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访琴

“这本书，算是向你们借；不过读完了，或许我就不还了。”我笑嘻嘻地说。

“凭什么？你老兄……”这边陈平原还在诧异我的唐突，夏晓虹已经一口回绝了，“不行不行，这书我们得留着，平原和我，最近都在对这个话题有所关注……”

我其实是倚熟卖熟。趁着暑假回国探访亲友，向大学老同学——如今已经名满天下的北大教授陈平原“讹”书来了。

茶几上摊满了学生们题赠给他俩“指教”的书——都是学生毕业离校后的“著述”，“桃李满天下”之谓，莫以此甚也。我品着平原沏的潮州风味的酽茶，一边翻看着这些“桃李”们，从一摞书下面，抖出了这本不甚起眼的《古琴丛谈》。觉得话题冷门，离他们的专业行当也远，便大刺刺提出这个“连借带拿”的要求。

说起来，我的“关注”古琴，倒是有年头了。20年前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从北京、台北两家的“故宫博物院院刊”上，都读到关于故宫收藏的传世古琴的研究文字——从“大圣遗音”到“九霄环佩”，再旁及“飞泉”和“玉玲珑”，当时就心生异动，觉得像是有哪根弦儿被拨动了一下。

由此想起：多年前，在洛杉矶加州大学(uc)读研究生的时候，住在廉价的学生公寓里，曾有一位同是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托我代他存放一个粗布囊包着的一把老琴——我当时是“琴”、“筝”不分，对古琴毫无概念；只是随眼看了看，见是琴弦蹦散的一方旧物。只记得琴底镂刻着黯晦不清的文字，琴面上有隐隐可见的蛇腹裂纹，当时还以为是古旧残缺之征，不知道，这原来就是书上说的“五百年一断纹”的传世珍稀的标记！那把旧布包裹着的古琴，大概在我没上锁的衣橱里存放了几个月，就被主人取走了。事情想来有点蹊跷：他和我并不太热，我事后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记住。

大概是当时，国门初开，百业萧条，这位朋友带上这把或许是家传的珍宝，想到海外来探探古物行情，期间又因了什么原由，出于对我个人的信任，求我代他暂为寄放的吧？若不是这几页文字的触动，我几乎要把此事淡忘了。我复印留存了故宫资料，自此就留心起所有关于古琴话题的书籍、文字，想：也许，可以借着这个由头，写一部与古琴有关的？

第一次听到的古琴录音，是听的成公亮先生的《广陵琴韵》——上世纪80年代由香港雨果公司录制的盒带。那琴声一起，像流水抚过山壁，整个人就觉得澄静下来。自此，古琴就成了我读书、小憩时常陪伴的背景音乐，响起的时候尘埃不惊，休止下来也是不惊尘埃。这一听，就听了进去。

我大口大口喝着茶，向平原、晓虹絮絮说着我跟古琴的这些因缘旧事，晓虹便笑着说：“这样吧，这书的作者其实不是我们的学生，却是平原一位学生的好友，在南京师大教书，跟我们也熟。你不是有计划去一趟南京么？我给他发一个电邮，你向作者讨一本书好了。”

放下书本，对他们前面说的“关注”，我的兴趣倒是起来了——本来，古琴千年来就是孤清之物，早在隋唐年代，就被白居易感叹“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自来很少知音，更少“关注”的。

平原、晓虹随后断断续续向我言说的古琴故事——其间也掺进了我这一路听来、读到的各种野史传闻，值得在此记下的，有以下几则：

几年以前（2003年11月），当古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定为全世界第二批公布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北京某主管部门曾准备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个“盛世古琴大演奏”之类的晚会，以为庆祝。其弘隆盛况，或可想象这些年来流行的某某打破吉尼斯纪录的万人功夫表演、千人钢琴、古筝演奏等“盛世”之举。

结果，通知传达下去，晚会的组织却遇上了滞碍——在世的老一辈琴家反应者稀，了解古琴传统的学者更是对此大摇其头。却原来，古琴虽乃雅乐重器，“贯众乐之长，统大雅之尊”，自古被视为“八音之首”，却以“清微淡远”为旨趣，从来就不是一件供燕乐喧集、庆祝热闹用的表演性乐器。以《红楼梦》八十六回中的林黛玉所言：“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养性情。”所以，古来文人弹琴，“坐必正，视必端，听必专，意必敬，气必肃”。各种传世的琴书、琴谱中，更是有诸种“五不弹”、“十四不弹”等的讲究。比方，《文会堂琴谱》定的“五不弹”为：“疾风甚雨不弹，尘市不弹，对俗子不弹，不坐不弹，不衣冠不弹。”其中“对俗子不弹”，在千百年形成的规矩俗例里，就特别强调了对“王公巨贾”的“不与趋附”的态度。

据闻，即便1949年之后，进中南海、人民大会堂表演成为多少艺术家们翘首期盼的隆厚盛誉，却被好些老一辈琴人视为畏途，每每委曲推搪而难就。在网上一篇介绍当代琴坛领袖查阜西的文字中，有这样的披露：尽管查老生前一直热心于各种推介古琴的社会活动，对1955至1965十年间的琴事复兴居功至伟；但是，“迟至50年代，他还曾因不将琴视为自己职业而对参加演出产生排斥情绪”。某些琴人热衷于“紧跟时代”，改编创制入时新曲，还曾受到过琴会前辈“弃雅从俗”的内部批评（这是当年参加过北京琴会活动的一位兄长向我言及的掌故）。其因由，说深亦简——古来琴人，无论各门各派，或显或隐，都墨守一条“不入时俗”、“不为王者门下伶人”的清规。其中最著名的故事，自是东晋名士戴逵、戴勃两代琴人。父亲戴逵在皇庭太宰司马唏登门，强令他为王府弹琴之时，当门把琴砸碎，道出“不为王者伶人”的金石之言；儿子戴勃在中书令王绥带人登门求访，邀弹一曲时，默然不予答理，埋头继续喝他的豆粥（见郭平《古琴丛谈》）。

自然，在那个高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的火红年代，这个一点儿也不“火红”、甚至刻意求“清”求“淡”的古琴及其琴人，就更加重了其“封建余孽”与“遗老遗少”的罪名，在“文革”时期，必欲埋之葬之毁之灭之为快了。琴坛、画坛的一代宗师、清室后人溥雪斋，就是在“文革”高潮中的1966年8月30日，遭受到抄家、毁琴、焚画、批斗的羞辱之后，离家出走，传说被清陵守墓人偷偷藏到了陵墓中，还被红卫兵追剿包围，最后无声消失在旷野大荒之中，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一这是管平湖先生一位晚年弟子亲口告诉我的故事。

那么，千岁以降，古琴究竟为谁而弹、弹给谁听呢？弹给自己听，弹给知音、好友听。或者，就抚琴于水泽林泉、舟中松下，直直弹给高山流水、清风明月的万籁大自然听。古琴贵“古”，贵“清”，贵“雅”。用今人文词，作为一种“琴格”，古琴从来都是“小众化”、“个体化”的，同时也是不求闻达、甘于寂寞的。论“文化保守主义”，千岁古琴，可谓笙弦鼓板中崛崛走出来的“陈寅恪”——“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实在没有任何别的乐器，比它更特立独行，择善固执而洁身自好的了。

回到起初平原、晓虹提到的故事——那场“盛世献演”的僵局，在“有关部门”的从善如流下，最后处理得还算妥帖：古琴既不宜作大轰大嗡的“公演”，也不宜作“首长讲话”、“颁发奖状”式的官式捧场，最后，便回归“以琴会友”的传统套路，请来了如陈平原、夏晓虹等一众京中大学文科教授与学生作东道与听众，以“为古琴传承立命”作题旨，总算费心费力，请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各流各派的琴家，在人民大会堂雅致的厢厅里举行了一次百余人汇聚的“琴会”——据说，就各派琴家汇聚的规模而言，已破了1949年后的纪录。各方新老名家，各持珍稀古琴，挑抹吟揉，将传世的大部分琴曲弹奏了一遍。

其中，因为故宫藏的几张传世国宝名琴不宜用作演奏，还特别把本山王世襄先生珍存、后被以天价拍卖的稀世之宝——传世唐琴“大圣遗音”，专程从宝物的新主——深圳某富商手中隆重“请”回北京，参加了这一次没有冠名的“世纪琴会”。“……可惜的是，”平原淡淡说道，“这么难得的琴会，我当时环望一周，发现本来不多的听众里其实懂琴的人很少——像我和晓虹就不懂，老一辈的琴家琴人就更少了。许多老先生都没来，比方，我本来以为一定会到场的王世襄先生。”

没有想到，平原和晓虹随后向我提到的一段关于王世襄与古琴的故事，却草蛇灰线一般，成为本文故事的日后伏笔。

前面提及，王世襄老珍藏的那张“大圣遗音”琴（故宫存有另一张同年代、同品题的宫中藏琴），是1948年王世襄夫妇“鬻书典钗”，以倾家之资从一位藏琴世家手中求得的。作为一代古物“玩家”、收藏家和鉴赏家，《明代家具赏识》等传世名著的作者王世襄，本人并不是古琴家。他的夫人袁荃猷，却是占琴一代宗师管平湖的入室弟子。家中藏有的几把唐宋元明的传世名琴，都是夫人袁筌猷追随管平湖学琴、抚琴的日常用器，所以王世襄常常以“琴奴”自居。年前夫人久病辞世，王老先生悲痛恒久，实不忍睹物思人，便将家中所存古琴连同与夫人共度几十岁艰难时光的各种珍藏，尽数释出，交付古物市场拍卖。上言之稀世“大圣遗音”琴，在嘉德“俪松居长物”拍卖会上竟然拍出了891万元（人民币）的天价，创出中国古琴迄今为止世界最高的拍卖纪录。

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琴值连城万金的卖场喧嚣之中，王世寝却轻轻一挥手，将家藏的另一张同是传世稀珍的宋琴（一说明琴），无偿送给了一位年轻的琴人——曾跟随袁荃猷学琴、也是平原、晓虹的学生某君。据说，当日看王老事忙，某君上门搭手相助。“你懂琴，这张琴，你拿去。”就这么一句话，万金过手而不假辞色。可以用倾世之价为心爱宝物寻一个华贵的寄托，也可以将一言九鼎之约托付给两袖清风的少小知音——这就是古琴。和静清远，宏细自持。“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虽千万人吾往矣，虽万金难鬻却举重若轻。——千岁之下，清风朗澈，古琴的高格若此，琴人的高风若此啊。

我想，近些年在杏坛学府过尽千帆的平原和晓虹，近时对古琴的“关注”，大概就肇因于此吧。

离开平原、晓虹家，我是带着一肚子对古琴的牵挂走的。掐着指头算算，离赴南京还有一段日子，念琴读琴之心却是等不得了，便忙着到就近各家书店去淘书。没有太费功夫，这本<古琴丛谈》，很快就被我从三联书店当眼的摊架上找见了。京中连日高温，时髦的叫法是“桑拿天”——赤日炎炎且潮闷逼人。挥汗捧读，却难以释卷。从“削桐为琴”读到“管先生手斫‘大扁儿”’，有时汗水把书本濡湿了，冲个澡再坐下来，拼力摇着扇子，贪婪吞嚼着纸页字辞，一时觉得自己这副狼狈样子很是不雅，实在与古琴这样的千古雅器不称当的，便想：你这是抽哪门子疯呢？隔洋隔海的一介布衣俗人，离古琴的清雅世界何止渊壤之遥？万里迢迢地归访故地，怎么倒是一不问进退二不问桑麻，天天废了耕罢了织的，一头沉进古琴的虚渺幽深里而不知自拔呢？

“不合时宜”。忽然想到本家老祖宗苏东坡当初那个“一肚皮的不合时宜”。似乎是宗族祖传的一种宿命？从下乡的海南岛儋州开始（那是苏老祖的贬谪故地），一直到越走越远的海国大荒，这个“不合时宜”就像一方城堞古月，始终隐隐照临着我，魅惑着我，追引着我……

古，距今远矣，距时尚远矣，是时间的概念，但更是心理的一种时间尺度。好古之人，爱琴之人，不肯随波逐流，不肯相信时间可以改变永恒的美。他们固执地坚守着，心里充满悲愁，也充满欢乐。众人以为他们明智的，因为他们现实；好古之人也以为自己不糊涂，因为他们有固执的梦想。到底谁超越了生的病痛和烦恼，各有各的标准和道理。执著于古的人们，当然是迷恋被时间之浪淘洗之后留存下来的精华，以为它们的美得到了肯定，它们已经具备了不朽的证明，想把超越依托于这种不朽，可是这与当下的眼光不合。现在的人不爱它们，于是，古便被当下抛到了一旁，而爱古的人却正因此而超越了时俗。

这是什么人说的话？能写出这样的话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放下书卷，窗外细雨霏霏。此时于我，南京一行，已不为求书了——我想识人。当此欲海横流、灯红酒绿之世，能把“不合时宜”说到这样的点子上——如此心水清明的一个人，就是过蒸笼、下刀子，我也要见一见！

带着女儿上路。妻此时恰正在南京师大修读一门暑期课程，就落榻在玄武湖边。不若各地大兴土木的那些“盛世风景”，六朝故都的金陵古城，从城街景观到民风民情，倒还旧貌依稀，闻得见几分熟习的“江北气”——南京乃南城中的北郭，南人而有北气。最是心喜的，是没有为着那些“旅游景点”而毁掉那连城蔽天的绿树浓荫。几天下来，朱雀桥、鸟衣巷无暇光顾，夫子庙、秦淮河匆匆浏览而过，心头念着的，还是古琴，古琴，古琴。却偏偏，和我“念兹在兹”的人物搭不上联系——他恰好出国归来，似乎尚未返抵家门。眼看明天就要离宁回美，看来，真是要与这位“郭平”仁兄，继续“索昧平生”下去了。

电话终于拨通，已是临行前的午后——他总算在昨夜里回到南京。兴致勃勃赶到那个临街的住宅小区，迎接我的，是一声平静的招呼，一个平静的人。“早就接到夏老师的电邮，我一直担心我赶不回来呢，还真赶上了。”郭平，比我约略年轻十岁的样子，理一个短平头，清爽，干练，瘦挑的个子恰似一杆临风青竹，平实的眉目五官，泛着一层暖暖的喜色。趁着他返身进厨房沏茶，我静静打量着眼前的厅堂——线条简洁的木质家具，墙上几幅装了框的字画、没有装框的油画，再加上架子上几排年月古久的瓷器，点缀出一种素雅的文人趣味。我注意到朝阳的一角窗户上堆满了植物绿影，有一个深色的大盆里清水盈盈，轻轻响着滤水器的声音，似乎养着鱼。

品着茶，因为来意自明，话题倒是开门见山——就是古琴。我掏出已经快被我读成残本的“大作”，请他为我题写一个作者签名；然后也奉上一本自己题签了的“小书”——这是文人相交最惯常的见面礼吧，似乎完全没有经过初识的寒暄阶段，知道我不为求书，反而专为谈琴而来，话题便直直从琴人琴话撒漫开去了。

人和人的相交相知，真是一门大学问。有的人，相识一辈子，识时相距一丈远，老时仍是一丈远的相距；有的人，陌路相逢又陌路一程，却最终仍是形如陌路。对于迅捷的投契融合，中文里的“一见如故”，其实是寓涵了西文里说的复杂的“化学反应”(chemisry)的。

事后追想起来，我和郭平这一个下午的相聚海聊，究竟谈了什么了？似乎把彼此心弦儿都拨动了的，究竟都有哪些话题？——如今写来，我记起的，都是一些趣事：比方，他养鱼，喜欢直用长江之水。早晨初潮的江水相对清澄，正是上下班时间，他常常不管不顾的，挽着裤腿，提着大桶，踩着一脚泥到江边去汲水。好几回被他的南师学生撞见了，“老师，早晨我看见一个人蹲在桥下滩头汲水，很像是你，真的是你么？”“不错，正是我。”学生听着觉得有点难为情，他倒显得坦然而又怡然——那是一种都市渔樵似的谐趣。又比方，早时为了向镇江一位难得找到的老师学琴，孩子还小，妻子上班，他要尽照顾之责，就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抱着琴，大半年的节假日挤在长途汽车里往往返返，在奶瓶、尿布之间操习《白雪》、《幽兰》，越是学得苦，就越是学得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