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随即把我编造的遭遇对她叙述了一遍来自比利时，15年没有回国，流产等等。然后，我就问她我可否借电话一用。她开始对我表示同情，不过，她说她做不了主，得先禀报她的主人一声。

她把门关上了。我转身向弟弟妹妹示意，让他们在九重菖树篱那儿再躲上一会儿，先别露面。

几分钟过后，大门又打开了，一个英俊高大的男子出现。他50来岁，头发灰白，穿着一件毛巾布晨衣。我无疑是打扰了他，看得出他正在洗漱，手上还拿着剃须刀哪。他身上散发着香味，精神饱满，面对着的却是我这个与他相差好几光年的穷女子，其相貌肯定让他吃惊不小。

我表达经历的方式使这尴尬的场面得以改变。我一见到他，立刻以一种纯正的法语对他叙述起来，遣词造句极其高雅；他听了之后，肯定是踏实了许多，开始称呼我“夫人”来。

“我家侍女告诉我说您不幸流产，但愿您没有大出血。我是医生，我可以送您去医院。”

我胡乱地解释起来，又把比利时什么的用上了，然后，没让他来得及思考，便问他是否可以借电话一用。他同意了，随即请我进屋。

我觉得他的屋子简直就是一座宫殿，但是又没有任何奢华的东西。它让人看着整洁，干净，舒适，墙壁白白的，地上铺着地砖，窗户上绿色植物繁茂。电话放在一张很漂亮的小桌子上，电话号码簿就放在旁边。

我没有忘记如何拨电话号码，但是，当我拿起电话时，心就开始激烈地跳动起来。我感觉自己就像路易·德·费奈斯的电影《冬眠人》中的那位主人公似的，昏睡了多年之后回到了现实中来。我就是那个“冬眠人”，不由自主地遇到越积越多的烦恼。

我给我外祖父拨了电话，但总是忙音。阿尔菲医生——他是这么向我作的自我介绍——提醒我应拨六位数，而我仍像入狱前那样拨的是五位数。

“啊，对，”我口气随便地说，心却怦怦直跳，差点儿就露了馅了，“这我知道。他们总是在打电话，有时候，我从布鲁塞尔给他们打电话，也总是占线，他们就喜欢在电话上聊天……”

他给我端来一杯咖啡。于是，我便向他坦白地说，我是由我丈夫、妹妹和妹夫陪着来的。他觉得没关系，让我请他们进来，我便招呼弟弟妹妹们进来，而主人阿尔菲医生则去更衣了。

那位侍女来了，手里端着一只托盘，上面放着一些美味食物：香醇的咖啡、点心、面包、果酱等。我们几个人默然地对视着。我们实在是饿得厉害，但又不敢去碰那些东西，否则，用不了几分钟，我们就会把所有的食物，所有的家具、地毯，甚至连狗，都给吞食掉。阿代拉蒂夫从未见过狗，很害怕。这是一只长毛垂耳的小猎狗，它在舔阿代拉蒂夫，还后脚站立，向他表示它的高兴劲儿。阿代拉蒂夫是既开心又害怕。

我们都坐在了客厅里，身子僵直，木雕似的，心里胆怯异常，因为我们的没有模样的鞋子上沾着晨露和泥土，生怕把屋里的地毯踩脏了。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阿尔菲医生进来了。他换上一件干净衬衫，打着领带，穿着西服，让我们看着高雅有致，风度翩翩。

他一面请我们用咖啡，一面几乎像是上流社会的人士那样开始同我们交谈。我跟他提了几个在卡萨布兰卡的朋友：b、j等：b家是个大资产阶级，阿尔菲医生脸上立刻露出了惊喜。他对这一带非常熟悉。

“太巧了，”他兴奋地说道，“他们也都是我的朋友。”

他一看我们竟与b和j很熟，心里很踏实，便说要开车送我们去那儿……

我所提及的朋友是卡萨布兰卡的金融家族的人。他们的一个儿子名叫卡米尔，只比我稍微大一点，被公认为他这一代年轻人中的美男子。他弟弟拉阿尔比是我的好友之一。在政变发生前不久，在我最后一次在卡比拉度假期间，我还在我们家为他举办了生日派对。我天天与这些朋友在一起，非常喜欢他们。

当阿尔菲医生开车把我们送到朋友家门前时，我又让弟弟妹妹先躲一下，我便独自推门而入，连门铃都没有摁。突然间，仿佛这15年并不存在似的，我一下子又回到了从前。一切都那么的熟悉，我一眼都认出来了：家具、油画、熟悉的气味……我的头在发曼……

屋子像是空落落的。狗见了我很高兴，欢蹦乱跳，我亲抚着它。接着，我又去厨房里转了一转。我看见了电话。我毫不犹豫地拨了一个号码我外祖父的电话。我拨了又拨，每次都是一个听着别扭的“喂”在回答我。我吓坏了，但我还是摁下又重新拨号。

最后，我明白了，这是一部内线电话，而且我还听出了回答的人的声音：拉阿尔比。我没告诉他我是谁，要他赶快下来。他嘴里嘟嘟囔囔地下来了。

他走下楼来之后，我一看他的样子，吓了我一跳，一时间怔在那儿好一会儿。我以前认识的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25岁的年轻人，可在我眼前的却是一个40多岁、头发灰白、身体微微发福的男人。

我们彼此问了声好，但他好像并未认出来我是谁。

“我是玛丽卡呀。”我说道。

“哪个玛丽卡？”

“我是阿加的女儿呀。”

我不能说我的姓氏。我害怕我的姓氏再无人承认了，而这种担心后来还一直缠绕着我很多年。

“阿加的女儿？”他还是没搞清楚。

我很不自在地自报了家门：

“乌夫基尔，玛丽卡·乌夫基尔。”

他一听，吓坏了。

“你想干什么？”他声音粗暴而傲慢地喝问道。

我告诉他说，我们获释了，我是跟拉乌夫、玛丽亚、阿代拉蒂夫一起来的。我害怕得浑身哆嗦起来，尤其是我不知该怎么往下说。在这么多年的监狱生活中，我们一直认为是遭遇了不白之冤，相信自己应该享有人权。我们是受害者，不是罪犯，拉阿尔比以这样的一种态度对待我，完全把我看成了罪犯似的。我真没想到我们的亲密好友竟然对我们如此地敌视，恨之入骨。

拉阿尔比这是给了我一个耳光。

我忍受了，心里想着其他朋友不至于这样，想着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我需要钱，”我直截了当地跟他说道，“另外，我还希望你送我们去火车站。”

我是从长途车司机那儿知道这条铁路线开通了。我入狱之前，卡萨布兰卡和拉巴特之间还不通火车。

拉阿尔比没有吭声，走出厨房，没一会儿就回来了，拿给我180法郎。我觉得这点钱已经够了，而且是非常多了。当时，我并不知道，1987年物价飞涨，这点钱根本就不够干什么。

拉阿尔比还教训了我一通，不许我靠近他哥哥，说他哥哥自他们叔叔死后，情绪一直很低落。我深信卡米尔不会像拉阿尔比那样对待我们，他一向很善良、很厚道、很有同情心，而且非常忠实于朋友。但是，我已没时间去验证他是否还是那样了。

拉阿尔比从车库里把车子开了出来。他鄙夷不屑且恐惧不安地看了看我的弟弟妹妹们，对他们那穷困潦倒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然后，他便示意我们上车，把我们像一包脏衣物似的撇在了火车站。

与拉阿尔比的相见让我心寒，但我并不想因这冷遇而受到影响。我兜里揣着他给的那点法郎，觉得自己成了富人似的。我第一笔支出就用在了阿代拉蒂夫身上。我替他买了一份《队报》。他在狱中从收音机里知道了足球，他对法国足球队和摩洛哥足球队的球员非常了解，对世界杯的进行情况也了若指掌。

我想到苏卡伊娜，便买了点香烟。苏卡伊娜烟瘾挺大，在比尔一杰迪德时，她就把阿利玛收集的青草和树叶放到院子里晒干，然后用废纸卷起来抽。

买烟让我们没少费劲儿。我们害怕人群，特别是害怕穿制服的人。当我们看到一面墙上挂着的国王的巨幅画像时，我们吓得立刻撒腿便跑，跑得气喘吁吁，浑身发抖，好像后面有人在追捕我们似的。

这当然是有点荒唐，但我们却真的是不由自主，成了条件反射了。

我们总算上了火车，心里明白自己的举止形态有点怪诞，知道别人的目光在盯着我们。我们在座位上坐下来，要了几杯咖啡，点上香烟，几小时以来，第一次感到了自由自在。但是，当查票的走进我们的坐席间来查验车票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全身哆嗦了起来。

坐在我们身边的一对法国夫妇在谈论我们政权的腐败、王室的奢华、政府的铺张浪费，以及豪华宾馆的旅客被随意赶走，尽管他们事先已经预订了房间，但因政府临时征用而被取消了。我们听了他们的谈论，心里很舒服，感到自己并非是唯一对当权者持有异议的人。

这对法国夫妇时不时地向我们投来怀疑的目光。我们非常想跟他们聊聊，把我们的遭遇告诉他们。他们看上去很和善，很直爽，但是，他们会不会嘴上说得很漂亮，到时候却把我们给告发了？

我们已经成了惊弓之鸟，遇事总是疑心很重的。

我们把想向他们求助的话给咽下肚子里去了。

阿代拉蒂夫随着发现的新鲜事越来越多，受到的刺激也越来越大。他长到这么大，还从未看过报纸。《队报》上刊登的足球运动员踢球的照片，看得他目瞪口呆，嘴巴大张着。他以前曾经见到过的唯一一张破报纸是我们在监狱时给他拼凑起来的。

当列车开动起来，越开越快时，他的惊讶也随之增大。他张着嘴，伸着舌头，两眼茫然地盯着车窗外面那飞驰而过的景物。拉乌夫试图转移他的注意力，但是没能成功。阿代拉蒂夫是个野孩子，在这么一大堆新鲜的、他从未见过的事物面前，当然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这让我们看着多么的心酸啊！

在我们逃亡的这5天当中，他一直感觉到自己是坐在一列飞速行进的火车里。到了丹吉尔，在我们下榻的阿朗旅馆的酒吧里，他还在问我火车是不是马上就要停下来了。

拉巴特

我们怀揣着恐惧在拉巴特中央火车站下了车。看守们是不是已经发觉了？我们是不是一下到站台就会被抓住？是不是没走到外面就给逮着？不，看上去并无异常，没见到一个警察。我们犹犹豫豫地朝着出租车站走去。拉巴特中央火车站大极了，崭新崭新的，人头攒动，挤来挤去。人人都像是急着去办事似的，他们挤撞着我们，但他们知道自己是要往哪里去。可是我们，没有任何人接我们，等我们。

拉乌夫和玛丽亚上了第一辆出租车，我和阿代拉蒂夫坐上了第二辆。当时是上午9点钟。我们要去法国驻摩洛哥大使馆。

使馆大门口站着一个摩洛哥警察。我迟疑了一下，然后便径直地向那警察走过去。

“我要去使馆办事。”我对他说道。

“使馆今天不办公。”他回答道，仿佛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我想了一会儿才弄明白，当天是4月20日，星期一，也就是复活节的星期一，是休假日。我们尽管把计划考虑得十分周密，但是却把这一重要细节给忘掉了。如果我们晚一天越狱的话，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呀？

拉乌夫走上前来，试图说服对方通融一下，但是，那警察却在怀疑地看着我们。他很快便感到我们的行为举止很蹊跷。于是，他连埭咆似的问了我们一连串的问题，甚至问我们是不是通缉犯。他那居高临下的轻蔑目光，看得我们周身发毛，浑身发颤。

我们没等他再多问，便立即返身回到出租车上。当我对司机说，去美国大使馆时，他也一脸狐疑地看了看我。

我们事前已经考虑过一套备用方案：一旦去法国大使馆未果，便转向美国大使馆去寻求政治避难。

“你怎么像是被追捕的样子呀？”司机问我道，“你从哪里来的呀？你身上有点什么不对劲儿。你像是一位欧洲女人，但你肯定不是欧洲女人，你的模样真的挺怪的……”

我们没有回答他。他问我们，我们不予回答，就这样我们来到了美国大使馆前。我决定独自去碰碰运气。门口的一个摩洛哥警察拦住了我，让我把小包袱放下，包袱里藏着阿代拉蒂夫制作的那把手枪，样子与真枪一模一样。我担心自己被当成了恐怖分子。

我结结巴巴地对那警察说，包袱里的是我小弟弟的玩具。那警察二话不说，拎起我的小包袱，扔到岗亭旁边去了，让我捡起来快滚。

我心里好害怕。我们原以为到了法国大使馆便万事大吉了，没想到还不得不跑到美国大使馆来。到了美国大使馆，未曾想又碰了壁，连大门都进不去。我们的精神要崩溃了。

我已六神无主，真的不知如何办才好。

我颤抖着沿着一条通往使馆办公楼的坡道走去。右边有一个玻璃门的岗亭，里面有两个穿着军服的美国陆军士兵，通过荧屏在监视来往的人。在他们的对面，左边，有一个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的摩洛哥人，守着一根挡住入口的栏杆。

我向那摩洛哥人索要办理移民的表格，并向他打听应该如何回答面试所提的问题。他在回答我的时候，我便在思索该如何办。我只要钻过栏杆，就算踏上美国领土了，里面的人就会跑出来，我就想法冲上前去寻求庇护。

这时候，里面出来一个人，走近那摩洛哥人，亮出他的证件；摩洛哥人把栏杆升起，那人走了出去。我再一次对自己下一步的行动感到犹豫。我是不是趁机冲进去，大喊“避难”。可是，如果使馆接受我政治避难的话，我的弟弟妹妹们又怎么办呢？他们是不是会被拦在外面，不让进来？会不会被告发？会不会被捕？

如果那个摩洛哥人换成是个美国人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闯进去的。那他对我来说，就代表着自由、美国、人权。但是，我能够相信一个同胞吗？要是他挡着，不许我进呢？

当我终于决定孤注一掷时，已经为时晚矣。那两个待在玻璃岗亭里的美国兵对我产生了怀疑。他俩指着我彼此说了几句英语，然后对着扩音器冲着那个摩洛哥人喊着，说我行迹可疑，其中的一个还走出岗亭，朝着我走来。

我吓坏了。我收起表格，拾起我的小包袱，赶紧逃走，心都快要蹦出来了。我与弟弟妹妹们会合后，上了出租车。这简直就像是大溃败。现在，只好看看能否到英国大使馆或西班牙大使馆去碰碰运气了。可是，它们也在放假，没开门。

我们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有个人倒有可能帮我们一把。他是我外祖父的一位朋友，也跟我外祖父一样，是柏柏尔人。他的一个女儿在王宫里时，曾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让出租车司机送我们到阿格达尔小区：外祖父的这位朋友一家就住在这里。他妻子名叫拉拉·米娜，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叫拉蒂法，另一个也叫玛丽卡。当时，阿格达尔全都是一水儿的漂亮的小别墅。但是，后来全都被拆掉了，改建成了一幢幢的高楼。

我们一点也认不出来了。两辆出租车在那一带转来转去，转得我们愈发地弄不清东南西北了。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他们家是在邮局旁边的。幸运的是，他们的房子是唯一未被拆毁的房屋。

看门人问我找谁。我告诉他说，我叫玛丽卡，法黛玛阿雅的女儿，有事找拉拉·米娜。

看门人进去回来后，一脸狐疑地对我说道：

“女主人不认识这个姓名的人，你马上离开，不然我就报警了。”

我顶住，没有走开，对他说道：

“你告诉她，我叫玛丽卡，是乌夫基尔的女儿。”

他立刻怔住了，惊讶不已，几乎是吓傻了似的。

“你别坚持了，”他终于劝我道，“还是快走吧。她不想惹火烧身。”

然后，他把门带上，以目光询问我。我就请他告诉我拉蒂法住在哪里。

“她住在阿加迪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