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朗宾馆离城30来公里。出租车驶出市郊，上了一条平静的公路。跑了没多久，便遇上了堵车。车子这么停在荒郊野外，让人觉得有点怪怪的。我们觉得情况有点不大对头，果然，缓缓往前行驶了一段，我们便隐隐约约地看见有一大帮子的检查人员：军人、警察、辅助部队士兵、宪兵、法国本土警戒局人员，全是在寻找我们的人。

司机见走不了，开始发火了。拉乌夫不敢回头，其实我们无需说话就知道大家有多么害怕。玛丽亚、阿代拉蒂夫和我，我们互相死命地攥着手，连指甲都嵌到肉里去了。死一般的沉静笼罩着我们。

轮到我们时，司机缓缓地把车子往前开去，驶到检查哨旁。一个警察走上前来，手上拿着手电筒。他对着我们照过来照过去。我力图挤出一丝微笑，但却像是鬼脸。他关上了手电，走回去与一个同事商量。他俩一起走了过来，又将各自手中的电筒对着我们晃来晃去。

我们吓坏了。我仿佛能听见我的弟弟妹妹们的心脏同我一样地剧烈地跳动着，我暗自寻思，这两个警察怎么就没听见我们心脏怦怦的跳动声呢。

“如果他们再多待一分钟，”我几乎快要晕过去地在想，“我一定会心脏病发作的。”

他们是在搜索4名逃犯，可他们甚至都没想到我们就是他们所要找的人……

这是因为我们与他们的思维逻辑并不相同。在他们的脑子里，我们不会跑到离城30公里的地方来的。如果我们在丹吉尔的话，肯定是往港口、海滩、出境口岸等处去的。那两个警察又打开手电，示意我们可以走了。

出租车一直开出去有好几公里之后，我们才恢复了正常的呼吸。

阿朗宾馆

到了阿朗宾馆，我看见一个用阿拉伯文书写的“欢迎”字样，便向服务台走去，语气沉着镇定地对服务生说要找巴拉弗莱杰先生。

“就说是阿尔贝蒂尼太太找。”我自报了家门。

服务生似乎很惊讶，怎么这么一个怪模怪样的女人会找总经理。可是，总经理不在，回拉巴特了。我眉头一拧，嗓门儿抬高，厉声问道：“怎么回事？太不像话了。我订的套房呢？在阿尔贝蒂尼名下订的。”

我是在以攻为守，免得对方要我出示护照。我要求服务生给巴拉弗莱杰打电话，告诉他阿尔贝蒂尼夫人找他。服务生离开了几分钟后回来了。

“巴拉弗莱杰先生要我们给你们安排房间。”服务生对我说道。

我认识那个套间。可是，这时，服务生却让我出示护照，我立刻装出怒容满面的样子来，说道：“怎么，我是总经理的朋友，竟然对我如此无礼……”

我怒气冲冲地大声斥责他，弟弟妹妹们也学起我的样儿来。服务生立刻把我们请到总服务台旁边的一个小酒吧厅里，送上咖啡，我们的精神也就饱满起来了。那服务生忙前忙后，跑了一趟又一趟，脸上堆着笑容。最后，他走到我们身边，问我是否去用晚餐。

“您就别为我们忙乎了。我们马上就要走的。”

服务人员好生奇怪，心想，怎么刚刚还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一下就变了？有几个服务生还围着小酒吧厅转来转去的。

已经是晚上11点钟了。我们决定在游泳池旁边躲藏起来，然后到宾馆的夜总会待上一夜。草坪上，有几张长椅，围成一圈。我在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我们的长衫已经被汗浸湿了，而且它本来就不厚，很薄很薄。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藏在树下，相互紧挨着，还是冷得发抖。我们在等着午夜的到来，等着夜总会开门。

在过去的那15年中，我们一直在幻想着回到正常世界的生活。我在少年时期，就喜欢跳舞，我一直在盼望着又能像少年时那样整夜不归，一跳就是一个通宵。但是，或者是我们周围的一切已经完全变了，或者是我们已经完全与其他人不一样，我的感觉也发生了变化。夜总会里的音乐太吵太闹，迷幻般的灯光照得我头晕目眩。我们那受到强烈刺激的可怜的脑袋听到这种响声，比遭受酷刑还要难以忍受。我们立刻逃出了夜总会。

这个小插曲让我们更加感觉到我们真的只是几个“逃亡者”。我们再一次感到自己已经成了另类，这一感觉大大地伤了我们的心。还好，乐观的拉乌夫以其风趣的口吻缓解了我们的沮丧心情。他对夜总会的那帮顾客的一通讽刺挖苦，把我们给逗乐了。

于是，我们又回到小酒吧厅，一直待到凌晨4点，它停止营业。我事先在宾馆里已经侦察过，知道卫生间都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卫生间里一直待到天明，拉乌夫和阿代拉蒂夫去男卫生间，玛丽亚进女卫生间，我则躲在走廊里的一只柜子后面，为他们守卫，等着天亮。

早晨，我们匆匆地洗了一把脸，然后便走进宾馆大堂，仿佛我们是在别处过的夜似的。我们举步维艰，人声嘈杂，阳光耀眼，浑身都觉得难受……

但是，既然是越狱，就得挺住，即使明明知道前途未卜，也得在人前装模作样，可我们此时此刻真的希望有人照顾我们，有人听听我们的宣泄、倾诉，有人安慰我们、同情我们、疼爱我们啊！

游客们来来去去。他们从停在宾馆门口的旅游大巴上走下来，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在互相打着招呼。他们一个个晒出了古铜色，满面春风，快快活活，有时候还发发牢骚，抱怨几旬：他们吃得不合口味，消化不好，而且，因日程安排得太紧，有些景点没有玩到，难免会嘟嘟囔囔的。生活就呈现在我们面前，忙忙碌碌、紧紧张张、快快乐乐、普普通通、正正常常，可是，我们却被排斥在生活之外。我们随时都会被抛掷到死人堆里，可我们却非常渴望能成为活人中的一员。

我们走出宾馆大堂，来到参天大树围绕着的花园里。我们坐在低矮的台阶上，商量了好久好久。那天是4月22日，星期三，我们越狱已经快3天了，一直没被警方逮着。我们被追捕着，惶恐不安，犹如惊弓之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出点状况。但是，我们毕竟是自由的。我们在耍弄着他们。从这一点上看来，我们的潜逃还是成功的。

可是，我们的心却一直系着妈妈她们。我们想念她们，我们又哭又笑地谈论着她们。那帮人是什么时候发现我们潜逃了的？他们如何对待妈妈她们的？我们何时才能与她们重新相见？我们脑子里浮现出一大堆的问题，也出现一大堆的答案，可见我们心里是多么的焦虑。

我们的问题仍未解决。往哪儿去？去找谁？我们曾经决定打电话给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它的电话号码，若想接通它，得通过宾馆的总机。总服务台的服务人员已经开始在怀疑我们了。

我们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团结一致，共同行动。早晨，天刚亮，我们就瞄准了一位法国老太太，看上去她很慈祥，和蔼可亲的样子。她由儿子陪着：儿子是个50来岁、模样傻傻的高个儿男人，数学老师，对母亲百依百顺。我们决定走上前去，取得那老太太的信任，请她帮我们问一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电话号码。为此，我们决定先编好一套说辞，让她相信我们。

光老太太还不够。我们还得另外物色一些人，有可能的话，让他们邀请我们共进晚餐，或在他们的房间里留我们过夜。因此，我们把宝押在了宾馆的骑术教练身上，他对玛丽亚有点意思证押在一个服务生身上，他看我时总是含情脉脉的样子。还有一对年轻的西班牙夫妇也成了我们的目标，他们身着短运动裤，满脸含笑，和蔼可亲，很帅很酷。

玛丽亚走上前去与骑术教练调起情来，而且颇为成功。他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香唇，她感到很惊讶，很开心。她白白地活到了25岁，其实她还像是个10岁的小女孩……

至于我，则去与总台那服务生套近乎儿：他约我下午3点左右去他的房间幽会。我答应下来了，心想到时再随机应变。

在赴约会之前，我便抽空了解那位老太太，看看她住在哪个楼层。知道地方之后，我便极其谨慎小心地尾随着她。走到电梯门口，她便开始大骂西班牙人以及他们那拖迟了的作息时间，我含着微笑地赞同着她所说的一切。

她是一个正直的老妇人，很高兴遇上了我这么个知音。我们随便地聊了几句，然后便高高兴兴地互道一声“一会儿见”。

回到大堂里来之后，我碰上了我的那位服务生，他似乎既疲惫又气愤。

“我们约会不成了，我没空了，”他懊恼地说，“旅客们全都吓坏了，都在说想立刻回家去。到处是警察。”

“怎么回事呀？

警方在搜寻4个罪犯，4个危险的越狱犯。”

他把我撇在了那儿，回去招呼旅客们去了。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弟弟妹妹们，他们跟我一样，立刻又惊又怕，紧张起来。我们成了罪犯？还是危险的罪犯？我们将被不声不响地干掉？没门儿！我们不会让他们得逞的，我们宁可自杀，也不愿让他们抓到。阿代拉蒂夫开始在寻找电门，以便必要时，我们就触电身亡。我们又开始急得发疯。沮丧、绝望又袭上心头。我和玛丽亚在抽泣着。

我们此刻正待在小酒吧厅里。那位法国老妇人同她儿子这时也走了进来。她向我们问了一声好，看见我们神色不对，便走了过来，问我们为何哭泣。我们正好利用这一时机，把我们事先编好的谎话说给她听了。

我说，我们的姐姐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她得了乳腺癌，要在维尔茹伊夫接受治疗。我们的父母尚不知情，可我们又不知道她工作地点的电话。

“亲爱的孩子们，你们为什么不打给‘地中海一台’呀？他们会告诉你们法国国际台的电话号码的。这样，你们就可以跟你们的姐姐联络上了……”

我们当然不能对老妇人说总台话务员在怀疑我们。我们仍旧在抽泣着，但眼角却在瞟着她。

“我们打不了电话，”我哽咽地说道，“还没说话就泣不成声了。”

我们肯定是装得逼真逼真的。老妇人见我们哭得如此伤心，心里好不落忍，便说她去替我们查电话号码。

老妇人去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张小纸条，笑容可掬地递给了我们。她打通了“地中海一台”，人家告诉了她法国国际台的电话。我向她表示了谢意，立刻让两个弟弟在原地等着我，便准备去打电话了。

我让玛丽亚请接线生帮忙：我明确地告诉她要给阿兰·德·沙尔弗隆打电话。他是法国国际台的一位主播，我们对他的声音最熟悉。

我在大堂里等我妹妹。她不一会儿就回来了，一脸的得意。她巧施手段，迷惑住了接线生。我们耐心地等待着对方打电话过来。

巧得很，阿兰·德·沙尔弗隆正在台里。

“我们是乌夫基尔将军的子女，”玛丽亚在电话里跟对方说，“我们被关押了整整15年，现正越狱在逃。我们是在牢房里挖通了一条地道，逃出来的，我们现在是在丹吉尔。我们需要帮助。我们想同罗贝尔·巴丹泰尔谈谈，请他当我们的辩护律师。”

一开始，阿兰·德·沙尔弗隆并不相信我们。他只是一再地重复道：

“这太野蛮了，这太没有人性了……”

然后，他要求我们拿出证明来。他一再地叮嘱我们千万别惊慌害怕，并要我们给他一个确切的地址，他好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把这儿的宾馆电话以及我们临时编造的姓氏“阿尔贝蒂尼”告诉了他。

挂上了电话之后，我们浑身哆嗦着在等着对方回电话。10分钟后，他的电话来了。

“这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独家新闻。你们想得到吗，你们知道吗，弗朗索瓦·密特朗过几小时就会抵达摩洛哥，进行国事访问？

阿兰·德·沙尔弗隆接到我们的电话后，立刻往法国外交部打了电话，外交部便将这一消息报告了正在协和式专机上的法国总统。巴丹泰尔无法为我们辩护，因为他是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阿兰记者建议我们找基埃杰曼律师。他主动提出他先与该律师联系。他挂上了电话，答应我们稍后还要给我们打电话的。

我让玛丽亚留下看着，便一直跑到停车场，去通知我的两个弟弟。我抽泣着扑到拉乌夫的怀里，把情况对他细述了一遍。阿代拉蒂夫疑惑地看着，似乎不太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密特朗、外交部、协和式、巴丹泰尔等这些名词，他完全不明白其中的含义。

我们回到玛丽亚身边。阿兰·德·沙尔弗隆已经给她打来电话了，她在等我们回来好跟他回话。我们在电话里把我们写给国王的请愿书逐字逐句地口授给了他。这一声明具体地表明我们还只是孩子，不能因为父亲的原因而惩罚我们，这是不公平的。

然，阿兰记者告诉我们，外交部当晚将派一位记者前来看望我们。我们约他到停车场来找我们。

我们在等待着夜晚的来临，心里是喜忧参半：高兴的是有人听到我们的情况了，担心的是这是不是真的。密特朗此行对我们是否有好处？我对什么都没有了把握。但是，我仍然焦急地等待着这位记者的到来，他名叫埃尔维·凯里安，是法国电视一台驻摩洛哥的特派记者。但当时，他并未马上向我们披露他的真实身份。

他很冷淡，这令我们颇为惊讶。他难道不是我们的救星？我们期盼得到一些热情的话语、祝贺、某种同情……不，没有，他在保持着距离，这令我们大失所望。我们向停车场走去，以躲过众人的目光。

他环顾了四周一遍，看看有没有人在尾随我们，便掏出钢笔来，仍旧冷淡地问我们是否真的是乌夫基尔将军的子女。

“谁都可以这么自称的，”他说道，“请你们拿出证据来。”

我开始讲述父亲生前的种种政治活动，但他打断了我。

“你们还是跟我讲些他隐私方面的情况吧。”他说道。

我回答他说，我其实也并不太了解他，我只知道一件事，是通过他的亲密好友们知道的：他左臂上部有一块小疤，是被一片弹片击伤的。

那记者似乎对这一细节感到满意，然后，他又向我们提了其他许多问题。在分别时，他告诉我们，第二天，白天，我们将会见我们的律师达尔特维尔，他是基埃杰曼律师的合作者，是专程从巴黎赶来见我们的。

我们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便回到了小酒吧厅，里面挤满了怪模怪样的人，男的穿着闪亮耀眼，女的涂着厚厚的脂粉，在喝着威士忌，抽着香烟，公开地在拉客。拉乌夫自然是逃不过那些女子火辣辣的眼睛的……

我的那位服务生男友在我身边坐了下来，问我道：

“我真弄不懂你们，为什么不在这儿找房间住下？

“因为我们在丹吉尔住着一家高级宾馆。”

他给我们端来了咖啡，我们毫不怀疑地一口气喝掉了。这咖啡是下了药的。宾馆人员想弄清楚我们到底是什么人。他们倒不是对我们的真实身份有所怀疑，但是却怀疑我和玛丽亚在卖淫，而拉乌夫是皮条客；或者怀疑我们是意大利或西班牙的走私犯，在他们宾馆等着接头。反正，不管怎么说，他们觉得我们来路不明，颇为蹊跷。

由于药物发生了效用，我们开始胡言乱语了。总台服务生让我去摩洛歌厅睡上一会儿。

“你们在说胡话了，去那儿吧，里面没人，绝对安全。”

我急不可耐地跟着他去了：这正是他所期待的。他已心中有数，我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但他一时还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拉乌夫和阿代拉蒂夫倒头便睡。我和玛丽亚则站了一整夜，因为太紧张，反倒睡不着。等他俩醒来，更加是满嘴的胡话，我和玛丽亚也一样。

我们便来到停车场，止不住地笑个不停，不过，我们还是在尽力地克制自己，保持镇静，以便会见我们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