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周亚文他们原先的阵地不远处，22岁的排长王增禹正带领他的弟兄苦熬。王增禹原是王靖国第19军的士兵，一年前考入太原晋绥陆军军官教导团当学兵。半个多月前的一天上午，学兵队教育长集合全体学兵讲话，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已由大同南下，第61军军长陈长捷要学兵100名，前往忻口前线参战，谁愿意去谁就报名。”王增禹平时喜欢唱歌，这时他的耳边响起聂耳谱写的抗日救亡歌曲。于是，他第一个举起手来，当众表态：“日军大敌当前，我愿保卫祖国尊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奔赴忻口战场！”在他的带动下，很多同学都举起了手。

到达忻口后，他们被作为补充力量分配到第61军各部，王增禹被分到第72师新编第11团3营9连3排担任排长，接令后他即进入阵地，清点人数，发现3排此时已伤亡近20人，仅余士兵20名。

上了战场，其他的什么就顾不上了。当日军冲锋时，就拼命还击；周围的部队向日军逆袭时，就跟着跳出战壕追击。每天不知要进行几次拉锯战。一静下来，得赶紧用洋镐、铁锹修临时简易掩体。原先构筑的较为牢靠的掩体早被日军的炮火掀掉了，这种临时掩体奈何不了日军的炮弹，每次遭到炮击，总有士兵受伤或阵亡。一天，一块炮弹皮将王增禹左耳后的脖颈擦伤，鲜血直流，当即昏倒在地。与他同时参战担任2排长的贾成玺下颌被炸掉，贾成玺掏出一面小镜，照了照自己，看到不成人样后，贾成玺举枪自杀。

在各个阵地上，重伤号自尽的情况屡见不鲜。

后来接到撤退命令时，王增禹的3排只剩下他和士兵王学义两人。许多年后，他说他一直记着1937年农历三月，第61军第434团程继贤团长写在他笔记本上的四句话：“男儿立志出乡关，生不成名死不还，葬骨何须桑梓地，天涯到处有青山。”他和牺牲于平型关战役中的程继贤是好朋友。

时隔多年之后，杨锡九老人已经记不清他们部队的确切位置。他是第19军第215旅第429团4连7班下士副班长。他只记得他们连的阵地在界河铺附近一个倒八字形的山口上，上级给予他们的任务是守住那个宽约30多米的山口及其两边的山坡。原先守在这个阵地上的友军一个连只剩下了十几个人。本来忻口西北的红土山梁经多日激战后已成一片火海焦土，又没有明确的地标，如果不亲临现地，很难说清具体位置，估计也在204高地附近。

第19军守崞县的战斗杨锡九没有参加，那时他被抽调在太原郊外督修工事，听说部队开往晋北后，他让铁匠打了一把大砍刀，刀的两面分别打了“杀敌杀奸”、“成功成仁”各四个字，然后，他背上那把沉重的大砍刀前往崞县归队，刚走到宏道镇，便遇见从崞县撤出的部队。随后他跟着连长党增瑞开赴忻口。

第19军没能守住崞县，但在撤退途中骚扰起民众来却一点都不示弱。

在宏道镇，杨锡九看到，散兵们像脱缰的野马，一群一伙四处乱窜，大肆行劫，宏道镇的商人都跑光了，大街两旁的商店大门和护窗板被砸得东倒西歪，店铺里乱得不成样子，红糖、白糖、红枣、大豆等货物撒得遍地都是，酒缸里的酒，士兵们随便去喝，有的灌满了壶，有的端着碗边走边喝，互相传递着喝，烧酒味弥漫在空气中——这就是国民党军队的素质。

虽然杨锡九那年还不到20岁，但他作为一个正直的、有爱国爱民之心的青年，沿途所见令他十分痛心。

部队开到忻口后，士气这才为之一振。

大约在进入阵地后的第四天夜里，他们迎来了一场恶战。杨锡九借着照明弹的光亮，看到四五十个日军端着刺刀向前冲锋，弟兄们屏住呼吸，一动也不动。连长党增瑞终于打出了信号弹，4连的7挺轻机枪一齐开火，步枪手们不停地甩手榴弹，随后，全连在冲锋号声中冲下山坡，一个小时后，他们将这股日军消灭。4连付出了伤亡60余人的代价，伤亡人数约占全连的一半。

天亮了，忽然有人发现阵地右前方约百米处的山坡下，有个人影在蠕动，两名士兵从掩体里跳出，飞快地跑过去，把那人抓住了——原来是一名负了伤的日军上尉。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收获，4连的阵地上像开了锅一样热闹，人们仿佛忘记了刚才残酷的厮杀。连长党增瑞派人将日军上尉押送到团部，交给团长卢仪欧，并领回300块现大洋分给大家。

又过去两三天，杨锡九被派往团部修理电话机。回来的途中，杨锡九看到班里的士兵王宝山背着班长王清友走过来，王清友的双脚刚刚被日军的炮弹炸掉。杨锡九赶忙迎上前。王清友说：“副班长，我不行了，你要替我报仇。抗战胜利了，给我家写封信。”杨锡九对王宝山说：“你好好照顾班长，我去找担架。”但是，等他扛着担架急急往回走时，老远就听见王宝山在放声大哭。王清友已经咽气了。想起王清友活泼可爱的模样和以往对自己的关照，杨锡九忍不住失声痛哭。

许久，他们擦干眼泪，向阵地走去。路上又见两个士兵架着一个军官往下走，那人赤着右臂，满脸鲜血，前额骨被掀掉了一块，淡红色的脑膜皮露在外面，十分吓人。而且他边走边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保卫国土！”

杨锡九问那两个士兵：“他是谁？怎么这么眼熟。”

“你小子瞎了眼吗？他是咱们党连长！”

杨锡九接替了王清友担任7班班长。一天下午，在与日军肉搏时，他的右腿负伤。但他坚持着扣响手中的冲锋枪，击毙了3个鬼子。

作为第19军主力的第429团经数日战斗，所剩人员仅能编成一个营。

团长卢仪欧在率部攻打一个高地时，身中5弹阵亡。

许多年过去了，杨锡九总觉得忻口之战就像发生在昨天……10月24日，从天津调来的日军萱岛支队到达忻口前线。板垣征四郎命令以该支队为主力，再次向忻口正面发起攻势。守军顽强反击，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冲锋。

近几日来，日军虽然每天都对守军发动几次攻击，但攻击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小，持续的时间也一次不如一次。至此，在原平指挥作战的板垣感到他已无力突破忻口中国守军的防线。

《伦敦时报》东京通讯社称：“日军在晋进行缓慢，大有拿破仑在俄国受困时之状。”

10月25日，汉口《大公报》载文：日军“自认处于绝境，士兵每相顾落泪……支那军队之英勇，实出于日人意料之外。近日受支那军前后夹击，两翼包抄，日人死伤惨重，忻口前线三易指挥官仍难挽回颓势……惧敌夜袭，昼夜不敢熟睡，患传染病者极多，吃尽山地战之苦……敌军抵抗力意外顽强，且攻击巧妙，前方守军顽抗，后方八路袭扰，粮食、汽油俱绝，深为陷溺。数次断粮，且最近饼干、面包、烟草均感缺乏，士兵饿极时，也吃起了晋北红高粱、黑豆充饥，官兵相对哭泣……”

至今，忻州的老百姓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歇后语：“日本人吃高粱——没法子呀！”

一天夜里，一辆小汽车停在忻口后沟第9号窑洞门口，从车里走下第19军军长王靖国。傅作义被阎锡山调离忻口前线后，王靖国住进了傅作义在金山铺的指挥所，他名义上还是中央兵团的总指挥，陈长捷仅是前敌总指挥，但王靖国实际并未插手指挥，只负责在后面调动部队。

数日前，最后一支增援忻口的部队——第201旅路过金山铺时，王靖国边吃喝从太原送来的鲜牛奶泡蛋糕，边对旅长王丕荣说：“这个陈介三太任性了，部队牺牲过大，弄得情况很紧张。你们是咱晋绥军的最后一点力量，我的意思，不要再往坑里填啦！”在陈长捷的坚持下，第201旅还是开了上去，并且在日军初次使用毒气弹、204高地失陷时，第201旅一个冲锋夺回了高地。当然，同所有的部队一样，第201旅的牺牲是巨大的。

对于王靖国的深夜到来，陈长捷一时不解其意。王靖国郑重而神秘地告诫他：“介三，慎重些，不要冒险！长官(指阎锡山)嘱咐你：要保存实力，不能硬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把这点家当拼完了，就是日本人不进来，老蒋能容许我们存在吗？”

陈长捷顿时无语。

忻县。这些日子，卫立煌明显地消瘦了，黑了，身上长满了虱子。

最初，他曾有过把板垣师团歼灭于云中河谷地的设想，但是，双方交锋之后，他立即发现这一计划显然难以实现。好在前方将士用命，和优势日军硬拼了半个多月，没有垮下来。但是，中央军和晋绥军将士四五万人的巨大牺牲，使他这个久经战阵、打仗最多、最狠的人都感到了无法遏制的创痛。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到第一线视察，面前的景象令他想起《桃花扇》里苏昆生所唱的曲子：“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城郭萧条……”

进入10月下旬后，日军的攻势陷于委顿，空军和炮兵优势已不复存在，而且八路军在敌后和正面的守军南北夹击，基本形成了一个包围日军的态势。他意识到又一个机会摆在了面前。

大约在10月25日，陈长捷打来电话说，当面日军已开始就地大批焚尸，向后转移物资，表现出撤退迹象。

卫立煌眼睛一亮。他立即叫来参谋长郭寄峤，商讨战局。郭寄峤是合肥人，同卫立煌是地地道道的同乡。郭寄峤出生于一个读书人家，从他父亲往上数，十一代都是秀才。17岁那年，他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从此走上了与祖辈截然不同的道路。

由于他是读书人家的子弟，娴熟读写，身体又强健，脑子聪明，所以进入军界不久，就被誉为“文武兼备之才”。1929年，经同乡介绍，郭寄峤投靠卫立煌，他尽心尽力辅佐这个沉着、老练、富于军事才华的“主人”，深得卫立煌的赏识。卫是一个纯粹军人风格的将军，不屑于案牍劳神，有了这个善于代其当家的幕僚长，也就“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双方配合得非常好。后来蒋介石赞扬郭寄峤说：“像这样的参谋长，才是标准的参谋长。”郭寄峤更加声誉鹊起。

10月16日，第9军军长郝梦龄在忻口前线牺牲后，卫立煌在鏖战之际力保郭寄峤接任，蒋介石居然痛快地批准了——在蒋介石的部队里，没有当过师长的人一下子坐到军长位置上，这种先例非常少见。当上第9军军长后，郭寄峤却很少到前线去，因为卫立煌更需要他，他还兼着卫立煌的参谋长，卫立煌时时刻刻要和他商量事情。

卫立煌说：“寄峤，晋北的敌人已经没有能力发动攻势，八路军在敌后却异常活跃，他们巧妙的战法和对挽救国家危亡的独到见解令人钦佩。

事实上八路军已经和正面的我军对敌形成夹击之势。而且据陈长捷报告说，敌人近日有撤退的迹象，我军可不可以趁机出击一下？我觉得机会难得。”

郭寄峤说：“卫总，经参谋处计算敌人的尸体和俘虏口供，以及缴获的文件证实，敌人已被杀伤2万余众，确已无力后继，我军出击一下正是时候。问题是经半月苦战，我军大量减员，出击的规模和效果恐怕难以令人满意。”

卫立煌说：“是的，我军装备差，久战疲劳，伤亡减员数目甚大，攻坚力量有限，手头已无预备队可调，委员长和阎长官来电说，增援部队即到晋。我知道，这不过是空口鼓励罢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忻口这么多敌人一口吃掉也还不好办。但是，拖垮敌人，多杀伤一些，让他吃个大亏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郭寄峤道：“我同意卫总的看法。我马上和参谋处的人一起，拟定一个全面出击的计划。”

然而，未等这个出击计划付诸实施，娘子关失陷了，东路日军疯狂地向太原追击，忻口守军的后路受到严重威胁。卫立煌面前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便是忍痛撤退。

5娘子关失陷，太原危矣

对于急于灭亡中国的日本天皇和日军大本营来说，他们精心策划的“十月攻势”进展并不顺利。

华中方面，在淞沪一隅之地，除原驻上海的部队外，已经投入了5个师团，依然进展缓慢，大本营决定继续从国内和华北抽调兵力增援。在华北，日军在平汉、津浦线方面的作战虽比较顺利，但在晋北的忻口地区则陷入了苦战，因此，大本营指示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完成津浦、平汉线的预期作战任务后，迅速夺取太原，以便调整部分兵力支援华中作战。

10月21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命令第1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以第20师团全部及第109师团一部，继于27日又命令第109师团主力加入正太线方面战斗，以解第5师团之危，并与第5师团会攻太原。

当日晚间，日军第20师团长川岸文三郎进至娘子关外的井陉指挥作战。

娘子关之战进入最后阶段。

马山村是晋、冀两省交界处的一个村庄，接近娘子关前线。18日晚8时，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陈赓率全旅到达这里。次日下午，刘伯承师长来到马山村，他准备亲率第386旅侧击进犯娘子关的日军，支援正面的友军作战。

在当天召开的营以上干部会上，刘伯承通俗而又风趣地讲道：“日本鬼子人多装备好，很愿意跟我们硬拼。可我们偏不这样干，而是打他的侧背。大家一定都懂得这样的道理，对付大人的欺侮，小孩子只有找机会躲在门背后，等他过来，就乘其不备地给他迎头一棍。我们目前就是用的这一打法。”

21日，刘伯承赶到娘子关以南的柏井，与国民党第3军军长曾万钟联络。刘伯承对曾万钟说：“日军不攻娘子关而攻新关，看来他是研究好了娘子关倚壁临渊、易守难攻的特点的，想来个避实击虚。现在既然发现新关也不易得手，它很可能还会往南迂回。新关以南的石门，位于防御主阵地的右翼警戒线上，必须火速派兵占领，严防日军偷袭。”

曾万钟没有接受刘伯承的建议。而事实却并未出乎刘伯承的预料，攻击新关失利后的日军以5个大队的兵力迂回至石门，24日晚上，集结在附近的第386旅第771团突遭日军包围袭击，疏于戒备的第771团仓促应战，伤亡30余人。幸得刘伯承亲临前线指挥撤离，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对此，刘伯承感到痛心，他对参谋长李达说：“部队遭敌突袭，这是一个教训，责任应该由我们承担。你再把情况核实一下，我要给周恩来副主席写检讨。”

作为川军先头的第122师第364旅于10月24日凌晨到达阳泉车站。又渴又饿、疲惫至极的川军弟兄透过微弱的亮光，看到车站上乱糟糟的。不光车站上如此，沿途他们看到，在整个正太路两侧，逃难的人流和溃散的士兵拥塞着视野，遗弃的物资遍地都是，这时他们才真正感受到了越来越浓烈的战争气氛。

黄绍竑派高参陶钧手持他的命令在阳泉车站等候第364旅。有人把一个个头矮小、满脸胡须的中年将领带到陶钧面前。中年将领操着浓浓的四川口音说：“我是122师364旅旅长王志远。”

陶钧说：“王旅长，弟兄们辛苦了！黄副长官让兄弟代为慰问并转达命令。”

王志远从陶钧手中接过黄绍竑的手令，见那张纸片上写着：“不必待师部到达，立即依照战区参谋指示，徒步向正太铁路南侧，平定东方之东回镇、西回村与友军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