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的现任校长理查德？雷文(richardclevin)，恐怕是耶鲁历史上“中国情结”最深、在“中国事务”上用力最重的一位校长。数年以来，他亲自主导、并恳请我等东亚系教员参与其事的“中国十二所大学校长暑期培训班”、接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来访、在北京大学直接开设耶鲁分校等大事，已经使得耶鲁校园内到处弥漫着一种近似“开谈不说《红楼梦》（中国事），读尽诗书亦枉然”的气氛。著名史学家史景迁教授(jonahanspence)开设的中国历史课，修课的学生动辄就是五六百人，早就蔚为耶鲁享誉汉学世界多年的奇观（大概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但耶鲁人不好这一味）。转眼之间，中文俨然已经成了耶鲁校园内的“第二大外语”——“第一大”为西班牙语，雄踞“第二大”宝座多年的法语竟被挤了下来，这在美国各大“常青藤”大学中都是“破天荒”的事情，更是耶鲁校园的“全球化”风潮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相较于耶鲁的“向中国敞开大门”——也就是真正向异己的世界敞开胸怀，想想上文提及的那些“爱国愤青”们喧嚷的“抵制……”、“防止……”，其掩在缺乏民族自信之下的狂傲与自卑，倒变得有点可怜和滑稽了。

“要不要……”还是“能不能……”

在我看来，当今时势，所谓“全球化”，并不是一个人为设计的主义和构想，而是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发展的复杂流程中，各种利益需求关系经过长年的竞争与合作、挑战与回应等，逐渐形成的一种历史的“合力”结果，也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客观存在。窃以为，面对这样一种客观存在，不管是作为一种民族的抉择或是一种价值的确认，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停留在意识形态批评的层面，反复去辩难、论证“要不要……”，其实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余地很少、自耗能量很多却于事无补的；对“能不能……”的思虑——如何确立自身在当今“全球化”、“地球村”大格局里的位置，如何在这样一种新的历史大格局中开放心胸思路，以把握自身的历史发展机缘，反而是我等百年来为“强国梦”赴汤蹈火、前仆后继而在所不惜的华夏儿女，需要真正“在所不惜”去执著用力的地方。

耶鲁，虽然是一个引领各种西方人文社科新潮的发源地（所谓“耶鲁学派”是也）。但据我的从旁观察——从每月出版的“耶鲁全球化研究”，到每周频繁举行的各种关于“全球化研究”、“区域研究”的大小研讨会，只要浏览议题细目，你会发现：同样引领风潮的耶鲁“全球化研究”，从一开始，就没有在“why”（为什么）和“wha”（是什么）这些“要不要”的问题上做过多的着墨纠缠（理论上探讨“why”和“wha”虽然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而是坐言起行，立即就进入了“how”（具体政策方略）和“where”（区域）、“when”（时机、机遇）——也即是“能不能”的实证性、实践性的课题讨论和专业化的社会参与和合作。

按照海外著名史学家黄仁宇和唐德刚几乎异曲同工的“大历史观”的看法：作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的进程，中国所迎接的挑战，其实不是自1840年清道光年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始，而是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83年进入中国的明朝万历年间，就正式开始了。更确切地说，“世界是平的”（据说以此为题的这本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译著，曾成为中国的畅销书），回应这一挑战的需要，实际上自16世纪5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就逼临在历史悠久、千年来始终高踞世界发展中心高位的泱泱华夏民族面前了。但是，又正是无以摆脱的这种“高踞中心高位”的“天朝心态”，使得自1560年（那是利玛窦进京的年头）迄今的五百余年之间，面对西学东渐，东、西文化交会与撞击的议题（在今天看来，也就是“现代化”亦即“全球化”的议题），从“洋务运动”时期的“体用之争”开始，一直延伸到百年后的“清污”、“反xx化”、“姓社姓资”之争等，我们耗费在“要不要……”上较劲论辩的精力和时间，都太多太多了，而对于“能不能”的思考与实践，则是太少太少了，以至我们自己常年陷身于“要不要”的自耗之中而毫不自知。所谓“大国崛起”之路，也就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了……

文章没待写完，便又接到法学院另一个视频全球联席会议的邀请。这一回，议题更尖锐“入时”：“关于伊朗：美国和中东穆斯林世界的对话”。为了迁就主会场——中东约旦地区的时差，会议定在早晨8点半就开始。因为话题热门，我一大早顶着微雪匆匆赶到会场，发现现场早挤满了各种肤色的学生、教授，其中尤以裹着穆斯林式头巾的女性面孔引人注目。大家就着备好的咖啡、甜面圈随便对付着早餐，还是由那位叫“格林”的法学院学生做主持人，并请方格子里身在约旦而曾留学美国的一位英语非常流利的巴勒斯坦年轻作家做话题引言人，这场从一开始就带着针锋相对的火药味的跨地区、跨种族、跨宗教的对话，拉开了帷幕。或许是窗外纷飞的雪花对视频的干扰，又似乎是象征着“文明的冲突”对于“全球化”命题的冲击，荧屏上的电波讯号不时被中断，在语流的高低休止、影像的动静明灭之间，我勉力撑到上课时间抽身离去，回身一望，我又一次看见：小方格里自己的蠕动的身影，像是一只打着摆子的蚂蚁……

耶鲁学生眼里的中国

——耶鲁风景线拾零

“心热”

读耶鲁学生用中文言述的中国话题，时时读得我心热，又时时读得我心惊、心痛。

“……去过中国以后，跟更多从中国来的人交朋友，我就发现我的教育经验有很大的缺点。我到现在为止，只是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来看中国。我是有点太骄傲了，我把所有耶鲁教的东西都看成是真理。实际上我只是在一个美国的镜子里看对中国的反映，用这个方法看不出很重要的部分。我需要了解中国人自己觉得他们的国家怎么样，自己有什么看法。如果我把这两个部分——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和中国对中国的看法，放在一起比较，就可以自己决定哪个是比较正确的。这样，就不应该继续依靠有偏见的教育来学习中国。”

这是我指导的美国学生何矛(mahuner)刚刚完成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开场白。我相信，这大概会是耶鲁三百余年历史中——很可能也是全美国以至整个西方国家的大学本科生中，笫一篇用中文写作完成的毕业论文(seniorhesis)。今年耶鲁东亚专业破天荒地批准了四年级本科生何矛提出的特别要求：不用英文、而用中文完成他的毕业论文。为了了解中国人自己怎样看待中国，他决定做一个选题角度独特的研究：把中国不同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作互相比较，再和美国历史教科书对相关历史事件的言述作比较。他选择了三本教科书：中国“普高版”（普通高中）中国历史课本，引起争议的上海新版教科书的中国历史课本，以及耶鲁教授、著名史学家史景迁编写的中国历史课本——hesearchformodernchina（《现代中国的追寻》），择取这三个课本里对四个历史事件——鸦片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描述作比较分析，从而找出他所认识到的历史叙述中的“真知”和“偏见”。

那天，何矛的导师——历史系女教授怀丽尔韩森(valeriehansen)把他领到我的办公室，询问我指导他用中文完成毕业论文的可能性。何矛，这位在校园内广有人缘、担任了很多个耶鲁义工团体负责人的帅气洋人小伙子，已经跟我修读了两年中国现、当代选读高级中文课程。我记得，两门课中，我给过他一个“a”。在耶鲁这样竞争激烈的校园里，很多学生也许得了一个“a”，就要打退堂鼓了。论实际中文程度，何矛也许不算我教过的学生里最拔尖的，但却是学得最为锲而不舍、也有最有思想见地的一位。我当然乐观其成也乐助其成。我问他：何矛，用中文写15页的论文，所包含的信息量和付出的心血，可是比你用英文写25页的论文（本科生毕业论文的要求），工作量要大得多也难得多哪！你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呢？我特意用了一个中国成语。何矛笑笑说：苏老师，这个“自讨苦吃”对我太重要了。我说我要了解中国人看待中国的观点，我学了这么多年中文，用中文来表达我读中国书的看法，我认为是一种更合理、更有力量的论文方式。当然……他灿然一笑：我是你教出来的学生，你不觉得，这样很酷——你也很“酷”吗？

我心头一热，大笑。

——酷。这个包含“新奇”、“特别”、“有趣”和“怪异”的字眼，在美国年轻人的生活里几乎无所不在。哈，如今也落到“老模咔嚓眼”的“苏老师”身上哕！——“何矛要用中文写seniorhesis！”“何矛实在太酷啦！”这个消息，马上风一样传遍了耶鲁学中文的学生圈子里。男女学生们纷纷向我探问究竟，“苏老师”摇头晃脑的，果真是“酷”得不行哩！

承蒙上海老友z君的越洋鼎力相助，我为何矛找齐了他论文急需的全套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何矛捧着中、英文的大厚摞书本日夜苦读，频繁地进出我的办公室，终于在截止日的最后一刻，完成了他洋洋洒洒的中文论文，上交导师。他付出的心血完全是双倍的——在十几页的中文论述前面，还加上了几乎同样长度的英文论述。我这里不便一一细列他对三本教科书所作的非常有趣的比较研究。比方，他举出文字实例，质疑了鼎鼎大名的史景迁教授对“鸦片战争”的描述后面，其实包含了一种“中国不如英国”的偏见；又指出了三本教科书对“文化大革命”的描述都有一个共同点：“大而化之”。史景迁教授的美国版是因为梳理不清楚“文革”的成因而显得语焉不详，中国教科书的两个版本却因为回避各种忌讳而对“文革”成因含糊其辞，使得这个“最敏感的话题”，反而在表面看来，是三本美、中教科书的描述中“最相似，最一致”的方面。我和韩森教授都给了这篇沦文“a”的评分。

近日获知，在韩森教授推荐下，何矛这篇耶鲁“史无前例”用中文写作的毕业论文，已经获得了耶鲁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的最高荣誉——“威廉斯奖”的提名（结果将在毕业典礼上揭晓）。

我祝福他——我知道，这同时也是对自己、对我的中文母语的祝福。

“心惊”

“在我的记忆里，那一天的之前与之后，很早就消失了。最近四年以来，我乱糟糟的脑子久而久之忘记了很多东西，可是无心保存了那一天我看到的一个云南少数民族的小村子的印象。”

我称赞我的学生麦特(他的英文名字同样叫ma)，他这篇题为《我想象中的中国农民》的中文作文开头的第一个句子，简直漂亮得可以跟南美作家马尔克斯那篇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百年孤独》的开头相媲美——确实，美国学生们在双语转换中常常无意得之的简洁而奇峭的中文表达句式，时时要让在中文里舞文弄墨半辈子的“苏老师”嫉妒不已呢！但是，更打动我的，是透过麦特的文字，我触摸到的一个年轻美国孩子那颗关怀广大的悲悯的心。

还在高中时代，16岁的麦特就到中国留学——在一个名叫“海外学年”的中外合办的项目里学习中文。在北京，他常常听他的中国朋友说：（以下是他的作文原文）“你们外国人都一样，去过北京，去过上海，马上就觉得，哎呀，我很理解中国现代的情况！如果你们没有看到中国的农村，没跟那些完粮纳税的农民打过交道，你们就仍然是不识时务的老外！”

在他的要求下，中国老师把他们带到了一个云南的乡村。

“我记得那一天，我站在村外的田野上，糊里糊涂地看着二十几个既年轻又标致的傣族人，向我们表演一种传统舞蹈。那些傣族女人穿着特别漂亮的黄色的长裙，笑盈盈地把脚向前踢出来。她们的幸福表情让我很怀疑——她们果真享受着这种可以天天向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的人’表演古代文化的生活吗？她们很机械地跳着舞时，我竟然看到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也同样穿着漂亮的傣族衣服，不过那衣服上已经变得有点污浊，他跳了一两步，就醉醺醺地摔了下来。我们都笑了他。……”

麦特问道：

“……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一个假的跳舞表演。我们还是一点都不了解他们傣族人的普通生活条件，并不知道他们怎么耕地、交税，或者卖他们所收获的大米。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都没问。我想说，这是因为我们不想表现得太好奇，也不想冒犯他们。但是，我害怕的最终不是这个原因，而是——我们其实真的不在乎。”

文章的结尾，麦特用反讽的语气写道：

“我们不但去过北京和上海，而且去过云南最穷的一些农村，好像我们可以放心了。根据那些北京城里人的说法，我们现在对中国已经什么都了解了，是吧？”

麦特的整篇文字，差不多都被我详引出来了（除了错别字的更易，大体上是原貌）。那天，读、改完麦特的作文，内心忐忑了许久。我一时说不清楚，浮在自己心头的是一种什么情绪，只是似乎有点隐隐作痛。作为在西方大学任教的中文教师，我当然不愿意自己的学生只是在一个“包装过的中国”里学习中文、了解中国。这样在矫饰中了解的“中国”，往往反而是对真实中国和本真中国文化的深度伤害——我在以往的文字里，已经述及这一点。但是，这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我想，对于我等华族士人，麦特描述的一切，或许早已经司空见惯了。这些年来，神州大地可谓处处花团锦簇、流光溢彩，哪里都有“穿着特别漂亮衣服”、“笑盈盈把脚向前踢出来”的诸般表演。偌大中国，实在都已经“人工景点化”，也“面子工程化”了。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活在一个“拙劣包装过的中国”里而不自知；我们自己的人生，也同样被种种样样地“包装”起来而不自知；甚至，我们自身也成了那些“人工景点”的一部分，不但不自知，甚至还有点自得——假作真时真亦假，因为“包装”本身，已经成为“真实”的一部分了！

细细琢磨，我发觉麦特文中让我感到“惊心动魄”的句子，其实是他的那个“害怕”——他对自己那个“真的不在乎”的“害怕”。

这个二十出头的美国大男孩也许压根儿想不到，他向“苏老师”扔出的，是一块捣心戳肺的石头——

面对眼前“盛世繁华”中一片片嚣肆的虚矫，多少年来早被逃避主义、犬儒主义喂养得脑满肠肥的我们，真正“害怕”过什么吗？“在乎”过什么吗？

“心痛”

“……我发现了‘透明国际’这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报告。这个成立于1993年的组织是世界上唯一专门致力于抑制贪污腐败的组织，现在它每年发布的报告已经被全世界认可和尊重。……报告包括了133个国家，列出了每个国家的腐败排行榜。我随意地跟着我的好奇心，看了看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排名。我看到的结果是：

中国大陆：第78名。总分：32分（满分是10分）。

中国台湾：第31名。总分：61分。

中国香港：第14名。总分：84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