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力文为什么中止了学中文？

我可以坦诚相见，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林语堂《中国人》（mycounyandmypeople，

旧译《吾国吾民》）

一

在我耶鲁办公室的书架上，长年陈放着一张用塑料压膜保存着的纸片——那是我最为珍重的一件学生送的礼物。说“礼物”其实都有点过了，那只是在一张普通白纸上，歪歪斜斜写着、画着的带稚气的中文字和图画——

苏老师：

我们知道你现在家里有大事。我们学生想告诉你，我们正在想着你。对我们来说，你不但是我们的老师，而且你是我们的朋友。在我们眼里，你是非常重要。谢谢你。

（以下分行的文字两边穿插着彩笔画的图画）

回来教我们每天喝菜（茶）跟我们开玩笑做推荐信请我们到你家去玩是再聪明的作家没有了有一个很可爱（“爱”写了错别字）的女儿有一个很漂亮的声音的太太……跟我们去长城（饭店）吃饭教我们书法为了我们忙得团团转到处都是粉笔（灰）常常给我们改变（改错句）去公园爬树子跟我们说：“甜酸苦辣”

二年级中文班（以下是不规整的中文彩笔签名）

何若书葛凯琳刘维芳史力文吴慕贤

李崇正武英美叶洁思谢琳达费爱美

张琳

字写得拳打脚踢的，认真，使劲，稚嫩，率真，其间还杂陈着错别字。图画，则是用彩色铅笔随手涂鸦的漫画。那里面四只眼睛的“苏老师”，像是从哪一本儿童读物里走出来的怪物。

那是我刚到耶鲁任教的第二年秋末，课程间，惊闻母亲突患重症辞世，我匆匆请助教代课，飞返广州料理母亲后事。一周后，当我带着一身疲惫哀伤返抵校园，蓦地在系办公室门前的信格上，读到学生集体签名留下的这纸信笺，一时心头温热，感动莫名。那时候，大学校园里的中文热刚刚开始升温，我一个人同时兼教着邢鲁二、三、四三个年级的中文班。系里希望我逐渐把重心移往高年级（我现在是四、五年级中文选读课的专任教师），本来准备让我从那个学年的春季开始，就离开二年级课堂。但学生们不乐意，我也向系里表示：哪怕增大工作量，我也要把这个班整个学年的课程教完再走——这是“谢谢你回来教我们”的一点脚注；“有个很漂亮的声音的太太”，是因为他们当时课堂上使用的听力教材，是由我的“老婆大人”录制的；“再聪明的……也没有了”和“为……忙得团团转”，则是刚刚在课堂上学过的中文句型。

这页信笺，过塑后，立在我的办公室书架上多年，早已成为了自己在耶鲁的教学生涯中一个非常具体的精神支撑点。如果不避自炫自夸的话，今天“苏老师”之所以在耶鲁校园里还算有不错的教学口碑，每年修读我任教课程的学生常常“人满为患”，可以说，大都与这封信时时的激励、鞭策作用有关。

当年执笔写下这封信的人，就是史力文。

在前文《为美国学生改中文作文>中，我记写过这样一位美国学生——在一次题为“我学中文”的作文中，一位来自南部的生于破碎白人家庭的贫寒学生写道：父母离异后，他的母亲因为吸毒、贩毒，至今仍被关在监狱里，他从小就在不同的寄养家庭中度过，受尽了各种歧视和冷眼。他是在上高中时决定选择学中文，用“学好一门最难学的语言”来证明自己，使他重拾人生的自信，最后以优异成绩被耶鲁大学录取的。我没想到这位平日带点玩世不恭味道的学生，却有着这么令人动容的学中文历程，从此对他学习上的关注，就更加真切细心了。

这位身世坎坷、几乎从少年时代起就以中文来“安身立命”的学生，就是史力文。

于是，你就可以想象，在大三那年开学，史力文——几乎是那些年间整个耶鲁中文项目有口皆碑的，最努力用功、也最有语言天分的高才生、优等生，突然非常平静地告诉我们：他决定从此中止学习中文，并改换原来选定的中文专业学位时（他原来准备修读本科双学位，中文是其一），在我心中引起的，是一场何等量级的地震，引发了任课教师们多么长久的唏嘘和浩叹！

二

其因由故事，还得从史力文学中文的历程说起。

其实，在他成为我的学生以前，他先就成为我妻子的学生和朋友了。为了学好中文，作为“新鲜人”（freshman，新生）的史力文，甚至早在大一正式开学前就早早来到了学校，提前在耶鲁暑期班上修读中文课程（以后他才告诉我，那是因为他考上耶鲁后，马上就发现自己变得无家可归——一迈入18岁，原来的寄养家庭立刻终止了对他的监管人的义务）。他在那时偶然认识了在校园旁听课程的我妻子，并主动请她做他的中文辅导老师。所以，作为新生一入学，洋学生史力文直接修读的就是我的二年级快班（俗称“华裔班”）的课程。前面那封信里提到的“爬树子”，说的就是他刚到耶鲁那个“无家可归”的暑假，我邀请他跟我们一家人一块出外郊游，和他一起比试爬树的趣事，图画中那个在树下吓得哇哇大哭的“娃子”，正是我女儿。

显然，学中文，对于史力文，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因为他在中文里呆得特别舒服、自信，既能满足他无穷无尽的求知欲，又能获得那种与众不同而又游刃有余的自我满足感。所以，史力文不独和我们夫妇俩亲近，几乎和耶鲁中文项目的每一位任课教师都甚为亲近。以至有一年学期末，史力文在给不管男、女老师的圣诞卡上，都写上了“iloveyou”的字样，几乎要引起我们一些不谙此地“国情”的年轻老师的误解（其实，“iloveyou”在英文的不同语境里适合各种用法，普遍得就像喝一瓶矿泉水一样，和用中文说“我爱你”的况味大不一样）。他是少数几个在老师中享有“特权”的学生，从来不在乎那个规定的“办公室谈话时间”，随时随地，敲敲门就笑嘻嘻走进来，一坐就聊上个小半天。

二年级中文课程结束，史力文获得了耶鲁甚为优厚的“莱特暑期奖学金”，到中国北方某个大学的一个美中合办的项目去进修中文。假期中，我还曾接到他隔洋寄来的洋溢着喜气的中文明信片。没想到，新学年开始，敲开我办公室的史力文，带着一脸的清冷颓然，一开口，就用了一个奇特的句式：“苏老师，我要告诉你我的对不起——我再也不想学中文了。”

我大吃一惊：“出什么事了？暑假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吗？”

他坐了下来。默默望着我，没有马上接过话头。

按照一种思维惯性，在那个短暂的停顿里我脑子里闪过许多：那些被世人诟病多年的关于中国大陆的似乎无可救药的顽症——日益污染的空气，无以“恭维”的公厕，随地吐痰、加塞插队、聚众喧哗的社会陋习等，我想对于史力文，都算“小儿科”——在他的从小温饱有虞的恶劣成长环境里，这些，应该不是什么越不过去的障碍。我猜测，他一定是遭遇到什么涉及个人情感、尊严而跳不过去的沟坎了——也许是跟中国女孩子的情感纠缠，失恋、受骗，诸如此类？

他低下头，嘴里吟噙有声，好像在选择一个什么合适的中文字眼，抬起脸来，冒出来的却是一个个英文词：“racis，racism，中文怎么说？”

我心中一沉，脱口说：“你说的是——种族主义者，种族主义？”眼前这位白人学生，难道在中国大陆受到过什么歧视性的对待么？

找到了语感之后的史力文，马上就把话说得直截了当：“我这个夏天在中国很不高兴，因为我碰到了太多的racis——种族主义者。”

我心中犯疑：“你说的是——naionalism，民族主义吧？”

“不是。我最不高兴的就是这个——racism，它比naionalism更让我病！iamsickaboui！（它让我恶心！）”

我顾不上纠正他的中文语病。“sick”这个字眼在英文里非同小可，既是“生病”，也是“恶心”、“腻味”。我递给他一杯水，请他细细道来。

原来，史力文夏天所去的这所北方有名的大学（它在“文革”中尤其全国知名——原谅我姑隐其名），大概因为历史造成的原因，这个学校在当时依然“左”风甚炽。虽然他们接受了这个中外合办的中文暑期项目，却仍然严格遵循“文革”前后施行的“外事纪律”来主导整个教学管理。据史力文所言，学校派来跟他们合住的中国学生，都经过了严格的挑选和训练，“他们都是思想正确的革命分子，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随时随地教育我们许多正确的革命道理，除了一定必须正确的那些台湾、西藏的政治大问题以外，比如，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是怎么样的伟大，有多么伟大，他们会随时指着一座大楼或者一辆跑过的汽车，告诉我：它们是怎么样‘made’出来的，说明中华民族、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是怎么样的伟大……”史力文非常流利地跟我重复着这些熟语，“我跟他们说：当然伟大，不伟大我为什么要跑到中国来学中文？他们就要继续问我：你觉得是中国文化伟大还是西方文化伟大？你们美国的历史才那么短，那么短……你觉得21世纪是不是中国人的世纪，是不是中国文化的世纪？……”

完蛋。我心里想：显然，一整个夏天，史力文又落到一个总是需要遵循“正确”的“寄养家庭”里去了——这是他以往一再对我说过的，他对各种“正确要求”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可我还是想开解他，我说：“史力文，恐怕这些，都还算是一种热情过度的、幼稚发烧的民族主义，还不能算是种族主义——racism吧？”

跟“sick”一样，“racism”——“种族主义”，在英文里也是一个重得不得了的说法，尤其是对于在美国南方长大的史力文。

史力文却没有退让的意思——原谅我不能完全按原样复原他的中英文夹杂的原话（他的中文水平还不足以表达这么复杂的辩难话题），他变得有点结巴，语调急促起来：“当然是种族主义！苏老师！我知道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有什么样的区别！我是白人，莫里斯（同是我教过的学生）是黑人，在xxx，有些每句话都很正确的老师，就常常对我好，对莫里斯很不客气，这就是racism，对不对？”他停顿了一下，“——从前，希特勒不是总是在鼓吹日耳曼种族的优秀吗？这个夏天我碰到了太多天天跟我宣传‘中华民旅最伟大’，‘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中国人，伟大得让我sick！——对不起，苏老师，我是把你当做好朋友才这么说的，你也知道，我是多高兴去中国，多高兴学中文的……”

他总是分不清“高兴”和“喜欢”的不同用法。可是此时我已经顾不上这些，我还是想极力跟他分辩：说“中华民族伟大”，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在美国，我们日常里不也会说“伟大的美国人”——greaamerican吗？……

可是，他下面提到的话题，却真的让我哑了声——

“苏老师，你知道我这个夏天学会了一支什么中国歌吗？《我们的大中国》。这是我们xxx项目的校歌，所有留学生都得学会唱的。你知道我们在‘中国之夜‘（“中国之夜”是每个海外中文项目都会举办的中文表演晚会）表演什么节目吗？学校老师指挥我们所有外国学生，在台上合唱《我们的大中国》！苏老师，你在美国住了这么多年，你想，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大美国心态’挨了世界上多少人骂？如果美国有一首歌叫《我们的大美国》，会是一种什么效果？那一定就是在耶鲁以c毕业的我们honor（荣耀）的布什总统最喜欢唱的歌了！”

我笑了：这个史力文，抓住个话题就顺便修理一下布什，倒是耶鲁学生中非常典型的“liberal”（自由派）风格！

“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经过，那个多少，风吹和雨打……”史力文提高调门，果真手舞足蹈给我唱了起来，“我们的大中国呀……”我听着刺耳（别说洋人，这歌子在我们这些“海外中国人”听来，都异常刺耳），我让他别唱，他不搭理我，吭吭咳着，唱着，边唱边说，“我们在台上发了疯地唱，唱得高兴，最后干脆一齐喊起口号来了……”

“你们喊什么？”

“毛主席万岁！大中国万岁！毛主席……”

我止住了他，不让他再喊下去。

（事实上，不仅仅是一个史力文，很多学生都曾向我们反映那个xxx中文项目的问题。为此，耶鲁第二年夏天就没有再往那个项目送人。近年在多方努力下，那个项目有了许多改进，我们才又重新恢复送学生过去——此乃后话。）

三

也许是经过我的好一番劝解，又或是史力文其实已经无法离开他深爱的中文，那一年秋季开学后，他还是照样选修了我教的三年级快班中文课程。可是，随后我又犯了一个小错——也许是大错，又一次触碰了史力文对中国话题的认知敏感。

那时候北美的卫星中文节目刚刚开通，我自己家里装上了“小耳朵”，可以随时直接收看ccv的海外频道。我便常常从中选录一些短小有趣的节目片断，作为新鲜听力材料在课堂上放给同学们观摩，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我便有点忘乎所以，到了中国新年，就将好不容易头一次录下来的中央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像，拿到课堂上放给美国学生们看。我不记得那一年的节目里是不是就有那首《大中国》？（应该没有，《大中国》大概是数年前“春晚”的“名曲”，但相类的曲子一定有），总之，学生们看得哗笑连连，神情和反应都非常古怪。我看见史力文一直低着头，还没看到一半，突然就站起来，一声不响地走出了教室。我当时心里咯噔一响：这是一向在公众场合显得听话、乖巧的史力文，从来没有过的举动！我一下子明白了什么，我甚至预感到：史力文这样走出去，大概会就此“qui”掉（退出）这门课了——美国大学里，上得不如意的课程，学生可以在开学六周内“qui”掉。

尽管，这个结果没有发生，但自此成了一个明显的分界——不独是我，连班上的同学都发现：史力文上课变得无精打采、漫不经心的，虽然他仍是那样“一点就醒”，中文仍在飞速进步，但渐渐就开始迟到、早退，拖延完成作业。我为此曾专门约他谈过话，却变得有点话不投机，气氛淡漠。他只是告诉我：他这个学期遇到很多个人问题，比如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女友最近在外州出了车祸等，让他很分心，所以上课有点不专心。我想他说的理由也许是真实的，但我对此一直很难释怀。

在这里，我要郑重告诫我的各位热心的同行们（包括今天在世界各地负有推介中国文化使命的“孔子学院”们），千万千万，不要被“春晚”对于海外大陆人那种特有的乡愁解馋作用冲昏了头脑，将“春晚”一类“红火节目”用来作为向外国人推介中国文化的辅助教材——那，实在是最大的、最为立竿见影的“票房毒药”！对于那些对中国尚一知半解的外国孩子们，那种大红大绿、鼓乐喧天的夸张表演，特别是贯彻始终的那种煽情、矫饰、充满各种“伟大”字眼的高亢调门，可以说，成了一切放大而夸张的“中国式毛病”的集大成者，一定会让他们看得目瞪口呆，从而倒尽他们学中文的兴致和胃口！这一点，其实也已成了我们耶鲁中文项目同事们的共识。我们几位做过同样蠢事的大陆背景的老师至今提起，仍然为此懊丧不已。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