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翠克离家单飞了几天以后，曾经回来看望过我们两回。姥姥说，一次他飞回到后院的秋千架上，唧唧啾啾地唱着；一次飞回到凉棚前的晾衣绳上，跟姥姥打过招呼，大概见我和端端不在，就飞走了。那几天，我们正在北部佛蒙特州的大山里。

等我们回到家里，常常早晚在后院草地上等待和呼唤派翠克，但青青草地之上，却只剩下那片水蓝水蓝的天空了。一家老嫩确乎天天都在想他，惦挂他。这几天山上的叶子红了，端端对我说：派翠克一定是飞往南边找他的妈妈和朋友去了。“建”告诉过她的，知更乌一到秋天就往南飞。明年春天他会再回来看望我们的，并且很可能就把他的家，安在我们后院周围的树林里。“——可能的，可能。”她这么认真地咬着中文字说。

就在提笔完稿的昨天，发生了一件小事：妻子下班回家，发现一只小鸟飞进了凉棚，赶紧把门掩上了。她对派翠克没有印象，便往我办公室的电话里留了个录音：快回家来，可能是派翠克回来看你了！端端放学回家，听妈妈一说，欢天喜地跑到凉棚，发现飞进来的只是一只小灰鸟，不是派翠克，便要把小鸟放走。妈妈说，不等爸爸回来看看么？她说：爸爸说，小鸟就该让它飞走的。它着急，就让它早点飞走吧！

她戴上我干花园活用的黑手套——怕小鸟啄她，把受惊的小鸟捧在手里，在那片送走派翠克的草地上，把它放飞了。

邻家长辈

——忆秦牧叔叔

那个清晨我忽然惊醒：我在晨梦中清晰地看见了秦牧叔叔。他是独自一个人来看我的，梦中的我好像是在海南乡下，又好像是在美国住区，总之是在一片绿荫连绵的野地，我们边走边谈，谈得很尽兴，梦醒后耳边还依稀回响着他的朗朗笑声。我惊坐起来，看看日历，秦牧叔叔骤然辞世已经整整十年有余了。十多年来，我没有为他写过一个字。也许在小辈亲友里，不说“最应该”如何如何，但“最不应该”不发一言的，就是我了。秦牧叔叔，你一定是为着久久听不到阿炜的声音，越千山过万水，行云走雾地寻到梦里来，向我讨问究竟的吧……

福地

话题，还需要从父辈的情谊开始。父亲苏翰彦，大概早在1949年以前粤地一些左翼文化人的聚会场合，就认识了秦收叔叔（他的本名林觉夫，所以多年来父亲一直称呼他“觉夫”），但有兄弟手足一般的交谊，却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父亲担任民主同盟广东省委秘书长、秦牧叔叔兼任宣传部长，而我们两家又恰巧成为邻居以后。

都说人的记忆是从三岁开始的。1957年夏天，我家从广州中国新闻社的宿舍搬到东山启明二马路，我三岁的记忆里显现的是一条白沙闪烁、日光刺眼的僻静小路。我家是1号，秦牧叔叔家是2号，却分据路腰和路头。

现在想来，那应该是一个高级的花园洋房住区，洋房深院绿树葱茏，不时传出钢琴声。但在当时，街上不少的洋房已经划为省属机关的宿舍。我家左侧紧邻是省粤剧院宿舍，从早到晚传出来的都是胡琴锣鼓与吊嗓子的声音；左、右侧角分别是省铁路局、交通厅的宿舍，儿时最骇人的记忆，是两处都发生过有人因为各种运动上吊自杀或跳楼自杀的惨剧，以至整个少年时期，我每次经过那两座院门都不敢正视，低头急急脚而过，这是后话。

从那时候开始，秦牧叔叔和紫风阿姨就成为我们家的常客。秦牧叔叔时任《羊城晚报》主编。大概每天下班后先要经过我们家门，常常就先弯进来小坐，和爸妈或者家里的老人孩子攀谈一番，再慢慢走回家去。有时候放学回来，会看见秦牧叔叔就蹲在家门口，手里拿着一把荔枝或者龙眼，一边剥着吃着，一边笑眯眯地说：“给阿婆（我祖母和外祖母）买了一把荔枝，看家里没人，这样等着吃着，都快被我吃光啦。”他的不拘小节和亲切随意，在我们家里留下了各种趣谈。比如有时我姐姐碰见他在路上边走边吃冰棍儿，他会停下步问：你吃不吃？然后掏钱为我姐姐再买一根，一老一小美滋滋地咬着冰棍儿，一起走回家来。秦牧叔叔没有孩子，和紫风姨（我们叫她“细吴姨”）的姐姐吴江平阿姨（“大吴姨”）的一家四口合住。我们家孩子多，有八个，更加上父亲个性的好客侠义，家里不时都要住着各方亲友，还要接济不时登门求助的落难朋辈，所以我们家永远是人来客往，熙熙攘攘的，真是喝一碗粥也要开两大桌。以父母当时的工资，要养活这样一大家子，自然是拮据不堪的。家境的窘困我们自小深知，少不更事的这群猴儿们，便把秦牧叔叔家视为理所当然的“福地”。

那真是我们孩提时代真正的“福地”呀。那么宽敞洁净的沙发厅堂，长长的阳台走廊外面有那么多不同季节成熟的果树——杨桃、黄皮、番石榴什么的。特别是，不抽烟却爱吃零食的秦牧叔叔，家里永远备有那么多天南地北叫不出名字的好吃零食，而且又是那样乐于和我们这群馋猴儿分享。现在想来都觉得脸红，那时候，我们这群高高低低的嫩豆芽儿，只要嘴馋实在憋不住（其实是知道害羞的），就悄悄相约，壮着胆子去敲秦牧叔叔的家门。

打开门，笑盈盈迎候我们的总是“细吴姨”紫风，秦牧叔叔不管在写作或读书，也会放下纸笔从房内走出来，捧出各种简直要让我们大呼小叫的新奇零食：北京蜜饯，湖北孝感麻糖，上海怪味豆……一边陪我们吃着，一边听我们唧唧呱呱地说话。我们的小手又脏又黑，“细吴姨”便教我们用一张小纸夹着零食，再小心地往嘴里送。那一刻，这几只野猴子，简直完成了从类人猿到文明人的进化过程。我们自然早已知道秦牧叔叔是全国闻名的大作家，但更知道他喜欢孩子，也喜欢我们，所以在他面前反而会更加有恃无恐。只要“讲卫生”的“细吴姨”背过身去，我和妹妹伸过脏手就去抓吃的，秦牧叔叔便朝我们使眼色，扮鬼脸。

当然，不仅仅是吃。秦牧叔叔会告诉我们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比如浮在水面上可以睡下一个孩子的“皇莲”，大如小猪小狗的古巴牛蛙，还有，他们茶几的磁盘上就泡着一截神奇的南美枯木，果然没几天，那枯木上就吱溜溜地长出了绿叶子来。那一年秦牧叔叔出访古巴归来向我们娓娓言及的域外见闻（还有他送给父亲的巨如小棒槌的雪茄烟），更成了我从小就立下的“环游世界”梦想、并在成年后一一付诸实施的第一个动因。

那时候，我们几个孩子已经参加了学校和少年之家的“话剧组”或者“舞蹈队”，讨吃之余，便乐孜孜地给秦牧叔叔和大、细吴姨表演节目：站在板凳上朗诵诗，翻筋斗，跳一小段芭蕾舞什么的。每次，秦牧叔叔一家子不但看得入神，而且会加以仔细评论，给予优胜鼓励（以后，江平大吴姨还把我带到他们的机关，参加那儿的表演）。

那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秦牧叔叔对我们的疼爱和关注，其实与他在儿童文学领域里的勤奋耕耘密切相关，他是随时把我们当做观察、了解的具体对象呢。今天在各种“秦牧儿童文学作品选本”里常常收入的那篇《小敏的耳朵》，借小孩会“动耳朵”谈动物进化的科学道理，写的就是我的堂外甥志敏表演的动耳朵的故事。这是我们家的孩子走入秦牧叔叔笔下世界的第一个“模特”原型。

今天想来，日常忙碌而个性安静的秦牧叔叔，在写作、读书之余，显然很享受来到我们家中，被一大群孩子呱啦呱啦围伴着大呼小叫的乐趣；同时他们一家子，也随即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几乎所有大事从不缺席的一员。

先是设法为我们家的经济拮据解困。从60年代初一直到“文革”前夕，经秦牧叔叔的举荐介绍，我父亲长期为香港中华书局撰写古典文学的普及小册子，以稿费补贴家用。我从小就知道，父亲在日常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正和时在高中、同样热爱古典文学的大姐合作，熬更抵夜地“写书”，那可是万万不能惊扰的事情（成年后我才知道，原来这样一两万字的小册子，父亲和大姐当年足足写作和出版了三十多本！）。

我在家里排行老七，下面一个妹妹，上面都是姐姐，与两个哥哥的年岁距离很大。所以从小到大对我最感窘困的事情之一，就是我要么穿破衣烂衫，要么就得穿姐姐们留下来的女装旧衣服。记忆中我身上穿过的最漂亮、并且最合身的衣服及鞋子（比如我小时候为电视台主持少儿节目时常常穿的一身“海军装”），都是穿的秦牧叔叔的外甥日华哥哥留下来的。

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之中，我们这一大家子的境况窘迫更是可想而知。我日后听说，没有孩子的秦牧叔叔夫妇曾经和我父母认真商量，想把我或我妹妹过继给他们作儿女。据说我父母当时也同意了，后因祖母的坚决反对而作罢。我从来没有向秦牧叔叔和紫风姨求证过此事，但从小到大，秦牧叔叔夫妇对我和我妹妹始终有一种特别的亲情，却是我们多少年来一直真切感受到的。

记得小学三年级“和解放军叔叔联欢”，每个同学都朗读自己的题为《我的理想》的作文。那个年代的男孩子，最大的理想不是当解放军，就是做工程师或者“革命的工人阶级”。我的朗读却吓了老师、同学们一大跳：我说，我的理想，是长大了要当一名作家。“当作家？你才几岁呀？”“你怎么想到要当一个作家呢？”“解放军叔叔”都觉得好奇，抚摸着我八岁的小脑袋问。我告诉他们：我要当一个秦牧一样的作家！“秦牧？秦牧是谁？”“秦牧是南方的巴金！”我说得有鼻子有眼。这是我听父亲说的，据说是日本作家井上靖的评价。“噢噢，这个愣头青，还要当秦牧呢！”这个话题，从学校传回到家里，又从父母传给了秦牧叔叔夫妇。

我至今还清晰记得，在他家的厅堂里，围着小圆茶几，秦牧叔叔和细吴姨一边笑吟吟用小纸片为我夹送着零食，一边认真地跟我谈话。秦牧叔叔说：想当作家不是坏事，但如果为了当作家就不喜欢学算术、练数学，那就不好了。细吴姨说：你还小，长大有许多事情可以做，还是不要这么早就决定自己只能当作家吧。可是，我的“决定”，从那时候开始就再没有改变过。“当作家”的梦想，也许首先与“家学渊源”相关（父亲也算一个老文人，家里的文学气氛一直很浓），但秦牧叔叔，显然是近在眼前的第一个典范。

这些天，为着睽别故土多年后自己的一本小书将要在国内出版而撰写后记，不期然地回顾、清点了自己小半生的经历，我发觉，覆盖在自己人生履迹中的第一个长辈的身影，竟然是重叠的：那是我的父亲，以及秦牧叔叔。或者这么说，秦牧叔叔在我早年的成长历程中，一直担当的是一位精神上的父亲的角色。

惊变

当“文革”狂澜骤起的时刻，我正在远地上寄宿中学。晴天一声霹雳：秦牧叔叔成为广东第一个被“抛出来”的“牛鬼蛇神”。报纸上，忽然连篇累牍登的都是“揪出广东的邓拓——秦牧”的大批判文章。秦牧叔叔那本刚刚出版就送给过父亲的《艺海拾贝》，被逐字逐句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作比对，然后是各种吓人的大罪名。我的心突突乱跳，每天留心着报上各种批斗秦牧的消息，又唯恐他人知道自己与“广东邓拓”的特殊关系。

因为我得悉，连同我和姐姐到此地上寄宿中学，我们的行李置装费都是秦牧叔叔夫妇垫付的（“文革”大难后，父亲被发还扣压多年的工资，第一件事就是还当年向秦牧叔叔借的50块钱。叔叔不肯收，父亲说：这是我平生向别人借过的唯一一笔钱，我在牢狱中都担心自己能不能活着出去偿还，这是老天有眼，你不能不收啊）。

学校随后停课，我回到广州已是1966年七八月，“批斗秦牧”的狂潮已过，住区街上、墙上还四处残留着各种“打倒”、“火烧”的大标语。曾被标语、横幅密密覆盖的秦牧叔叔的家，此时已是人去楼空了。家里的气氛非常诡异，父母亲对我们只字不提“秦牧”，许多刚刚发生的故事，是姐姐悄悄告诉我的——

一夜之间，我们家所在的街区成为全广州“文革”风潮的聚焦点。“批斗广东邓拓——秦牧”的各种节目——群众集会，机关揪斗会，抄家，戴高帽游街，等等，在街上轮番上演，高音喇叭和标语口号无时无刻不在耳边狂啸轰炸。我很难想象，平日温言细语的秦牧叔叔一家，怎么可能应对得了这样突如其来的霹雳雷暴？姐姐说，有几次看见秦牧叔叔被围斗的人群簇拥着下楼，脸上的神色倒是非常平静的。正在这时候，大、细吴姨的老母亲（我们叫她伯婆）连忧带病，突发急症去世了。在那个年代，革命专政的铁拳，是要贯彻到医院与殡仪馆的。秦叔叔此时已被关押，紫风姨和江平姨的艰难处境，也就不难想象。

我母亲也姓吴，和大、细吴姨可以算是同乡。我日后听说，伯婆的后事，是母亲冒称吴家的亲戚，帮助两姐妹一起料理的。“文革”年间那么多的惊涛骇浪，我母亲一直和大、细吴姨相依相随。母亲临危不乱、大而化之的个性，恰好成为个性温婉的姐妹俩在万般艰难之时的一点依傍（记得在少年反叛时期，我对“肚子里墨水不多”的母亲常常不太尊重，大、细吴姨曾多次正色批评我：你应该知道，你有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母亲！）。所以这些年来，她们总是以姐妹相称，真是有一口好汤好饭，都要想着彼此分享，以至外界友人常常诧异于我们两家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一直以为我们真的是秦牧一家的近亲。我们两家人，也都含笑默然相认。

我日后知道，在风暴骤起的时刻，两家的正常交往完全被中断了。在50年代早期就有过冤狱历练的父亲，为秦牧叔叔一家的处境忧心如焚，曾托人悄悄约紫风姨在中山医学院高干病区见面，给她提出三条建议：一、尽快要求搬家，启明二马路这个家天天被批斗骚扰，一定不能住下去了；二、转告觉夫，千万千万把心放宽，让时间解决问题，无沦如何不能寻短见；三、你们姐妹俩千万不能乱了分寸，保住身体健康第一。你要以家属的身份经常要求和秦牧见面，传递讯息，让秦牧随时感觉到和外界有联系。这次“秘密见面”，后来却被秦牧叔叔家一位非常“革命”的亲戚以大字报在机关检举揭发，“与反党分子秦牧秘密串联、狼狈为奸”，成为我父亲“文革”冤狱中的重要罪名之一。

大、细吴姨随后果然很快搬家了，搬到一个连我们孩子都打听不到的偏僻地方。我曾经一个人悄悄回到1号楼那个我从前那么熟悉的住宅，那时候，这个往日的钟鸣鼎食之家已成为一个造反派的总部。大门洞开，厅堂空空如也，墙上墨迹斑斑。我从杂乱的纸张标语之间辨认出的唯一一件旧物——那张当日我和妹妹围坐着讨吃零食的圆圆的矮茶几，不知为什么没有搬走，现在冷落在墙角，堆放油印机之类的杂物。二楼宽敞的长走廊现在反而成了“总部”的“中心”，排满了集会用的长条凳。廊外那些杨桃树和番石榴树，依然繁茂地伸展着枝丫，只是树下的少年人，已经没有任何攀枝摘果的兴致了。

这座日后被“公家”派过许多用途的空宅，多少年来一直是我和全家人心事萦绕、时时回望的处所。它记录着两家人一段相濡以沫的岁月，也留下了一个多难世纪的无尽沧桑。

施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