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店走出来，我有一种如沐春风之感，摸摸自己被一双80岁还工作的老人的手仔细抚弄收拾了半天的脑袋，那种冬日里氤氲的暖意让我想要倾吐一点什么。但我发现，我不能用任何现成、既有的“学理”或经验去描述我的感受。这家隶属耶鲁却份属私人的60年老店，这位82岁不愿退休每周坚持工作三天，同时不忘打高尔夫却从不上教堂的前老板现半职员工的心情故事，你把它搁在哪一种“主义”框架里它都要溢出来：既不符合马克思的阶级、劳资经典定义，也不好套进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警论述，甚至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经验层面，它也未必是因果对应的。但这么偶然化、个体化的“生活事件”，你却又在此地生活中随时可以感受到它的普遍性和日常化。——我可以怎么样去描述它呢？

这么想着的时候我心里突然一动：你为什么非要把活生生的生活感受套到什么本质化的概念框架之中去描述不可呢？从什么时候开始，离开舶来的术语概念我们就似乎要“失语”——几乎无以言说任何话题呢？理性的思考、知识的讨论，为什么非得要套上某个单一的“主义”靴子而不能举步前行呢？我忽然想到捷克的书生总统哈维尔那句名言：“回到真实。”所谓“真实”，即是真实的生活感受，即是真实常识所构筑的经验世界，即是丰富多义、纬度无垠、无以单一名之的具体存在。如果不能充分感受生活真实里蕴含的多重以至无限的可能性，我们怎么可能充分、深刻地描述生活里寓含的真实意义呢？

原来，所谓“学理”，首先必须是建筑在真实的“事理”之上的。而“事理”，就是常识范围的道理，就是平常事物所构成的基本面相，就是人之为人的自然人性所不能悖逆的基本法则。回到文首提及的那点疑惑：我们的思考触觉究竟应该“植根何处”？不是这个玄奥的这个“学理”那个“主义”，而是——老子说的“归朴”——首先应该还原到真实、常识、日常经验的真实感受，从切身的社会、历史体验里真实感受到的平常之见。所谓“平常心”——历史的平常心与社会的平常心，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时潮迭变的时代，实在非常重要。

这一悟让我至少想到：哪怕是这么琐细的日常际遇故事都很难以单一的“主义立场”名之，何况多元复杂的大千世界呢？在今天的多元世界，即便同一范畴的同一命题，马克思与凯恩斯、哈耶克与哈贝马斯，完全都可能或可以各据真理的一端，但也都决无法代替真理的全部。我自己的言说，又何必划地为牢、囿于一见之扰呢？今天是“哈耶克”，明天用“哈贝马斯”，又有什么不可以？这倒应得上“后现代”大家福柯20世纪80年代初说过的那句有名的话：“或许，当前的目标并不在于发现我们是谁，而是拒绝我们是谁。”

会议生活

不在乎开会的议题，但在乎来的是什么人。

开会？这是在美国，会还没开够吗？

校园里每天都有会，“伊妹儿”(email)上的单子见天一大串。康正果问我：去，还是不去？

孙康宜张罗的会。李陀、刘禾来了，王德威、张旭东也要来，能不去吗？

康正果总是能比我免俗。朋友的面子比天大，就是研究吐火罗文与《金瓶梅》关系的奇谭，恐怕也得硬着头皮“躬逢其盛”。

他贼精，开幕酒会上露个脸，首场演讲点个卯，随即蒸发，但日程表上的晚宴一顿不拉。我愚笨有加，天天把自己装点得人五人六的（否则不合“常青藤”规矩），抱着一大摞论文稿本，听得两眼发直头皮发麻也得正襟危坐。犯困的时候得十二万分小心，千万不要发出如同邻座一样杀风景的鼻鼾声。

《诗经》与阐释学，宋明理学与康德，咖啡馆、酒吧与哈贝马斯，全球化语境下的汉学传统，新左、自由派与中产阶级趣味既得利益集团，《英雄》与伊拉克战争及新帝国主义，sars疫情与政治改革新闻自由……

咖啡休息时间，领着李陀逃会。她在就算你在，让刘禾盯场就行。“正是江南好风景”。过完艾略特的“残酷的四月”，五月是新英格兰的最好季节。樱花刚谢，妍红粉白夹道。不是想看耶鲁和纽黑文的建筑吗？这里有小建筑博物馆之称。设计华盛顿越战纪念碑的耶鲁华裔毕业生林樱又为校园贡献了一座永久设计——“女人桌”。是吗，林樱真的是林徽因的侄女吗？这条小街是新大陆最古老的住区，每一座房子都有不同的门脸故事。看看那排罗马大柱，可惜是木头上的漆。让康正果陪你去淘旧书店，我得溜回办公室查查电邮(email)好应付学生的期末考试提问。其实是抓空在沙发小眯了一会儿，抖抖精神又装着没事儿人一样混回会场，把论文稿本哗啦哗啦翻到刚好的那一页。台湾学者正在讨论韩国的儒学传统。有一个提问者故意把问题设定在诡异的前提上，然后加以别出心裁的发挥。有人喝彩。议题主席提醒他超时了。我还能提第二个问题吗？这回是真正的问题。众人哄笑。

可能最重要的场合是每一场招待酒会。听会是否在场或许无关宏旨，但会议上气氛最松弛最自由的交际场合却万万不可缺席。好久不见很高兴又见到你最近一定不错大卫朱娣怎么样；我是克鲁克早就听过你的大名你在哪里高就？轻松空洞不一定就是说了白说。据说是哈佛学生的名句：“教授在哪里？教授在空气里（inheair，在天上）。”校园里为本科生开坛讲课的都是嫩麻杆儿的a（助教），哈佛名教授们全在“空气里”飞来飞去参加各种学术会议。

会议，就是此地学术的“空气”，而招待酒会，则是那顿“天上”的筵席。这反而是最符合奥林匹克精神的：“重在参与。”能交出什么成色的学术论文太不重要了，受邀不受邀、出席不出席却是顶顶重要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一大拨学者为“非典”挡道废了一身武功无语问苍天。那位欧洲来的忧郁教授为无人主动跟他打招呼生了一整天闷气。联络感情的方式也是彼此确认的方式。江湖地位、学术层阶往往因此而改观。下年度亚洲学年会议题主讲人的安排，此一行当彼一专业终身教职的空缺及其最新动向，研究生找工作请名教授写推荐信的最好时机，任何一个偶然都可能造成人生际遇的天壤之别，上帝的微笑一定就在下一个瞬间升起。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耶鲁鼎鼎大名的史景迁教授，他开的中国明清史课常常一次500到700个学生来选，是耶鲁校园的著名景观。史景迁还用介绍吗？我刚刚读过北岛写的《上帝的中国儿子》。他刚刚结婚了你知道吗？是谁结婚？北岛还是上帝的儿子？

她确实是不错的。她每一篇论文提出的都是新问题，用的是新材料，给相关领域提出一道新的标杆。他成吗？他中文都说不顺溜，用哈贝马斯、马尔库塞、詹姆逊、利奥塔研究北京大众流行文化，是在高射炮打蚊子吧？她做的工作放在中国就是“国家级重点课题”，非集一国之力无以完成，她却自己单枪匹马纠合乌合之众在数年之间完成了，绝对是开创性的大工程。了无新意。这么重要新鲜的议题被他说得淡出了鸟来。本来我就是冲这个题目干坐了半天等着开眼界的，扫兴扫兴。查建英写给《纽约时报》的文章你怎么看？你说她是反战的还是主战的？问题意识！主义与问题，学问和思想，孰重孰轻？你这是在回避真实问题。这完全是一个假命题。谄媚霸权这是学术的堕落。迎合专制难道就不堕落吗？有没有可能是同一张思想学术版图，大家只是各据一端？你这不是包容，你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没有意义的和稀泥。好像只有你们中国学者开会才会这样讨论问题的，美国学者之间……

一位曾经的研究生如此陈述现在再不愿意“研究”的理由：“每天读书十几个小时，绞尽脑汁做那种只给教授一个人看的文章。那种文章是从这本书抄到那本书的‘杂拌儿’，但教授要看的就是这种杂拌儿，你引的书越多，说明你越有能耐——渊博！在这种价值观的推动下，事情变得滑稽起来。我们在研究艺术史，却已经轮不到去研究作品本身，你必须去研究所有对这张作品的研究。前人的研究仿佛是这张作品的路障，你得越过这些路障设法走到最前面去。然后，你的研究将成为另一道添置的路障，给后面的人挡道。整个事情就是这样，能越过别人的路障是一种能耐，能挡住别人是另一种能耐，我们这群人于是就在这种累人的游戏里互换这两种角色。我们没法跟艺术家神交，没法对作品说出直觉感受——因为别人已经说过了的话你得小心绕过去，哪怕别人说的是对的，你也要绕过去，不能重复，重复是你没能耐。你必须拼命设法跟别人说得不一样，这被定义为创造力。这是一个可怕的接力赛，不知道这样无休止的研究会把我们最终引到哪里去。”（王瑞芸《美国浮世绘》，上海三联书店，2003）

唉唉唉，所谓现代性其实就是以文明开解一种愚昧，然后再用文明编织另一种愚昧。

午后散会，王德威在教员俱乐部长长的领取自助餐的队伍里凑过头来说：每次都是这样，匆匆来了说了就走了，也来不及好好说一会儿话。张旭东把我拉到一边，悄声说，咱们再约上几位哥们儿姐们儿，到外面泡一阵子咖啡馆，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