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莲的白灯塔》则完全是一篇美文，这样的文字功力，即便是放在今天那些“专业写手”手中，也不是可以轻易为之的：“……也是一个盂夏的黄昏，我在爱琴海畔，独自眺望着地中海的落日。重重的碧波，一重涌着一重，浦上礁岩，化作千丝万缕，沿着岩隙礁缝，直泻进来，只一瞬，便又急急地寻路归去。落日余晖，映着爱琴海中的小岛，裁罢蜀锦展吴霞，低低抹在秋天半，碧绿侵蚀着火红，太阳沉沉地向大海落去，一片浑圆，渐渐的便只余红一线，透出碧波。忽然，微微地跳一下，便都没有了。……”（第13页）再如写香江初见金庸：“……不过当晚，金庸还是约了几位棋文之友——我还记得，其中一位有一对炯炯眸子的青年，是胡菊人君——在半山他的寓所小聚，美酒佳肴，继之以围棋。风卷残云之后，就天南地北地谈起来，从聋哑老人的珍珑棋局到刚起的‘文化大革命’，兴尽而出，已过子夜。望下山去，灿灿烂烂，也分不清是星、是灯、还是渔火，只是好一片江山。”（第56页）

“淑世”这个词，在台湾报章上出现很多，在大陆上却显得陌生——或者可以理解为大陆上通用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吧（但不尽然相类，近年北大陈平原君提出的“人间情怀”几近之），它表示一种入世的、与现实保持一种参与、亲和的联系而又始终坚持独立、中立态度的入世与用世方式。爱德华？萨义德曾在他的《知识分子论》里强调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特质。——“公共性”，就是“淑世”。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曾言：“就‘士’只重视‘知识’而言，他是近于希腊哲学家的；古人以‘通古今，决然否’六个字表示‘士’的特性，正可见‘士’的最重要的凭借也是‘理性’。但就‘士’之‘仁以为己任’及‘明道救世’的使命感而言，他又兼备了一种近于基督教的宗教情操。……就其兼具两重性格而言，中国的‘士’毋宁更近于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引言——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沈君山的《浮生三记》，正是这样一本“淑世”的中国土人——现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心灵读本”，它的意义，它的余味，是让人一卷在手，可以咀嚼再三的。

平视“美国月亮”

——读《美国浮世绘》有感

记得哪一位华裔学者说过：到美国三个月，可以写出三本书；旅美三十年，反而无以举笔为文了。近年来，坊间华文书市流行的种种旅美欧行一类的文字，大抵是这样两类：要么是“三个月”式的水过鸭背的观察与书写，虽然总能洞开某一扇新的窗口，拓出某一种新的视界，却总嫌太“即景”、太“速成”、太“快餐”化；要么是“三十年”们那些术语高深、高堂讲章式的“西方研究”、“话语探讨”之类，架子吓人而内囊空虚。我一直想在“文化快餐”与学院派的“满汉全席”之间，寻找一种像一杯清茶、一壶淡酒、一席家常小肴一样的书写视角，建立自己一种平实而非猎奇的、可以自由进出也可以品味赏玩的异域观察与的趣味。读完新近面市的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裸眼丛书”之一、王瑞芸的《美国浮世绘》，我就有这种满足感，觉得这是它最值得向读者推荐的地方。

说来无甚惊奇，如果不加注意，你很容易把《美国浮世绘》混同于当今坊间那些描述域外风土人情的“三本书”们。《美国浮世绘》是作者的旅美生活实录，讲述的是“我的美国教授”、“我的美国邻居”、“我的美国同学”等这样的平实故事。从经历上看，作者王瑞芸本来是应该归入“三十年们”的行列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即已负笈美国，从1980到2000年，刚好跨过三个十年，按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留学辈份”算，几乎可归入“奶奶辈”了。难得的是，书中始终保持着“三本书”们那个乍一接触异域文化的新锐视角，这种视角的异质“惊奇感”，是要紧紧吊住读者胃口而读之欲罢不能的。读《尼克和安妮》、《一个关于美国富人的故事》等，那种忽然发现了某个超出常规想象的世界、仿若窥视他人内里生活情状的快意感受，使得此书在我们家中成为抢手货，妻子和我为争得某文的“先读权”而几乎要发生口角。同时，这一新鲜视角，又不是隔岸遥望式的“仰视”的、或者自以为成竹在胸式的“俯视”的（那大抵是“三十年们”常有的角度），而采取的是一种置身事中的平视眼光，作者既是观察的“他者”又是叙述中的“我们”，既观察入微，写来临场感十足而趣味横生：又独有洞见，每每在许多平凡话题里生发新思，让你读罢掩卷沉吟再三。

这是一本“有思想”的书。处处透出作者平实深挚的思见。比方，对美国学院派式的“学术追求”，书中的多篇文字都言及作者自己在一度沉迷而后幡然有悟的细致过程，写来让人怦然心惊又感到豁然畅朗。“……每天读书十几个小时，绞尽脑汁写那种只给教授一个人看的文章。那种文章是从这本书抄到那本书的杂拌儿，但教授要看的就是这种杂拌儿，你引的书越多，就说明你越有能耐——渊博！在这种价值观的推动下，事情变得滑稽起来。我们在研究艺术史，却已轮不到去研究作品本身，你必须去研究所有对这张作品的研究。前人的研究仿佛是这张作品的路障，你得越过这些路障设法走到最前面去。然后，你的研究将成为另一道添置的路障，给后人挡道。整个事情就是这样，能越过别人的路障是一种能耐，能挡住别人是另一种能耐，我们这群人于是就在这种累人的游戏里互换这两种角色。……你必须拼命设法跟别人说得不一样，这被定义为创造力。”作者最后决意背弃这样一种“学术生活”，哪怕脱离“主流”而甘处“边缘”也在所不惜，因为——“这是一个可怕的接力赛，不知道这样无休止的研究会把我们最终引向哪里去。”（《年轻并不见得好》）这样清醒的认识，可谓一语道破了当今西方院校各种术语新颖而于事无涉、“各领风骚三五天”的“主义”时潮的根本症结所在。在今天各种脱离社会真实命题、亦步亦趋追着欧美院校“主流”话语而却自以为是“独立思考”的流行时潮之中，不啻是一记清钟罄响。正如作者在自序中说：“仅是把西方艺术史从原始到现代摸熟算个什么事呢？这还真不算有多少文化。且只看我跟西方人接触时那副拿捏不住自己的模样——不知道对他们应该恭敬还是随便，经常会把这两点都做得过火，这其实反映了自己对西方的紧张。仿佛西方，更具体地说，美国，是一个神圣的光环，笼罩着从那里走出来的每一个人。我相信，这种心态对国内不了解美国的人可能至今还是鲜活的。真有文化，何以如此怯场？”

在这样一种平实的——回到生活真实、同时在生活真实中了解生命的实在意义的生活态度和写作视角之下，《美国浮世绘》里的许多细微观察和思考，就变得别意、别趣横生了。比方，写中国人的重视吃和美国人的重视礼物包装背后的文化潜意识（《吃饭》）；写对赌城拉斯维加斯背后透现的“美国民族的可爱”（而非一般想象的对“腐朽没落”的“批判”，《拉斯维加斯记》）；包括，对今天被市场和流俗捧到了天上去的画家梵高的认识：“他失意的时候，他的卑贱被夸张了；他得意的时候，他的伟大被抬高了。”（《伟大的梵高》）在在都有过人的见地，都是从真实的意义土壤里掘出来的鲜活的思考果实。

作为一个散文随笔的读本，这样一种平和坦然的心境，还化作了作者仿若清水清风一样清简淡雅的文字。书中写人物，无沦写美国人（“我的美国教授们”、“同学们”、“邻居们”）写中国人（《三家村》《我的朋友朱丽》《记一位旧识——李晓英》），写来情感饱满却笔触节制且游动立体。几篇看似闲散的文字，写猫的《塞巴斯卿和亚蒂》《戒指》《喝酒>《鸡》与《养蚕》，细致的白描里那种略带冷然而富穿透力的观察评述，那种不经意的幽默和逗人的童心童趣，都配得上《喝酒》里形容“乌河纯酿”的那句话：“温和而有余味”，让人读得舒坦爽快而不欲释卷。

<美国浮世绘》里贯穿的这样一条思感线索是相当值得重视的：不要用观念来层层阻隔自己、修正自己、装饰自己（见《戒指》）；不要“用观念去否认自己生命的真体验”（《喝酒》）。我们中国人感知外域的方式，常常喜欢非“亲”即“夷”的走极端。过去这一百年来，关于这个“美国月亮”，就充满了各种“天堂”、“地狱”式的言说定式。前些年一部流行及同名电视剧更把这种定式格式化了：“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美国，因为美国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美国，因为美国是地狱。”这种思维定式“外化”到社会政治生活的进程里，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所谓“非羡即妒”或“羡妒交杂”的心态。百年来要么“全盘西化”要么“美国佬滚出去”的折腾，其实都源出于同一个被大大夸张强化了的民族主义的“强国梦”。这其中缺的，其实正是一种摆脱理念的框框条条的，真实体验生活和生命的知人论世的平常心。

有一句流行熟语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对外部世界的观感，其实源自对自身生命的认识尺度，和对自身内在生活方式的透视和把握能力。中国人是人，美国人也是人。只有回到人性的真实内涵上、生活的真实细微上，去体味，去透视，摆脱以往用要么“仰视”要么“俯视”的习惯，我们才可能找到一个平视他人也平视自己的面世态度，才可能在参与中包容，又在包容中理解，再在“有容乃大”中找到自己真实的自信。用作者在自序的一句话说，则是：“人出生在哪里并不重要，做中国人还是做美国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了解生命的意义，不解决这个问题，你在哪里生活都会有问题。……我们应该认识人生，认识一种剥离了种族、国家和文化的基本人生。”这种对真生命、真生活的真感受，正是读完《美国浮世绘》让人低徊再三的地方。

聆听新世纪写实艺术的足音

——读陈衍宁油画近作兼论美的形式与深度

他走出了自己

他走出了自己。当我在笔记本上记下这行字的时候，身后的画幅和身边的画家，其实是置身在一个相当“身不由己”的画事环境之中的——

不显山不露水的，旅美中国大陆画家陈衍宁，近年来成为国际油画肖像画界声誉鹊起、合约最多、热度始终不退的热门画家之一。作为美国肖像画中心的专属画家，陈衍宁已经累积了近十年的绘事口碑与不凡业绩，在每年香港佳士得(chrisie)的中国当代油画拍卖中，他的画作一直是收藏家竞拍的热点，画价始终高居不下。多年来，他的画作成为进出欧美博物馆、画廊、年展的常客。

早在1987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与美国克夫纳画廊合办的“中国当代油画展”第一次在纽约举行。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油画的风貌第一次完整呈现在西方观众面前，同时第一次标价售画，接受国际艺术市场的考验。陈衍宁的《母与子》在画展中广受瞩目，自此因缘际会，踏上西方油画艺术的竞技舞台。1999年，作为迎接千禧年的重头节目，“中国艺术五千年展”在纽约古金汉博物馆隆重推出，引起广泛轰动。陈衍宁的画作作为少数当代作品入选其间，因而又一次引起舆沦的关注。

但是，这一切，似乎才刚刚拉开了画家成功的序幕。

最近两三年间，在英国方面一再邀约下，陈衍宁完成了从伊丽莎白女王夫妇到安妮公主等皇室重要成员的多幅肖像画作。影响所及，从英伦、欧陆、北美到香港、东南亚，从诺贝尔奖得主、国家大法官、国会议员、州长到各界社会名流包括商业巨子，画约、订单一时纷至沓来，应接不暇。当我和陈衍宁言及这一切时，画家淡淡地回答我说：现在，我反而可以画一点自己真正想画的东西了。

此一语何其沧桑。艺术家在海外的生存立足不易，艺术市场的商业需求及其限制，已经成为多少人老生常谈式的梦魇与畏途。经过20多年来东、西方艺术的交流、撞击、了解与适应，“西方艺术殿堂”早已撕去了神秘的面纱，成为多少向往者、涉入者的梦碎之地和梦醒之地。而所有涉足其中者，所面对的，则又是西方艺术史业已累积了近千年过千位经典大师的经典作品所设立的高标杆。尤其油画、肖像画这一领域，则可说是在中国人的传统资源里最没有优势，而西方却早已巨人林立，从形式到技法都已臻于炉火纯青之境。所谓生存，所谓立足，首先都是与这样一个潜在的“巨人”竞争，不但需要站在“巨人”的“肩头”，而且是需要具体与“巨人”等量的“拳头”的。

这是一个真正的艺术擂台。尤其在肖像画这一个最考画家“笔头”与“眼力”的行当，其胜败、输赢，是超越种族、国界、流派、意识形态等功利性考量的。既不能靠虚张声势的商业包装和炒作，也不能逞目空古今、我行我素的书生意气，甚至民族主义的大空话也无济于事（如“中国人一定……”如何如何之类）。画家对描绘对象的精神、形态的观察能力与把握能力，其造型、构图、色彩等方面的技法表现，在盈时尺幅之间纤毫毕现，全然是“一眼见真章”的事情。

于是，陈衍宁的这个“走出自己”，就显得殊为不易了。在语意上，它至少包含了这样三重涵义：首先，在“巨人”环峙、对手云集的西方画坛，且又在世纪之交的艺术潮变之中，一个艺术家，应该如何“确立自己”？其次，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的大视界之中，同时在饱览大师名作、视野开阔并且求新求变的全新艺术环境之下，如何“走出过去的自己”？最后，在艺术市场的商业需求和艺术创造的个体追求之间，如何有所放弃，也有所执著，不被“商业成功”冲昏头脑，在艺术上“走出一个全新的自己”？

陈衍宁，交出了漂亮扎实的答卷。

“obeornoobe？——存在或者毁灭？”

——新世纪艺术的危机与挑战

作为评论者和观察者，仅仅为一位成功画家写出一篇溢美文字，其实并不能形成我此刻的写作动力。在陈衍宁的努力背后，我读出了画家苦思苦求的许多“画外之音”，这些声音带着某种沉甸甸的分量，触动、也契合了自己近时以来对于艺术、文化问题的一些思考。我以为，这是值得把它略作开展，置放在新世纪文化艺术前景的大视野之上，细细加以观照掂量的。

世纪之交，围绕对刚刚逝去的20世纪文化、艺术的整体功过得失，媒体舆论界、文化学术界曾有过许多深入的讨论。各种臧否褒贬的看法或许见仁见智，难以定于一尊，但是，有两个基本前提，笔者以为，大概可以作为各方见解凝聚出来的共识：其一，20世纪，是一个人类文明创造最频繁、成果也最丰硕的时代。在文化艺术的领域，则是个最多元同时最多产，最多“主义”、“流派”产生，创新周期最繁密，新陈代谢最急剧的时代；其二，正如20世纪过于急速频繁发展的工业文明及其科技发明，已经给人类社会带来许多诸如环境污染、贫富不均、商业宰制等严重问题一样，文化艺术方面，过于急骤密集、急功近利“创新”、“突破”，追逐新潮，“唯新为大”，只求”“反叛”、“颠覆”而无以守成、传承等，也造成了许多严重而深刻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