注意他们，他们就匆匆地躲开了。他们显然是这个城市的另类，这从他们的穿戴和面目上都看得出来。他们穿的衣服都不讲究，都很廉价，还有些脏污。他们的面目不是发黄，就是发黑，一个两个都显得很老相。他们不刷牙，也很少洗头。他们一张嘴牙还是黄的，头发还是黏的。所以他们尽量不张嘴，也尽量不抬头。那些人当中，有男的，也有女的。宋家银一看见那些女的，就认出跟她是同一个地方的人。只有她那地方的人，头上才包着一块带蓝道儿的毛巾，包头才是那样的包法。主要标志还是那些女人的脸形。宋家银也说不清那种脸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她只觉得那种脸形有不少相同的地方，像是你模仿我，我模仿你，模仿成了一种带有标志性的模式。宋家银看见两个妇女在地上坐着啃干馒头。这种直接把屁股坐在地上的坐法，也是她们那地方所特有的。宋家银不敢多看那两个妇女，那两个妇女好像是两面镜子，她一看就从镜子里照见自己了。那两个妇女大概也认出了宋家银跟她们是同一个地方的人，并对宋家银跟一个男的同行有些疑问，就把两面“镜子”举起来，对着宋家银。宋家银不敢回头，赶紧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