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们被抓走之后，我们的亲人们遭受了种种的痛苦和烦恼。通常，他们总是受到监视、监听、审问等种种没完没了的骚扰。摩洛哥社会向他们紧闭大门。我父亲的亲人情况更糟，他们被撇在荒漠之中，衣食无着，一应全无。没人敢接近乌夫基尔家的人。

外祖父眼里满含着泪花，强颜欢笑地在跟我们讲述着这一切，而且每说一句，总要加上：“上帝伟大。”

我们定于10月27日动身。为了准备我们的旅行，看守队长奉命替我们购置了一些手提箱和衣服。他还给我们买了大衣、棉皮鞋、带风帽的滑雪运动衫。在购买前拟定清单时，我们高兴得几乎要疯了。我们认真仔细地讨论样式、尺寸、颜色什么的。我们仿佛变成了一群站在一棵圣诞树前的小孩子。

我们拿到了身份证和护照，但出发前夕，又都被收走了。这使我很不高兴。我总有一种莫名的不舒服的感觉。我尽管找出种种理由来说服自己，但我越来越不相信他们会就这么轻易地放我们走的。见弟弟妹妹们仍旧沉浸在欢乐之中，我自己却高兴不起来。

夜晚，我喊醒妈妈，把我的疑虑告诉了她。她不愿意相信我，说我神经受到刺激，凡事疑心病很重。妈妈比我还要天真，凡事总不愿往坏处去想。我在王宫的生活教会了我凡事多存个心眼，我知道国王提议给我们的只是口头的承诺，并非到手之物。

我无精打采地走出妈妈的房间，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只有拉乌夫能理解我。我溜进他的房间，他注意地听我叙述，一开始并不太相信，但我的论据让他有所动摇。

拉乌夫一宿没睡，我也一夜没有合眼。

10月27日早晨7点，我们9个人全都起来了，化妆、梳头，穿衣，关好手提箱，扣上旅行袋。其实，我们是把自己装扮成旅游者，装束一个比一个的滑稽可笑。我们忘了是要乘飞机出发。管他是怎么回事，反正我们是想把自己好好地拾掇一番。我们在扮演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

我们紧张地在客厅里等待着。我和拉乌夫比其他人更焦虑一些，他们还并未料到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在他们看来，再过几小时，我们已经远离了摩洛哥了。可是，在我和拉乌夫看来……

我朝拉乌夫瞥了一眼，他回了我一个勉强的微笑。妈妈看见了我与他之间的哑剧表演，紧张得双手紧紧地攥住她的坤包，面色异常的苍白。是不是我的担心让她的信心动摇了？

阿拉布什、艾尔·阿杰分局长还有奥特曼·布阿比德和看守队长一起来了。他们在躲避我们的目光，他们好像很为难的样子。

我又朝拉乌夫瞟了一眼。看看他们如何圆场，承认这是一场骗人的把戏，这可是需要他们稍许动动脑筋的。

可是，他们根本就用不着动什么脑筋，话脱口而出，比平时说得更加的甜，简直就像是一汪糖浆水。

“陛下请你们再稍许忍耐一下……陛下对你们出国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然后，他们又看看我妈妈说道，“阿雅，陛下想在你们走之前，再见见你们。”

我们的美梦再一次破灭了。我们又回去蹲了4年的监狱。

金色的牢笼

“乌夫基尔夫人，你们不晋见一下陛下，是不可以走的，何况是你们自己要求见他的呀……”

情况对我们十分不妙。妈妈将计就计，写了一封求见陛下的信，因为既然国王想要见，那就主动一点吧。但是，结果却大出意外……

我们出走的流产想必另有原因。尽管基埃杰曼已向国王作过保证，但是妈妈却拒绝在写好的我们将绝不抱怨摩洛哥政府的保证书上签字。

国王也许根本没有想到我们的身体有多大的问题，也没估计到我们的健康受到了多大的损害。离开比尔—杰迪德之后半年，我们的身体始终是糟糕透顶的，我们中间有4个人肺部出现问题，胸闷气短，呼吸困难。

我们这样的一副德性，如何出现在全世界面前？这不是向世人提供他们严重地践踏人权的证据吗？加拿大移民局将会知道我们的情况，传媒也将评述个没完。国王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对他不利的宣传的，必须先让我们“拾掇拾掇”，等光鲜一点，再让我们去面对全世界。

可是，直到今天，尽管看遍了全球的医生，在我们身上仍旧残留着那些可怕的岁月所留下的伤痕。米丽阿姆的癫痫病愈发地严重了，玛丽亚得了膀胱癌，拉乌夫肺炎感染，我和苏卡伊娜的身体极度的虚弱。

而我们的小阿代拉蒂夫，他首先是心灵受到了难以抹去的创伤。

可是我们的律师直到最后一刻都是相信国王的承诺的。他一直在我们该去搭乘航班的卡萨布兰卡等着我们。我们的离去本应在极其谨慎小心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还是走漏了风声，摩洛哥犹太人社团的一些代表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机场举着大幅标语准备欢迎我们。财政部为我们解冻了400万摩洛哥迪拉姆，转到加拿大的一家银行，在基埃杰曼律师看来，这笔钱的解冻，是摩洛哥当局的又一个良好意愿的证明。

我则认为，让我们出走的闹剧是精心编排的。国王与我们的账还没结算清，我们还得还欠他的债。

我们只是在几个月之后，于1988年年初，才又见到基埃杰曼律师的。他非常气愤。他对我们说，他要把摩洛哥当局告上国际法庭。他还指斥阿拉布什说：“这是您和那些在您上面操纵一切的人的错。我没有与不守信用的人打交道的习惯……”

苏卡伊娜把他拉到一旁，悄声问他，如果她自杀的话，是否对我们获得自由有所帮助。自10月27日起，这个念头就一直缠绕着她。基埃杰曼律师叹了口气，又对那个连无辜的儿童都不放过的政府痛斥了一番。

律师大声怒斥了好一会儿，但是，他的愤怒并不起任何作用，如同他与我们见面的几个星期之后，1988年4月，我们所进行的绝食一样毫无用处。那一次，我们绝食了整整20天。我们靠输液维持生命，我们浑身疼痛，只是看到绝食并不能打动他们，最后才不得不放弃了。

经过这一切仍旧是毫无希望。

我们那流产了的出走使我们的时间又往后倒流了。我们又变成15年前的囚徒了，既忍气吞声又心有不甘，既消极被动又反叛抗争。为了自我宽慰，我心中往往会暗想，我的命运已有所改善，这是我作出努力的结果。我的头脑依然保持清醒：国王无比强大，而我们则极其弱小……至少，我们因让他屈服而感到了满足。

我们每个人又回到了往日的生活状况。我们不再抱有太大的希望。我们看书，做点运动，看看电视。阿代拉蒂夫同我的表弟阿姆扎踢足球。阿姆扎只要能来看我们，便同我们待在一起，他与阿代拉蒂夫同岁。

我们的亲人周末可以前来探望我们，当然也要克服重重的困难。他们得受到严格的搜查。我们已不再组织什么临时的庆祝会了，除了圣诞节和每个人过生日的那一天之外。让我们团聚在一起的欢乐生活结束了，我们一起聚餐、大吃大喝的日子结束了。我们各自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各吃各的。

我们每天都穿着睡衣，天天如此，以致因洗了又洗，睡衣都穿破了。我们光着脚走路，我们已不再注意我们的仪容仪表。当我们在别墅里碰上时，总在问同样的问题：

“我们的案子何时了结？他们什么时候释放我们？”

由于能见到光亮，马拉凯什毕竟与比尔—杰迪德有所不同。我们从不错过早晨的阳光，这是再生的时刻，我们对其有着一种奇特的印象。白天，我们待在户外，尽情地享受着阳光；夜晚来临时，我们不厌其烦地把灯全部打开。

我能收到我往日的朋友们的来信，但我不能接受他们在信中表示的歉意和忏悔。他们的信写得很长，不外乎在解释为何这15年来对我们持有漠然的、不闻不问的态度。我不想再与过去发生关系，所以我根本就没有给他们回信。再说，即使回信，又能怎样？

我们获知我叔父姆莱·阿代姆的死讯。但是，他们不允许我们前去参加他的葬礼，连派兵护送我们去也不准。我们的祖母恩纳阿在我们越狱前没多久去世了。她一直硬撑着，想最后见上我们一面，但终未遂愿。

我们喂养了10来只野猫野狗，它们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吃和睡都在一起。我们仍旧怀念着我们死去的鸽子，余痛未消，所以我们不让我们的狗和猫出屋。不久，我们的猫已达10只，狗也有了3条，我们在它们身上倾注了我们巨大的爱。我们在情感方面和性方面成了残疾人，只好把爱转移到它们身上了。

在出走的希望破灭之后，我们试图像以往被迫孤立生活那样，重新克制自己的情感。我们彼此间常常会说，这15年中，我们只是苟且偷生，没有真正地活过。

接触到一线自由之光以后，我们心里却是惴惴不安的，总认为自由绝不可能属于我们。我脑子里总浮现出我们越狱的情景。这情景总在缠绕着我不放。因此，夜晚我经常做噩梦。

警方对我们的防范加强了。他们在客厅的壁炉内装上了窃听器，但一次次都被拉乌夫发现，给扯掉了。作为报复，他们对法国电视五台的谈论摩洛哥的节目进行干扰。对我们周围的警戒加强了。我要求得到的一些论述俄国革命和纳粹德国的书籍被禁止了。为什么这样，我不得而知……

我们还故意逗弄了他们一下。我们要求借《胜利大逃亡》的录像带来看。不用说，当然是被拒绝了。

我们又在考虑挖一条地道逃出去。花园的地很松软，可是，我们已经没有挖地道的力气了。我们甚至还想有一架小飞机，停在大墙后面的田野上，把我们接走。我们让我们的一位舅妈去想想办法看。

由于老在想法逃离，我们尚能挺住，它使我们觉得，我们还活着，还没有完全死亡。

海湾战争爆发时，我们仍旧待在马拉凯什。这场战争帮了国王的大忙，使他成为阿拉伯世界的调停者，并使他得以试图使世人忘记在他的国内还有政治犯、不计其数的失踪者、苦役监、对人权的恣意践踏和一个残酷无情的暴君的真实的一面。

在将近20年的羁押期间，我们养成了通过我们自身的情况来分析外界大事的习惯。这场战争对我们是否有利？它一点也不会改变我们的命运的。

一年之后，1991年，吉尔·佩罗的书《我们的国王朋友》在法国出版了。我们是在看摩洛哥电视新闻时得知这一消息的，并根据该书在我国国内所引起的一片哗然判断，陛下很不喜欢这本书。摩洛哥政府和人民是支持哈桑二世的。

他们要我们对这件事表态，支持国王。我们得写一封信揭露佩罗，高度赞颂国王之英明伟大、品德高尚。

阿拉布什和布阿比德说，该书是由摩洛哥王国的敌人们授意的，达妮埃尔·密特朗和乔治·基埃杰曼就是这帮人的头头。我们得公开声明拒绝胆敢攻击国王陛下的那个律师为我们辩护。我们的信将在法国《费加罗报》上发表。

我们想出种种办法拒绝写这样的一封信，但是，我们最终还是无奈地写了，只是很晚之后才发表的。我们获得自由的时间临近了吗？

他们把佩罗的这本在摩洛哥列为禁书的书籍拿来让我们读，以便我们可以自由去作出评判。

该书对哈桑二世国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我读了之后感到，这无异于又一次政变。这么说，一个外国人，特别是一个法国人，竟然胆敢直接抨击国王本人，甚至是肆无忌惮地揭露他、指控他。

不过，说实在的，这本书确实充满了很多不实之词，难免会引起摩洛哥国内的一片哗然。这么一来，我们的关押成了《铁面人》的情节，遥遥无期了，甚至逃跑也化为了泡影。除了书中的那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挂一漏万、细节的编造而外，佩罗像在他之前的许多人一样，在书中影影绰绰地暗示，有一个甚至好几个狱卒受到我们的影响，可能在外面给了我们一些帮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将近20年中，只把这次徒手挖地道成功地越狱视做我们唯一的骄傲，他这么一写，后果极坏，无异于一把尖刀插进了我们的心脏。不过，他最后所作的结论倒还是十分婉转的，说是这么看来，我们不会被人撇下不闻不问，不会自然灭亡，不会缺吃缺喝缺钱……

书中尤为伤人的是对我们个人的人身攻击。在他的笔下，妈妈与我父亲结婚之后，仍旧“对年轻的军官们情有独钟”。可是，这个法国作家却对我父母的离异糊涂至极，把日期、原因等全都给弄混了，甚至说我母亲有外遇，竟然与哈桑二世有染。他甚至信口雌黄地说什么“拉巴特的人都在说，苏卡伊娜是国王的孩子”。他的这一“披露”严重地伤害了我妹妹的心灵很长时间。

至于我嘛，也是绯闻不断。佩罗在书中写道，我仿效了我母亲，而我父亲则对这一点睁只眼闭只眼。在他的书里，这类流言还有不少。

我在宫中生活多年，后来又混迹于大臣高官的圈子里，对于流言飞语早已习以为常。来自摩洛哥人方面的流言，伤害不了我。不过，让我感到担忧的是，这会伤害到我妈妈和我的弟弟妹妹们，对此，像吉尔·佩罗这样的大作家是应该考虑考虑的。他竟然在没有机会获得充足的、翔实资料的情况之下，写出这样的一本书来，这比流言飞语对我们的伤害、对我们的干扰更大。有那么多的情况应该披露，所以他不该只满足于道听途说。只要写出事实来，那就足以削弱专制暴君的统治。

不过，他敢于直击国王本人，这种精神还是可圈可点的。

佩罗是第一个奋笔疾书，矛头直指国王本人的，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不会去作出任何有损于他的行动。

另外，尽管佩罗书中有一些对我们不利的内容，但他毕竟是真心实意地在为我们伸张正义：“……以什么样的奇异怪诞的道德标准，对一些无辜的孩子进行了长达15年的残酷迫害？世界上难道有这么一部刑事法典，可以随意株连九族吗？”

不管怎么说，我们欠吉尔·佩罗一份人情。

隧道尽头

阿拉布什、布阿比德和马拉凯什总督于1991年2月中旬，又跑来看我们了。与他们的交流就像是在博弈。双方根据对手所说的话“拱卒”，而我们在回答之前，总要考虑一下他们所说的。他们声色不动地、一点一点地用一些事实、一些警句来敲打我们。

在我们刚到马拉凯什的时候，他们曾经酸溜溜的，并带着一点愠怒地对我们说，我们应该为自己感到自豪。我们的越狱可能比我们所想象的具有更大的政治反响。

“由于你们的越狱在全世界造成的巨大反响，国际舆论将越来越关注摩洛哥的政治犯。”布阿比德指出。

那一天，我们的天使般的看守坐在一张长沙发上，开始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在细节方面说个没完。

马拉凯什的那位总督就女权主义戏弄我，好让我按捺不住，大动肝火。他很喜欢刺激我，惹火我。其实，这全都是一些小儿科，可是我们始终弄不明白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整整3个小时，他们东拉西扯地说来说去，其实什么具体的都没有说。

布阿比德便看着我，出其不意地说了一句：

“你们自由了。”

这句话本该像是一枚炸弹，在我们面前爆炸开来。

但是，它却没有引起我们的任何反应。

我们没有明白，或者也不想弄明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像是根本没有听见他所说的似的，继续在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