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中旬，来自北大、清华、复旦、浙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以及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12所中国大学的几十位正副校长，如期抵达耶鲁。正是暑假期间，学校动员了五六十位专职人员负责研讨班的接待，校长雷文除了其中一天半需到华盛顿出席全国学术委员会的会议以外，从早到晚一节不落地全程出席了研讨班，并且亲自点将，有针对性地根据具体专题，让耶鲁管理阶层的各级主管和中国各大学校长进行直接交流。从联合国请来的同声翻译贯穿研讨班全程，根据前一段中国各大学合并中遭遇到的医学院管理问题，还把会议专门搬到耶鲁医学院作“现场讲授”。总之，连多年参加过各种校际交流、在校长室担任助理校务卿的老友都在感慨：校长雷文对这次研讨班的重视和所投注的心力，令所有工作人员肃然动容，真希望中国的大学校长们能学有所得、得有所为，转化为中国教育事业具体的进步，不要辜负了耶鲁校方上上下下为此付出的巨大心血和努力。

坦白地说，作为半位参与者，我不同意近日在坊间听闻的种种“诛心之论”——认为耶鲁校方这次全力以赴组织“中国大学校长研讨班”，有什么自私的功利目的。从我帮助校译的过程中所具体感受到的，是雷文校长近年多次访问中国大陆的经验，让他看到了中国大学、中国教育力求改革、力求与国际接轨的蓬勃生机，当然也看到中国作为一个新兴教育大国的广大合作前景，而生出一种耶鲁愿意“躬逢其盛”、助一把力的诚挚之心。这里面没有花架子，更没有机关暗算，有的只是一种恨不得把十八般武艺倾囊相授的急迫之情。我只是希望，既然耶鲁花了那么大的心力，那些包罗广泛、具体而微的研讨教材，若只成为“一次性用品”则是太可惜了。我想，这样的研讨班应该多举行几期，不仅仅是对中国的重点大学校长，甚至，也不仅仅是只面对中国。

再说“常识”、“事理”与“学理”

用佛家一语，或许，写专栏的散漫文字，恐怕切忌“带相”吧。我决意摆脱既定的主义概念框架，而只从自己的日常真实的生活感受出发去构筑自己的言说世界，其实这并不意昧着，我只重“事理”而蔑视“学理”，拒绝任何主义“概念”而只依凭日常的经验常识。说实话，我对今天诸般玄奥的“后学”其实并无固定成见，我其实反而是时时喜读那些术语新颖、见解新异的文字的。知识学理上的斑斓本身就是一种魅惑的景观，而概念拼图式的智力游戏也是有快感的。况且我也注意到许多见解确实“手执真理的一端”，即便只是“一端”（哪怕仅为“一得之见”呢），也是需要正襟危坐视之的。只是有时读罢掩卷，会有《红楼梦》中的“甄士隐”（真事隐）之感——只觉满眼碧翠而脚跟虚浮，“学理”炫丽得遮掩了“事理”，思考的基点便有“一脚踩空”之感。我便渴望，能读到在相关问题上从真实的“事理”出发去构筑“学理”立场的论说文字。

比方，信息科技时代的人文环境和人情隔膜的问题，曾读到余英时和李亦园教授在台湾东吴大学一个关于“科技时代的人文传统”的对谈，余英时先生如是说：“这是科技主导、挂帅的时代，科技把我们的每一个面都主导住了，但我们不能因为科技主导，而开始反科技。科技研究与现代技术为人类带来许多生活便利，有很多正面的东西，相形之下，人文研究则有一种被冷落的现象……”(见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2002年9月9日)余先生进而从人文研究缺乏正面建树、远远落后于科技发展提出许多自省式的思考，从传统的“礼”、“修身”的蜕变到西方的“专业”、“科目”的分工造成的影响，去具体追溯当今人文发展滞后的原因。这样的议论言说，没有排空放炮的轰鸣震撼，却有面对真实、鞭辟入里的具体质感，可触可感，也可按可索，窃以为正是建立在坚实“事理”基础上的“学理”文字。

又如，关于“全球化”与中国自我定位的话题，曾经在知识界引起过至今仍众说纷纭的议论。许多反对中国融入“全球化”、加入wo的批评文字，以相当雄辩的“学理”和大量资料数据立论，让人肃然有所思，却又茫然无所措（不过我认为许多意见确实也“手执真理的一端”，这样的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

最近，读到刘再复先生在香港“中国文化与全球化”研讨会上的一个发言，开宗明义说道：“中国进入世界经济结构和参与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件好事。我作此明确的判断，不是不知道全球化可能带来三种负面效果：社会的变质、生态的破坏和人心的黑暗。但是，这些问题既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生，也可在全球化过程中解决。……我支持全球化，考虑的中心不是国家的荣耀，也不是文化的荣耀，更不是知识分子的地位，而是人民的福祉，是多数中国人如何过好日子。（参与）全球化是中国人谋求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这样明白晓畅的“事理”基础上，刘再复再具体进入“学理”性的阐发：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肯定“欲望的权利”与加强对“欲望的制衡”。（见《明报月刊》2002年5月）

这里无意展开“科技与人文”或“全球化与中国”等相关问题的讨论，况且余、刘先生的看法也仅止一家之言，也只是“手执真理之一端”。我特意摘引一二，其实是因为从二位学界长者的言论中看到一种平实面对事实、问题的言说风格，也是为了“借他人之酒杯浇一己之块垒”——理清自己立论言说的理路：如何面对常识，面对真问题，面对真实的历史与社会的经验感受，从“事理”出发去构筑“学理”的命题、框架，同时吸纳各方智见。我这样说，是因为想到前述的那个“逻辑自洽”之疑。最近在网络上读到许多在“学理”上雄辩滔滔，在“逻辑自洽”上绝无问题的高言大论——可以旁征博引福柯、德里达、萨义德、詹姆逊等“反霸权”、“反殖民”之“大师之言”，从“学理”上肯定“文革”“鞍钢宪法”与“五七指示”，进而肯定“反帝防修”、“上山下乡”与“五七干校”，再进而肯定“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与“全面专政”！

这样的“逻辑自洽”真是令人悚然心惊：原来，虽然“事理”不能代替“学理”，但“学理”却不可以离开“事理”。正如“常识”不能代替理论思考，但任何理论思考决不能离开“常识”一样。那些远离经验真实、常识事理已经十万八千里的“逻辑自洽”与“学理”轰炸，是可以把简单明白的经验事实推到一种如此荒谬的“理论语境”的——文风与学风的炫然夸饰，原来是要从“手执真理的一端”，过渡到“重蹈谬误的全部”的啊！

美国的“公共图书馆文化”

早就想谈谈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在美国诸种“世俗文化”——“汽车文化”“电影文化”“运动文化”“休闲文化”以至“酒吧文化”“草坪文化”，等等——之中，在我看来，最值得重视和推崇的，是他们无偿为社区服务的“公共图书馆文化”。在美国开车，你会发现，“图书馆”和“医院”一样是专门在路标上加以特别标示的，可见“公共图书馆”在此地社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最近，终于有机会在耶鲁塞布鲁克学院的会员聚会中，听到耶鲁所在地的纽黑文市公共图书馆馆长诺曼？欧德(normanoder)先生关于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历史及其现代管理运作的具体介绍，其中最打动我的，正是他们对“公共图书馆”的几个重要的管理理念。

其一，“城市最重要的免费公众空间”。纽黑文公共图书馆是美国成立最早、历史最悠久的公立图书馆之一。建馆于1887年，至今已有117年历史。这个美国东部新英格兰地区最古老的城市图书馆，位居城市的心脏部位，与最高法院的位置并列，是市中心大草坪上耸立的两座最显眼的希腊神殿式的建筑之一。历经百年来的战乱、大萧条以及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冲击，这个以黑人人口为主体的中等城市的公立图书馆，多少次都因政府税收锐减而濒临关闭的命运，但他们的馆员哪怕自动减薪甚至无偿工作，百年来始终坚持开馆服务，并且非常具体真实地，把图书馆办成了一个城市的灵魂和心脏。

诺曼先生特别向我们强调了这个“免费”(free)和“空间”的意义。英文里的“free”包含“免费”和“自由”二义，是注重它对市民的全面服务功能；“空间”，则是在它专业性的教育功能上，突出其“公共性”。他说，图书馆是借用图书这个媒介，使人和人之间发生联系的。“公众空间”是聚合人群的地方，使人和人之间发生紧密联系的地方。所以，公共图书馆除了让市民随时能够进来读书、用书、借书以外，还把举办各种文化讲座、文化聚会、社区的公共社交活动等放在很突出的地位，并且经常把图书馆开放给不同族裔的市民，开展他们本族裔的文化活动。

基于这个“公众空间”的理念，整个晚上的讨论中，诺曼先生以很多图纸、花了很长时间，向我们咨询图书馆现有的建筑空间设计如何改造得更方便公众使用、又更能吸引市民驻足的问题。在后来回答我的关于“在电脑信息时代，公共图书馆的功能会不会衰退”的提问时，诺曼先生非常自信地说：只要人类的交往存在一天，就永远需要信息交流的“公众空间”。只要守住这一条，我们每一个“图书馆人”都不怕迎接任何挑战。

其二，“图书馆是读书、用书的地方，而不仅仅只是藏书的地方”。对于这一点，我们每位“老中”可是最为感同身受了。进入美国任何的图书馆你都觉得自己成了“大爷”——每一个读者都顿时成了图书馆各种服务的中心，所有读书、用书的便利都因你具体的需要而设。不必说开架读书的乐趣，就是架上找不到的书，只要你从图书馆的电脑联网上查到，大多也可以免费从千里万里之外辗转来到你的手上。

在我看来，美国社区“公立图书馆”的理念则更为“前卫”。一般图书馆基于藏书的功能，是要小心降低“图书损耗率”的。据诺曼先生的说法：他们有时甚至会为某段时间“图书耗损率”偏高而感到高兴。因为提高图书的利用率，始终是公共图书馆的工作重心。“图书耗损”总比图书堆在那里没人读，要让“图书馆人”感到更有成就感。身为黑人馆长，他还特别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美国，“图书馆文化”始终是一种“白人文化”。世代为奴的黑人，传统上并没有使用图书馆的习惯。所以，作为这个以黑人人口为主的城市的公立图书馆的馆长，全力为黑人市民创造读书、用书、借书的气氛，让黑人市民养成利用图书馆的习惯，使他们进图书馆有回家的感觉，几乎成了他多少年来工作的全部内容。他对每多发出一张借书证而感到高兴，自然也就为一定条件下的“图书损耗”感到欣慰和自豪了。

当然，诺曼先生提到的另一个统计数字也是让我这位“亚裔读者”感到自豪的：按人口比例，美国各大公立图书馆使用率最高的是亚裔人口，往往超过白人族裔，纽黑文也不例外。

夜读西谛

——再说“历史感”

夜雨潺潺。nba季后赛之东区赛事无甚兴味。手边恰有一本买来未及细读的《西谛书话》，不料一读之下，无以释卷，也引出许多感慨。

西谛，即郑振铎(18981958)，20世纪中国之一代大儒，曾任笔者当日供职之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之首任所长，1958年殁于空难。一生爱书如命，素以痴于访求散佚珍本典籍而享誉书林。

此书为先生身后辑集的介绍唐人、宋元话本、明清传奇，以及版画图谱、历代诗文别集、地志农书等的序跋与评点。其中最令人动容的部分，是郑振铎于民族危难之时，不顾个人安危，秘密藏身于日伪沦陷区的上海，起初以个人的微薄力量，继而凝聚国、共两党及政府有识之士的力量，搜买、收藏、抢救战祸之中随时可能大量毁灭、流失的民族珍贵典籍的具体纪录。

西谛以龚自珍诗“狂胪文献耗中年”自喻，起初只是出于个人“特癖”，“摩挲着一部久佚的古书，一部欲见不得的名著，一部重要的未刻的稿本，心里是那么温热，那么兴奋，那么紧张，那么喜悦。这喜悦简直把心腔都塞满了，再也容纳不下别的东西。我觉得饱饱的，饭都吃不下去。有点陶醉之感”。

在日寇攻陷上海之后，他深知江南云集的历代藏书楼和藏书世家很可能会毁于战火，或会因为赡救家人而将古籍珍本流散、贱卖，便不顾亲友的一再劝告，独自留了下来。“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会躲过一切灾难的。我自信对‘狂胪文献’的事稍有一日之长……我不能把这事告诉别人”。战火祸害和个人安危是一时的，而民族典籍的保存，则是永久与永恒的事业，“我们的民族文献，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这一次也不会灭失。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担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我做了许多别人以为傻的傻事。但我不灰心，不畏难地做着，默默地躲藏着地做着”。——什么叫“历史感”？在“八？一三”事变的头两年，郑振铎以一人微薄之力潜身艰险，几乎是杯水车薪地努力搜救濒临战火毁灭的历史珍本，不以一己的安危、得失、荣辱为念，而着眼于整个民族文献珍本的存续与传承——这就是“历史感”！

民族危难当前，无论国民党的重庆政府，还是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等有识之士，不以战时的军事利弊为利弊，更不以两党的恩怨是非为是非，而是着眼于整个民族的文化事业根基，包括战后“国家图书馆”的重建，在后两年从组织上财力上全力支援中共党员郑振铎潜留上海搜买、抢救古籍珍本的工作（今天北京图书馆的善本书库，就是以这批郑振铎抢救出来的古籍为主要基础）。以文化超越政治，以百年千年之远虑压倒一党一私之近利——这就是“历史感”！

读到珍珠港事件爆发，上海境况日渐艰危，郑振铎必须设法把历尽艰险抢救到手的“满坑满谷”的古籍珍本运送出去，其间经历的种种恐慌、险阻、失落、挫折，最后终于得以在日伪搜捕前夕“全身而退”，“……我没有确定的计划，我没有可住的地方，我没有富余的款子……只随身携带着一包换洗的贴身衣衫和牙刷牙膏、毛巾，茫茫地在街上走着，……这时候我颇有殉道者的感觉，心静凄惶，然而坚定异常。太阳很可爱地晒着，什么都显得光明可喜，房屋、街道、秃顶的树，虽经霜还残存着绿色的小草，甚至街道上的行人、车辆，乃至蹲在人家门口的猫和狗，都觉得可以恋恋……”

泪水润湿了我的眼眶。我知道“历史感”的阳光，穿越过幽黑漫长的时光隧道，照临到书页上，也盈盈地填满了自己的胸膛，再一次教会了我许多许多面对跌宕人生的为人任事之道……

我曾说过，虽然中国历史悠长，当代中国历史、中国政治包括中国男人中最欠缺的，恰恰就是这个——“历史感”。夜读西谛，夜雨潇潇，北望神州，我缓缓地吐出一口长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