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第122师渡过黄河。在渡河后举行的临战誓师大会上，同普通士兵一样身着单衣脚踏草鞋的师长王铭章号召官兵：“受命不辱，临难不苟，负伤不退，被俘不屈。”

10月19日深夜，第122师先头第364旅到达太原。部队尚未吃上一口热饭，便传来了阎锡山的命令：“娘子关战况甚烈，饬364旅，不待全师集结，即转运晋东，受黄副长官(绍竑)指挥……后续部队，不必再运太原，即由榆次转车，陆续至晋东参加作战。”战令下达，急如星火，而作战必要的配备，却一概不予考虑，甚至连作战地图，也不发一张。

邓锡侯令孙震立即往太原面见阎锡山，要求解决武器、棉衣、医药、地图等作战要务。阎锡山两手一摊，一副很为难的样子：“抱歉得很，仗打到现在，战区内已无武器装备补充。”

阎锡山答应代为电呈中央解决。

就这样，远道而来的第22集团军未得到一枪一弹的补充，便紧急开赴娘子关。

风陵渡。年轻的上海《大公报》记者陆诒站在黄河岸边了望。这时，诗人李白的诗句在他的脑海里涌现：“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陆诒是一个月前离开上海的。那天，当报社决定派他到山西战场当战地记者时，大名鼎鼎的范长江对他说：“我始终认为山西是华北的根本，我们决不能放弃山西，山西不守则华北永远不得翻身，而敌骑蹂躏又决不仅止于黄河。眼前，我们虽然调集了几十万军队在淞沪一带作战，但论到战略意义的重大，远不能与山西战场相比。”范长江劝陆诒要从远大处看战局的发展，下决心到山西战场作深入采访。

当时日军的炮火已经封锁了上海北站，铁路交通在白天受敌机的威胁，只能在晚上从上海西站坐火车先到嘉兴，转乘由嘉兴至苏州的火车再转沪宁路到南京，然后渡江北上，由津浦路转陇海路到达潼关。

河防司令部安排陆诒随川军第22集团军的后续部队一起渡河。陆诒注意到，川军军纪良好，秩序井然。在同蒲路车站候车时，他遇到了第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3年前，陆诒曾在成都见过邓锡侯。交谈中，邓锡侯说：“我们四川军队连年打内战，名声不好，人民厌恶我们，痛恨我们。

这次奉命出川抗战，徒步行军，翻越秦岭到陕西，沿途群众热烈欢送，对我们刮目相看，家乡父老也对我们寄予厚望。我们决心与战区友军团结战斗，密切配合，争取抗战的胜利。”

4残军留废垒，城郭萧条

忻口。大约在10月19日那天早晨，守卫在关子村西南204高地附近的官兵发现，日军一阵猛烈的炮弹打来之后，在炮弹爆炸的烟雾中，升起一团团黄色的烟云。顿时，烟雾飘过之处，所有的人都嗅到一种强烈的异味，同时眼泪横流，眼球疼痛难忍，眼睛无法睁开。

“敌人发毒气弹了！”有经验的人大声惊呼。

包括各级指挥官，没有人想到日军会明目张胆地违犯日内瓦公约，使用如此歹毒的一招，预先也就毫无防毒准备，阵地上立即乱作一团，有的呆在隐蔽部不敢出来，原先在外面的纷纷往隐蔽部里钻挤。有些胆子大、好奇心重的，摸出隐蔽部，想看个究竟，但眼睛睁不开，什么也看不见，有人因此而失脚滚下山坡，其他的想再摸回隐蔽部，已不可能，很快昏死过去。

烟雾一散，日军的敢死队就冲了上来，一阵乱打乱杀后，守军非死即退，204高地随之丢失。

就在这天早晨，一串炮弹落在红沟第9号窑洞旁边的一孔窑洞上，在这个窑洞里担任电话总机的一个班被埋在里面，全数伤亡。正在第9号窑洞指挥作战的陈长捷和一些参谋人员均被震得站立不住，泥灰粉末落了他们一脸一身。炮弹就在窑洞门口剧烈爆响，不能出去，而他们所藏身的第9号窑洞又难保不被炸塌。人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好不容易挨到炮战停止，他们钻出窑洞，看到总机窑洞坍塌下来，新鲜的泥土宛若被血染红。里面好像有人呻唤。陈长捷命令他的卫队连：

“赶快挖，看能不能救活几个。”

这时，一个军官气喘吁吁赶来，顾不上敬礼、报告，便对陈长捷说：

“总指挥，不好了，敌人放毒气了，204高地丢了。”

陈长捷惊得一个愣怔。他自然清楚204高地对于忻口正面防御的重要性。原地转了几个圈后，陈长捷右手指向一个方向，对那个军官说：“你赶快到对面那个山梁上去，向201旅王丕荣旅长传达我的命令，叫他立即组织部队把204高地夺回来！”

一个小时之后，刚刚由后方增援上来的第201旅一个反击，将占领204高地的日军击溃。陈长捷这才吐出一口长气。

像最初争夺南怀化一样，204高地的争夺战成为忻口战役中期的焦点所在。

20日凌晨，日军约一个大队的兵力，在烟幕弹和毒气弹的掩护下，向204高地再行攻击。此时，吃过一次大亏的守军官兵已经获得了经验——毒气弹飞来时，躲在隐蔽部里不出来，再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由于阵地上缺水，不少士兵只好将尿撒在毛巾上对付。等毒气消散后，日军的步兵已冲至有效的射击距离，双方就此展开近距离的格斗。但仍然有不少人因毒气中毒而失去战斗力，部分阵地落入敌手。陈长捷督促各部陆续增援，不停地反击，力争丢失的阵地能够得到恢复。

连续几天，双方对204高地的争夺达到白热化。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每个小时几乎要牺牲1个团，一天下来，要牺牲10个团左右。

后来，大量的回忆文章中，都反复提到204高地的争夺战，有的老兵说，一昼夜间阵地易手竟达13次之多。日军久攻不下，兽性大发，除了使用毒气弹外，还以火焰放射器配合大口径迫击炮，抛射凝缩汽油弹，我方阵地前后顿成火海，官兵们被溅上凝缩汽油，除了倒地自行滚转外，无法加以救护，伤亡极重。

这天，第61军第72师第433团上校团长曹炳在反攻中亲自率队冲锋，腰部被敌弹洞穿。陈长捷得到报告后，马上离开第9号窑洞，前去慰问，刚行至半路，就见曹炳的卫士用担架抬他下山。陈长捷趋前握住曹炳的手，不说话，只是默默凝视着他。曹炳吃力地说：“对不起军长，未能完成任务，负伤了。我已命令张翼营长负责继续攻击那个高地，相信一定能夺回来……”

在说过这话不久，第433团团长曹炳因失血过多去世。南口之战第416团团长张树桢牺牲，平型关之战第434团团长程继贤牺牲，至此，陈长捷手下的3个最得力的团长全部阵亡。作为第61军主力的第72师原有8000多人，现在剩下不到2000人。

曹炳牺牲时，陈长捷甚至没有落一滴眼泪，他已经麻木了。

无论是在忻县的卫立煌和在忻口的陈长捷以及前线的各级指挥官都注意到，部队存在的大量减员除不易避免的伤亡原因外，其他非战斗减员，如运送伤员、输送弹药等，同样使第一线的战斗员锐减，每有一个官兵负伤，常常有三四个人护送而下；各部用来输送弹药和给养的人员约占总数的15左右，这样一来，第一线的战斗力可见一斑。

卫立煌和陈长捷对此感到忧心忡忡。

卫立煌不由想起他初进太原时，代表周恩来说过的发动民众参加抗战的谆谆教诲。如果把战地的老百姓都发动起来，支援抗战，一切为了前线，那么，他这个战役最高指挥官的日子会好过得多。每每想到这里，他就忍不住摇头。

本来，战火未烧至山西境内时，阎锡山就成立了全省总动员委员会，但并没有积极活动，不过是徒具形式而已。9月中下旬日军侵入晋北后，临近战地的县份，支配壮丁，做了些帮助军队挖战壕、抬伤兵，以及运送军用品等工作，别的则很少活动。到10月份，战区日渐扩大，在代表周恩来的积极建议下，又成立了以阎锡山的高级参谋、着名民主人士续范亭为主任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这是一个由各军政机关、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共同参加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组织形式，从它在太原成立起，便不顾一切困难，肩负起发动民众参加抗战的重大责任。但因战局发展太快，尤其是沦陷区及周围各县的官员纷纷逃离，直接影响到发动群众支援抗战的工作，因此，在整个太原会战期间，山西民众并没有真正被发动起来，会战结束之后，在八路军的游击区，全民抗战的威力才逐渐显示出来。

不能说山西人民缺乏抗日热情，实在是国民党片面抗战的路线才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当然，在离战场较远一些的地方，如忻县、太原、临汾、寿阳等地，仍有不少社会各阶层人士自发地组织起来，他们四处奔走，宣传抗日主张，动员新兵上前线，运送和接待伤病军人，担任粮秣转运工作，出工出夫，以及铲除汉奸等。

这天，在南怀化西南一带红土山梁坚守阵地的第61军独2旅第1团3营营长赵光勋身中数弹，鲜血染红了他的上身，营副刘子奇命令4个弟兄用担架抬他下山，转送后方医治。两天后，赵光勋在太原的一处临时被改做医院的教堂里醒来，一睁开眼睛，他就看到他的身边放着一束叫不上名字的红色的小花，一个留着短发、面孔白净的女孩正在给他喂水。见他醒来，女孩高兴地说：“大哥，你活过来了，你活过来了，我一直对大夫说，你没事的，你没事的……”

女孩的眼角挂着闪亮的泪珠。

后来经过交谈，赵光勋得知女孩姓蔡，是山西大学理学院的学生，一个多月前，山西大学迁往晋南，她和几个同学自发地留了下来，做抗日工作，大批伤兵运至太原后，她们每天都来医院给伤员喂药喂饭，清洗身体。赵光勋还得知，蔡姑娘的父亲是临汾的一个很有钱的木材商，她有一个哥哥，是黄埔军校第十期的学生。蔡姑娘说：“我哥在蒋委员长的嫡系部队第88师当兵，和你一样，也是少校营长，听说眼下他们正在上海和日本人打仗……你的个头、长相和我哥差不多……”

突然就有泪水从赵光勋的眼窝里涌出。他艰难地说：“不知我还能不能重上战场打鬼子。”

“大哥，你会的，你会的。”蔡姑娘轻轻地说，“再上战场，别忘了替我打死一个鬼子……”蔡姑娘说话的语气令赵光勋想起童年的夜晚母亲哼唱歌谣的情景，泪水再次模糊了他的双眼……独立第3旅第5团机炮连连长周亚文和他的弟兄在204高地附近度过了难熬的几天，阵地上倒是不缺吃，伙夫每天往上送两次饭，有馍馍，有烙饼，就是缺水，干渴得不行。他们每天都与日军发生战斗，有时是白天，有时是夜晚，大伙疲倦已极，只能轮换着趴在战壕里休息一会儿。说不定什么时候日军的炮弹就飞过来，有的人在睡梦中便身首异处。旧的尸体无法运出或掩埋，新的尸体又层出不穷，向别处望去，只见枪支和各种姿势的死尸铺满地面，血肉模糊，景象十分阴森、恐怖。

战斗间隙，周亚文就在阵地上转一转，他想最后看一眼那些死去的弟兄，他太熟悉他们了，很多人已经跟了他五六年，他们的音容笑貌像显影胶片一样在他面前闪现……他弯腰抓一把焦土，缓缓撒在一张冰冷的面孔上……再抓一把，再撒……

这副凄惨的景象深深刻在了周亚文的脑海里，令他终生难忘。57年后的一个秋日，85岁的周亚文在太原开化寺街他简陋的家中，接待了一位来自远方的年轻人。当他谈到这个难忘的细节时，禁不住数次老泪纵横，颤抖不已。他说：“那么多弟兄，转眼就死了，连个坟墓都没留下。爹娘养那么大，不容易呀……”一说话，他满嘴的假牙就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周亚文是1949年人民解放军攻占太原后投诚的，他最后的一个职务是第6集团军兵站分监。1968年，已回到原籍劳动的周亚文被山西省山阴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判处15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大肆散布反动言论，侮辱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公社化，攻击我们伟大的旗手江青同志”。1975年，周亚文被特赦。

周亚文走过了一条中国旧军人所走过的比较典型的道路。

这天夜里，周亚文指挥全连尚完好的两挺重机枪与前来偷袭的日军激战了很久。后半夜，突然漫山遍野响起冲锋号声，双方的信号弹、照明弹把山沟照得一片通明。邻近的工事里，友军跳出战壕冲锋。有人问周亚文：“连长，咱们怎么办？”周亚文说：“上！”随即，机炮连除留少数人看守重机枪外，其余人拿起轻武器奋起出阵，耳边响起震撼山谷的枪炮声和喊杀声。拂晓前，他们冲到南怀化附近的山底。由于地形复杂，各部又不能协同，混乱的追击反而又给日军造成反击的机会，各部纷纷溃退。

周亚文带自己的弟兄返回阵地后，发现周围的友军都撤走了——重机枪没有步兵掩护是难以继续作战的，不得已，他们跟着往后退。

天亮了，忻口后沟聚集了上千溃兵。几十个执法队员手提冲锋枪或轻机枪跑过来，居高临下俯视着他们。有个军官大声喊：“凡是部队的官长，快去见陈总指挥！”没有人敢站出来，因为无命令后退，弄不好要杀头。陈长捷督战之严厉，谁都清楚。自陈出任中央兵团的前敌总指挥后，他把各级指挥官都赶到第一线与阵地共存亡，通往后方的各个路口都有执法队严加盘查，往后方运送伤员或搬运物资，必须持有团以上的通行证，否则就要军法从事。据说已有上百人因此被处决，首级就高挂在道路两旁的杨树上。又据说被处决的人中，竟然有团一级的官佐。有人编排说，第9号窑洞门前的忻口后沟“上去是个鬼门关，下来是个阎王殿”，前方的官兵背后都称陈长捷为“陈屠夫”、“活阎王”，有好几个光杆团长、旅长都在半山腰蹲着，队伍打光了，陈长捷硬是不让下来……

那个军官说：“凡是部队的官长，快去见陈总指挥！”

周亚文看到，有几个他认识的团、营长躲躲闪闪畏缩不前。他壮壮胆子说：“我是机炮连长。”有个执法队员随即把他带进不远处的第9号窑洞。

陈长捷正襟危坐。周亚文敬礼后，忐忑不安地站立一旁。

陈长捷道：“先说说你的情况！”

周亚文鼓起勇气：“报告总指挥，我是独3旅第5团机炮连上尉连长周亚文。”

陈长捷冷冰冰地：“你为什么无命令后撤？”

周亚文回答：“我连官兵伤亡23，4挺重机枪打坏了3挺，剩下的1挺又没有步兵掩护，只好撤下来。”

陈长捷让周亚文先把人枪带来，由执法队员进行检验，看是否属实。

经检验证实周亚文说的是实情后，陈长捷说：“你这个连带下去，让军部李铭鼎参谋长把你们编为收容队，专收缴负伤官兵的枪支，不准他们把枪带到后方去！”

就这样，周亚文和他的残余官兵离开了火线，离开了死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