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夏末秋初，山西省国民政府参议员程珩辞职回到了他的家乡碛口。

原来，“晋西事变”之后，阎锡山因为与共产党的“合作”实际破裂，蒋介石又以“增援”为名，派胡宗南进占晋东南并一直赖着不走而感到了一种“四面楚歌”的恐慌。这一情况自然瞒不过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他们先派出一个名叫白太冲的汉奸偕日本特务小林高安潜入晋南打探虚实，接着便派人秘密会见阎锡山实施拉拢。阎由此发生动摇。阎锡山先释放两名重要日俘，并将他的族孙阎立仁送太原“经商”，以表示对日“友好”之意向。由之，双方开始了进一步的高层“接触”。去年11月，阎锡山派赵承绶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谈判。阎锡山为此次谈判提出“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四项原则”。赵承绶代表阎锡山要求日方先为山西装备三十个团的兵力，并将孝义归还中方。对此，日华北驻屯军兵务局局长田中隆吉授意太原日军：“只要阎锡山肯投降，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暂时不必斤斤计较。”此一谈判一直延续到今年3月，日方答应阎提出的所有条件，双方签署《汾阳协定》。

在克难坡，阎锡山上述行动，开始只有少数几个最核心的人物了解，一般人只是隐约听得些风声罢了。如此，当《汾阳协定》签订的消息真个传开时，便无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石击起千重浪”的震撼。早在去年冬天，程珩就听说了阎派人与日方“接触”的事。这消息让他半信半疑，内心充塞了无法言表的徬徨与苦闷。年关到来的时候，他的妻子盛秀兰死难的噩耗传来。返乡奔丧期间，他是深切感受到“百感交集”的滋味了。作为丈夫，他感到有愧，愧对妻子多年来对他的那份情意。他为自己未给妻子应享受的珍爱和呵护倍感内疚。说起来，他们成亲已有十多年了，可他仿佛刚刚发现妻子原来竟是这么一个刚烈的女性。一时间，妻子那一双怪模怪样的小脚竟也变得美丽无比了。站在她的灵前，他感到了自己的渺小。日本鬼子，这是整个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仇敌。在这个仇敌面前，他没有做到她那样的英勇无畏啊！于是他的思维又回到了克难坡。彷徨与苦闷已为忧虑和焦灼所取代。丧事过后，他匆匆返回任上。

克难坡幽暗阴冷依然。

当那《汾阳协定》签订的消息传入程珩的耳廓时，他在一瞬间的错愕过后，内心便只剩“愤怒”两个字了。作为省府参议员，他当即去见省主席赵戴文。赵戴文客气地请他坐下品尝“云雾”，对他妻子的英勇牺牲极表赞佩与痛惋，又不厌其烦地询问他返乡奔丧的种种见闻，却绝口不正面回答程珩提出的问题。最后，当程珩愤怒地质问：“《汾阳协定》的事您到底知道不知道？您到底持何种态度？”赵戴文才说：“程先生您放心。我赵戴文向来对司令长官都是言听计从，但在这件事上绝不含糊。如果他真的投降日本人，我宁肯跳黄河去死，也绝不跟他回太原去事敌。”与赵戴文这一“宣言”相呼应，晋系军政干部中的大多数都明确表态，绝不与鬼子妥协。而此时蒋介石也已侦知阎的这一动向，一面派出大批特工对阎实行严密监视，一面答应阎：中央将酌情在兵源、装备等方面给山西以补充。就在程珩会见赵戴文三天后，阎锡山亲自主持召开了军政干部代表座谈会。程珩也被邀请参加了。阎锡山在会上慷慨陈词：我阎百川（阎锡山字）自打“七七”事变以来，是没有一天不想和日本人拼命的。诸位想必没有忘记绥远战役吧？从那次战役开始，我已经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押上了。可说到底，“拼命”拼的是金钱呀！老蒋捂着兜儿给不了咱几个大子儿，反倒派来个胡宗南赖在咱屋里不走。大伙想想他这是要干甚？还不是想从咱钱柜柜里抢钱啊？共产党哩，现在他是既防着咱抢他的钱，还想着从咱这抢钱。咱面对这样一种情况该怎办嘛？我还是那句老话：存在乃发展之根本。咱得学会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现在我朝思暮想的是怎么把日本人兜儿里的钱弄出来武装起咱三十个团的兵力。咱武装起这么些军队为干甚？我阎百川不想受老蒋和共产党的摆布，难道就想受他洋鬼子的摆布了？

座谈会后，程珩情绪稍安。

然而，日本人的兜儿岂是好掏的？当他们发现阎只是一味索要“装备”而并不真的在投降之路上朝前迈步时他们也警惕起来了。日军侵华头子冈村宁次从南京专程飞抵太原研究对策，接着便一面警告阎“最后时刻已到，再不允许持观望态度”，敦促阎亲自出面进行谈判，一面加紧对晋绥军的军事扫荡，对阎施加压力。在此种情况下，阎的“戏”演不下去了，不得不答应亲自出面与日军驻晋头目花谷正谈判。5月11日，阎锡山与花谷正会谈于离克难坡不远的安平村窑洞内。花谷正单刀直入，逼迫阎在脱离重庆政府的宣言上签字，阎看看日军是“不见兔子不撒鹰”，自己要想在签字投降前得到那批“装备”几乎不可能，于是便在沉默四十分钟后，终于明确拒绝投降。花谷正恼羞成怒，一面加紧对阎占区实行经济封锁，一面调集军事力量，对晋绥军之劲旅三十四军给予毁灭性打击，扬言要“直捣”克难坡，还将安平会见的传单撒到重庆街头，离间蒋阎关系。

日方的经济封锁、军事进攻，倒是促成了晋系内部同仇敌忾的团结御侮，但接下来发生在克难坡的事却是程珩没有想到、无法接受的。阎锡山指使以王靖国为首的“山山铁血团”骨干分子对前段曾经怀疑过阎日勾结并在那次“座谈会”上发表过“激烈言论”的部分干部进行“甄别”，并以“诽谤领袖”罪秘密处死数人。程珩虽然没有被列入格杀名单，但也被软禁审查了半月有余。王靖国代表阎锡山向被“甄别”者训话说：抗战也好，国民革命也罢，要达成最后成功，没有对领袖的绝对信任和绝对服从是绝对不行的。

程珩从这三个“绝对”中感受到了一种无以言表的沮丧。从打青年时代起，他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可是与这三个“绝对”水火不相容的。他看着“铁血团”骨干分子一个个张牙舞爪的样子，突然想起有关这个组织叩头认主、歃血为盟的种种传闻，心中不由恍然：原来所谓“国民革命”不过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一次次农民“揭竿”的延续，不过是把这个土皇帝赶下台，再把那个土皇帝扶上去罢了，封建专制的实质并未改变。

对程珩的“甄别”终于结束了。王靖国代表阎锡山对他表示抚慰，说：程先生追随革命多年，工作一向兢兢业业、有目共睹，望程先生今后还能再接再厉。

程珩却是怎么也无法“再接再厉”了。他食欲不振，浑身稀软，头昏脑胀，心律失常，在床上辗转整整一月，突然想到了冯汝劢。年前返乡奔丧时，他见过他。他带着他去晋西模范高小参观过。当时，他目睹校园那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目睹冯汝劢那满脸的得色，一股怅惘之情突然在他的心头潮起。现在想来，那怅惘之情其实已是一种向往了。

程珩的“病”更严重了。有一天，赵戴文来探视，看着他萎靡不振的样子，叹息道：眼下，日本人随时有对克难坡发动攻击的可能。要不，程先生还是回乡去养一段？程珩作一份难舍难割状，说：“看我这一副样子，岂是养一段可能好的？程某已成废物一个了，实在是有负阎长官赵主席的栽培啊！我知道，战争年代兵以精为贵，我看不如就此辞职算了，免得尸位素餐。”

赵戴文看看挽留不住，便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