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读的是《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窗外正是红叶初妍，秋天的周五日暮，东亚系的红砖小楼里一片空寂。我一边逐字逐句跟他解释着字意与韵脚，一边让他分别用广东话和普通话，高声诵念诗句。这位极力咬准字音的洋学生铿锵读出的“杜甫”，一时间乘风驭雾，就在流隔千年的北美秋日的黄昏小楼，琅琅回荡起来。他很认真，每次都要用录音机把我的朗读和讲解录下来，回去再仔细反复地读听，并提出：他要把每一首诗，全部用广东话、普通话分别背诵下来。于是，从此每个周五，见面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用南北两种汉语，为我背诵杜诗，并讲述他自己的理解。那天，我正低头沉浸在他抑扬顿挫的语流中——“……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抬起头，我发现戴尔的眼里，竟然闪着隐隐的泪光！“太好了，这样的诗太好了……”他喃喃说着，掩饰似的转过脸去。我心里微微一动。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到了读第二首《登楼》的时候，我知道面对的是一位完全可以在杜诗中灵犀相通的“解人”，便站起来，一边念诵，一边向他忘情直陈我对这首冠绝千古的律诗的起句意境，多年来的痴迷与沉醉。我的解释还没完，我又看见，戴尔眼里已经满盈着熠熠的泪光。“我读到了贝多芬！我真的听到了杜甫诗里响着贝多芬的旋律！”他激动地说。下一周回来，他用两种汉语为我背诵《登楼》，“……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日，日暮聊为《梁甫吟》……”戴尔的声调变得忧伤起来，告诉我：杜甫诗歌里对国家和社会的忧虑，很吻合他自己在美国大选之年的心情——他觉得国家现在整个走错了方向，他最近一有空就去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助选做义工，选举的结果，却让他感到一种杜甫式的报国无门的失落与悲哀……窗外落叶飘飘，我心里又是微微一动——这是一个真正把杜甫读进去了的美国人。他是学音乐的，他用两种汉语向我吟诵的杜甫，似乎真的把杜甫的忧国伤时，化进了自己的灵魂血液之中了——这，可不也是我在异国异邦，听到的另一阕《梁甫吟》么？

下一回，我真的放响着中国古曲，跟他一起读杜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听罢二胡曲《江河水》、《二泉映月》的倾诉，老杜的《赠卫八处士》读来更是如闻青空鹤唳、高树悲风。读到结篇的“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我们——一个中国老师和一个美国学生，一时间都訇然动容，湿眼相对了！隔着千山千水千年千岁，杜甫在鞭打我们。——人生，聚散，生死，浮沉……此刻化作了一缕缕连接古今中西的烟云，在我们眼前拍荡，浮涌。戴尔后来花了两周的时间，才把《赠卫八处士》完整背了下来。我呢，则因为此诗意境的触动，写出了本书里的短章《路边的印第安老太太》一文。于是，从杜甫诗，戴尔又进而把拙文当做一个中文读本，杜甫的诗境，一时又转换成现实人生“在路上”的咏叹。戴尔便向我讲起许多他尊敬的玩音乐的友人，常年乐此不疲“在路上”而淡泊名利的故事。

因为杜甫，我们一下子发觉彼此有了这么多“心有戚戚焉”的共同话题，每次的“独立学习”，反似成为一场与古人神交、一齐在时光之流中含英咀华的精神盛宴了。“我的老父亲听说我在跟中国老师读杜甫，他说，他为我骄傲。”有一回，戴尔对我这样说。“proudofme”这句英文俗语似乎忽然带上了诗意，在晴明的秋日，泛漾起酒样的酣醇。

整个秋天，我为戴尔安排的课程，都是在杜诗的吟诵中度过的。冬意薄临，学期即将结束。读杜诗读上了瘾的戴尔，要求我最后再给他选一首可以背诵的短章。那是一场初雪之后，我们在窗外淡淡飘降的雪点子中，一起吟诵起杜甫的《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为树哭泣的女儿

房子住久了，妻子想要换，我念旧，不太愿意搬。及至事到临头，我发现，自己最是舍不得的，不仅仅是老房子，更是房前屋后的——树。这几天在院子里扫落叶，心头泛起的就是这样的伤感：这些陪伴我、也被我伺候了这么些年的橡树、枫树、雪松、翠竹、山茱萸、迎春花……一转眼，就要成为“故人”啦。都说，萍水相逢是一种缘，人树相聚，更是一种天造地设的大缘呢。

就说门前的这两棵老橡树和山茱萸吧。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把它们比作“我家门前站着的北方父亲和南方母亲”。海那边，水之南与江之北，这是自己精神和肉体的两个血脉源头。这棵车道边上合抱粗的老橡树，是整条街上身形最为魁梧俊朗的一棵“英雄树”。当初因为树根胀裂了车道，前一位屋主曾经想把它锯掉放倒，被邻居好一番恳劝，留住了凛凛的身影。它站在这里，仿佛是站在沧海之涯、人生之边的一个卫士，一座灯塔，一个见证；又仿佛是傍在你书案之侧、暖屋之畔的一位导师，一位兄长，一个父亲。寒天顶起一头雪，酷暑撑出一片荫，它从来是有担有当而又合群可人的；风吹来，雨打来，它又始终是巍然屹立、傲岸不群的。那副壁立千仞的身架，春天最早泛绿，秋天最晚落红，连初冬里铺满地上的带角质的落叶，都带着一种铮铮的铁色。古人说：“君子养浩然之气。”这棵老橡树，就是默默守护在家门前，陪伴着我多少年的浩然真君子吧。人生可以有许多得失、浮沉，但最失不得、最要沉得住的，就是心底里的那点坦荡、浩然之气。每回我从一天的忙忙碌碌里开车归来，第一个敞开襟怀迎候我的，就是这位独立苍茫的橡树老父兄，心里头总是会生出一种傲岸，一种磊落，一种深稳、高穆的情感。

草坪上这棵枝叶婆娑、被老邻居杰克叫做“中国狗木”的巨伞状乔木，一查字典，“dogwood”的中文名字竟是“山茱萸”——那可不就是王维诗里“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茱萸”么！开花时一捧白雪，春夏间一捧碧玉，这棵山茱萸，像是一脉从根部就向四面张开的酥手，纤纤然托着满树绿云，枝节纵横而有牵有挂——那是一位站在杏花江南、小桥流水边上的老母亲，过尽千帆、拍遍阑干而恒久守望的慈母大人吧。早晨一打开门，为你微笑迎送的，是她；落晚归来，为你拂尘掌灯的，也是她。怎么可能想象，从此一抬头一转身，就没有了这个母性的倩影呢？

——更不必说，环绕在门边屋侧、池畔山坡的那一丛丛翠竹了。那是刚刚搬进这所乡居时，从老诗人郑愁予老师的家里挖来的；愁予家的竹子，本又是从张充和先生的后院移来的。如今这有根源、有出处的翠竹，又像文化使节一样，从我家后院，一丛丛、一簇簇地被友人移向了北美各地的山涯湖畔。“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那是老本家先人苏东坡亲手镂刻在时光之流里的一抹森森绿意。如今，那有骨有节、清馨入云的竹影已经在后院山坡成林成片，仿佛嵇康、阮籍的素袖随时都会从那里拂漾出来——那简直就是摇曳在后院的一而历史与文化的旌旗哪，怎么舍得，就此掉头离去呢？

我的为树感伤——“酸的馒头”(senimenal)怕招来讪笑，从未敢向妻子言及。万没想到，10岁的女儿端端，却以她特有的方式，把我的心思点破了。那天，一听说要换房子搬家，女儿忽然嘤嘤地哭了起来，“我不要我不要！除非你们能把那些树带走！呜呜呜……”我和妻大吃一惊，“你说什么？把书带走，还是把树带走？”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树，就是树！特别是门前那棵狗木，它和大狗亮亮一样，同样是我的朋友，我的broher！”她的中英文夹杂的语句哽咽着，“我每天放学回家都离不开它，它等着我上树，我知道从这一根枝条荡到哪一根枝条有多远，它会告诉我要用什么样的动作和力气去攀爬去玩耍……不不不，这些树不走，我就不要搬走！”女儿断续的话音里语意执著，“我熟悉它就像熟悉我自己的身体一样，每一棵枝丫上都留下我和我的朋友的好多回忆！你们根本不能理解，这棵树对于我的意义是什么——那就像你们是我的爹地、妈咪一样的意义！呜呜呜呜……”

用中文记录下来女儿的原话，已经流失了孩子本来的那种童真、真切的痛楚意味。端端描述的确实是每日家门前重复了多少年的人树相亲的真实图景啊。女儿若树，树若女儿。我紧紧搂着女儿，“知女莫若父”，“有其父必有其女”。——我才发现，此乃人生最大的一种安慰哪。

旧游时节好花天

——爱乐琐忆：那个年代的那些故事

“像回忆‘五四’一样回忆八十年代”。这是近期海那边的中国大陆文化知识界流行的一句熟语。没有想到，我们这一辈人遭逢的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与老辈人同在上个世纪身历的“五四”时代，二者都同在一个历史的关节点上开启了全民族、全社会的生机，如今都一统被称为“经典年代”了。于是，各方编辑先生的约稿坐言起行，打头的就是这个“西方音乐与八十年代”的话题，朋友们软硬兼施的，又是寄刊物又是发电邮，非要我说出一点自己的子丑寅卯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看来，这既隔洋又隔行甚且隔了“热”的“爱乐”稿债，是非提起笔来还不可了。

先说这“隔了热”。曾经或许是京城某个圈子里排得上号的古典音乐“发烧友”之一，这大概是编辑先生没有把我忘记的原因。但这么些年下来，出洋、海归、再出洋的，人生不知打了多少个转转，说“沧桑”还真挺”沧桑”的，那种为了淘一张新到的限量唱片，发着烧下着雨还要从京西双榆树蹬车一个半小时跑到东单，跟店家泡蘑菇的“烧”劲儿，想想都觉得奢侈，早和“青春期躁动”的回忆搅扰不清了。音乐倒仍旧是爱着好着，但也并非独沽西洋古典一味——迷过一段民乐尤其是古琴（没法子，那是“出门人”的乡愁解药），现在还在发誓要写一篇跟古琴有关的不朽文字；流行音乐则一直从崔健、罗大佑听到赛门与戈芬科尔、约翰丹佛和“后街少年”，有时可以跟女儿一起听着同一张热门片子而手舞足蹈却也毫不为耻；美声作品和西洋歌剧呢，仍然是最大的沉迷，但好几回，也被百老汇音乐剧的片片断断感动得轰然欲泪……总之，爱乐还是爱乐，却爱得不如以前热烈、纯粹、专一和煽情了。

但是说句自我安慰的话，这个隔洋隔行与隔热之“隔”，还是有一点好处——就是距离感造成的一种观照上的独特视野。不独看社会、看人生如此，看文学、看艺术、品评音乐也如此，时间上、地理上的距离感，有助于我们拉开、扩展对某一沉迷之物在情感上、心理上的观照纬度，反而就有助于我们更贴近历史的真实、人生的真实与情感的真实了。这样想着，也就犯上了近年来大为流行的“中老年症候群”——“怀旧病”了。或许，追溯一下我们“文革”成长的这一代“爱乐人”的来路，会是一件有意思也有一点意义的事情？天晓得呢，反正柿子拣软的捏，既然“隔”之众多，先从这容易下笔的回忆追溯入手，至少是偿还稿债的易行之路吧。

“如歌的行板”：“中国式的西洋经典”

这个题目也可以是：“西洋式的中国经典”。有许多西洋作品，在中国如雷贯耳、妇孺皆知，在西洋本土产地却默默无闻或者无人问津。这种例子在文学上尤其多，以至上海陈思和教授曾在一次研讨会上指出：有许多中国人熟知的西洋文学名著，与其算“西洋经典”倒不如算“中国经典”——它成为中国几代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却是西方本国、本土文坛的“陌路人”。比如，被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代中国人几乎作为人生启蒙书的英国《牛虻》、法国《约翰？克里斯朵夫》。《牛虻》及其作者伏尼契女士，当今的英国人完全一问三不知。法国的罗曼？罗兰稍好，大概也只有文学行当中人才略知其名。几乎被上世纪40、50、60年代的几代中国人视为“年轻人的圣经”的长篇《约翰？克里斯朵夫》，别说今天的法国年轻人完全不识不知，对于一般西方弄文学的人也几乎是子虚乌有之物。同样的例子，其实也发生在“西洋式的中国经典”上。前不久耶鲁大学一次中国古典诗词的研讨会上，唐代诗僧寒山曾在其中占了相当重要的讨论篇幅。“寒山”是谁？相信今天一般中国人莫名所以，而在西方，这可是几乎与“李白”、“王维”齐名的中国古代诗人的伟大代表（“王维”在西方的诗名也远比在中国为大）。我曾在上述研讨会上举出了《牛虻》等西洋与“寒山现象”作有趣的比照——这是中西作品在各自“经典化”过程中，由语码转换和文化误读造成的一种值得研究的有趣现象。

我的话题扯远了。引出这个话题，是因为我想起一个自己的西洋古典音乐的启蒙作品——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我相信直到今天，《如歌的行板》的旋律都是中国年轻爱乐者们的“经典记忆”。它曾为王蒙一部中篇的题目，也足资证明此曲在几代人的音乐记忆中的分量。可是，1982年我头一次出洋留学，曾花了两年时间淘唱片店，而遍寻老柴的《如歌的行板》不着。问遍店家、行家，用英文翻译曲题证明是无效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张口哼唱老柴的旋律，但这一旋律在美国并不算为人熟知。我是折腾了好一段时间才发现，这段在中国的音乐天空如泣如诉历久不衰的《如歌的行板》，原来很不显眼地藏在老柴一个并不流行的早期弦乐四重奏作品里面。当年在中国乐迷心目中紧跟“老贝”（贝多芬）后面的“老柴”，连同他的那个弦乐作品片断，在西方乐坛的地位也完全是一般中国爱乐者的想象之外的。好多年前李欧梵教授就跟我开过玩笑：一谈西方古典音乐，你们大陆作家就要跟我谈《如歌的行板》，开始听得我一头雾水！

大概是1978年的早春，那时我们“文革”后第一批进入大学的“77级”学生才刚刚入校不久。记得有一天早晨，我在自己平日用来听学英语节目的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了这段老柴的《如歌的行板》，电台播的好像还是60年代初期由俞丽娜领衔的上海四重奏小组演奏的录音。刚刚从“雄赳赳、气昂昂”的样板戏和革命进行曲的多年浸淫里醒过闷儿来，这样忧郁隽美的旋律，实在有着勾魂掠魄的力量。那种不是纯粹来自听觉的兴奋，而仿佛轻轻拨动你的灵魂之弦、潜入你的冥想深处的音乐感受，是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柴可夫斯基的名字，自然早就从“文革”中偷听的《天鹅湖》里知道的，但《如歌的行板》给我掀开的西方古典音乐的全新帷幕，却让我忽然生出一种渴望：渴望一种“全新”的音乐，能够穿透自己灵魂上结起的硬壳，可以不断享受那一种穿出悠长的黑暗隧道而世界为之豁然—亮、一变的奇妙感觉。我就是从《如歌的行板》启蒙，发誓要一探西方古典音乐的堂奥，从而开始成为改革年代中国大陆最早的一批“爱乐”发烧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