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很快就过去了。

1945年8月底，阎锡山急匆匆回到阔别达8年之久的太原。在太原城里日伪机关大小汉奸们举行的“欢迎阎长官胜利归来”的大会上，阎锡山发表讲话说：“‘行者’（即随他流亡到晋西的人员）与‘居者’（留在太原降日的伪职员）原系‘一家人’，同样有功。”他还说：“‘行者’曾经8年跋山越岭的辛苦，‘居者’亦受8年多的精神痛苦，千万不要自划鸿沟，互相隔离。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共产党，要精诚合作，紧密团结，高举枪杆，共同对付共产党。”

然而，这时候阎锡山不会想到，仅仅3年多之后，太原便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不仅只是一个太原，整个中国大陆似乎都在转瞬之间插上了红色的旗帜。

在太原会战中的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傅作义、黄绍竑、陈长捷、邓锡侯、李默庵、王靖国、孙楚、郭宗汾、李仙洲、董其武、孙兰峰……他们后来不是成为共产党的座上客，便是成为共产党的阶下囚。

1974年4月15日，已患癌症的周恩来总理来到北京医院，探望处于弥留之际的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周恩来握住他的手，深情地说：“傅作义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功。”此时已经不能说话的傅作义嘴唇颤抖着，眼里闪着泪花。4天后，傅作义与世长辞。

1968年4月7日，是上海市政协秘书处专员陈长捷含冤去世的日子。他作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争罪犯，原以为能够安度晚年，最终却没能逃脱“文革”风暴。

10年前，正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陈长捷与同伴一起，来到武汉长江大桥工地参观。面对雄伟壮观的桥梁工程，陈长捷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活到60岁了，历四朝，走遍了全国，也只看到郑州铁桥，还有号称远东第一的钱塘江大桥。如果和武汉长江大桥相比，有如小巫见大巫。以往建成的几座桥都离不开洋人、洋技术、洋材料，总之是离不开‘洋’字。武汉长江大桥靠的是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这给了帝国主义一记响亮的耳光，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说到这里，陈长捷已是热泪滚滚。

1955年，在香港寓居了6个年头的卫立煌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信上说，你在太原结识的朋友欢迎你回来。卫立煌一下子猜出，是周恩来。他的思绪拉回到山西抗战的日日夜夜，往事历历在目。卫立煌当即决定返回大陆。他说：“我愿意用我的余年报效国家，我要革命，别的什么也不想。”

两年后的一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酒会，欢迎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主席在座。席间，伏罗希洛夫见到了卫立煌，周恩来作了介绍。

伏罗希洛夫笑着对卫立煌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是无敌的。”

周恩来话题稍稍一转：“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

这时，雄才大略的以他超群的远见，响亮地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从那以后，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便成为海峡两岸大多数中国人的一个共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