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在数自己往日的好友，可惜为数不多。在上流社会，大家都在躲避我们，我们的名字让人害怕。20年来，我们的名字是不可以提及的，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人们已经把我们的名字深深地埋藏了起来，在他们看来，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死而复活扰乱了他们。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我们的事情不闻不问。他们认为，被“软禁”在一个“城堡”中20年，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毕竟还是活过来了，而且身体方面几乎完好无损。

我们的父亲是个“刽子手”、“叛逆”、“弑君者”，他是“罪有应得”。再说，我们难道不是他的后代吗？人们并没有当面对我们这么说，但是，他们的态度让我们有如是的感觉。他们把他们的这种看法对我们的亲戚朋友们说了。我们是被控诉者，是戴罪之身，是君主政权的敌人。我们很碍事，很麻烦。

离开马拉凯什一个半月之后，4月2日，我庆祝了我的38岁生日，收到了世界各地寄来的400多张明信片。人们通过大赦国际得知我们已经获释，以这种方式向我表示他们的支持。

我一方面对此非常感动，但同时又觉得心里很不舒服。他们本应在我们被关在监狱之中时向我们表示这种友情的。我们自由了，就不需要什么了，特别是不再需要温馨的祝福了。这一切来得太迟了。

的确是太迟了，我们越来越有这种感觉。对于爱情、友谊、家庭来说，都太迟了。对于生活来说，也太迟了。激动、兴奋过后，接下来的却是心力交瘁、沮丧绝望。真的不如死了算了。

获释几个星期之后，朋友蒂拉乌夫和我去了拉巴特的一家名为阿姆内西亚的新潮的夜总会。那天晚上，哈桑二世之子西迪·穆罕默德王储带着他的姐妹以及几个宫廷中人围着一个私人内室圆桌而坐。他看见了我们，便让我们过去。

王储出生时我就见过他。我们被投进监牢时，他刚9岁。我感谢他没有让我受辱，没让我躬下身子去吻他的手。他改变了许多，已经是个大人了，但我看到的是我所认识的那个孩子，通过他，我似乎又看见了国王，因为他长得与国王一模一样。

我很激动，王储也很激动。他知道得找点诚挚的词语来打动我们，他对我们说，他家的大门始终向我们敞开着，他随时都可以向我们提供帮助。我们可以随时去他那儿找他。

然后，王储把他的办公室主任叫了来，当着他的面把他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他补充了一句，“你们应该朝前看，不要再去想过去的事了。”

王储没有提一句有关他父亲的话。拉拉·梅丽安公主待在他的身后，面色同我们一样的苍白，心情也同我们一样的复杂，但是，她并没表露出来。

我们的相遇传遍了拉巴特。

稍后不久，对此有一篇文章发表在《世界报》上。文章作者以有力的笔触在文章中解释了国王的新策略，以挽回乌夫基尔案件的影响。该作者认为，国王要派自己的孩子去摸摸底，以求得和解。西迪·穆罕默德及他的人的反应很快就表现出来了。从此，他们遇见我们时，总在设法躲开。

我是在稍后一点才见到拉拉·米娜的。她请我吃饭，我高兴地答应了。我一点也不恨她。又见到她，也就等于是我又找回了自己的童年，把我埋藏在心灵深处的一些也许并未熄灭的情感又激活了。我也想向国王证明一下，我是知道如何区分他这个敌人与其家人的不同的。

拉拉·米娜没有离开雅恩米娜别墅，她一直住在那儿。不过，她在拉巴特郊区，离达尔—萨莱姆公园不远的一个大庄园里弄了几个养马场。骑马仍旧是她的最爱。她发起了摩洛哥的马术比赛，并创办了一些马术中心。

为了见到她，我得徒步穿过大庄园的一半。路上碰到许多熟悉的人停下来向我致意。我心中很惊讶又很惬意：如此说来，人们并未完全忘记我。

我先是透过一扇玻璃门看见了拉拉·米娜。她大变样了，但是我还是从那个穿着马裤的胖女人身上认出了以前的那个小女孩来。她脸上仍旧挂着同样的笑，带着同样的表情，眼神仍旧透着淘气劲儿。这时我心绪非常地混乱。

当拉拉·米娜瞥见我时，她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愣了有几秒钟的工夫，慢慢地朝我走过来……然后，她立刻加快了脚步，最后竟然跑了起来，扑到了我的怀里。她紧紧地搂住我，紧紧地攥住我的手。有几分钟工夫，她一句话也没说，最后，才终于开口问道：

“玛丽卡，你好吗？”

我跟着拉拉·米娜走进她的办公室，尽管我不愿意承认，但我确实是很激动。她的声音、她的动作……往事如潮水般地涌进了我的脑海之中。我们的欢笑、我们的游戏、令人望而生畏的让娜·里埃菲尔管家……

拉拉·米娜命令属下不许打扰我俩，然后，把门关了起来。我俩面对面地站着，谁都说不出话来。她久久地盯着我看，我迎着她投过来的目光。我的眼里满含着眼泪，而她则强忍着没有哭出来，但是，我清楚地看到她的嘴唇在哆嗦。然后，她转过身去，用拳头猛击了一下桌子，说道：“这是我们家的奇耻大辱！”

拉拉·米娜问了我一些很小的问题，她想了解所有的情况。尽管我知道我对她的感情仍旧未变，但我还是很谨慎的。

我太了解拉拉·米娜的周围环境了，知道有关我的事，事无巨细，都会被汇报上去的，会被判断，被断章取义。

“告诉我，”拉拉·米娜问我道，“他们真的把你们的鸽子都杀掉了？他们真的每天都要杀两三只吗？”

这么说，拉拉·米娜对我们每天的囚徒生活了如指掌？……

我们聊了很久。拉拉·米娜告诉了我一些人的情况。她说，有几年时间，国王的妻子拉黛法一直在为我们的事呼吁，这我倒并不觉得惊奇，拉黛法王后是个勇敢的女人。每逢宗教节日，她都要给国王塞上个小纸条，为我们说情。当国王前去看望他的孙女（他也给她取了个“苏卡伊娜”的名字）时，她就想尽办法把纸条塞给他。

国王很爱小孩，当有人被判决的时候，拉黛法只要在他面前提一提孩子的名字，这孩子就能获得赦免。她正是利用这样的机会在国王面前提到我们，特别是我弟弟阿代拉蒂夫的名字。她希望能打动国王，但国王不为所动。

我很高兴又见到了我儿时的这个伙伴，但是，从拉拉·米娜那儿出来时，我心里很不自在。我是不是因为与她重逢而激动不已，说得太多了？我是不是忘了谨言慎行了？

拉拉·米娜经常邀请我去。她想把这已不再属于我的环境强加于我。于是，我主动地少往她那儿跑了，后来，我就根本不再去了。

生活把我俩隔离开来了，不过，我仍旧对拉拉·米娜怀着一份温馨的爱。我在她的身上始终看到的是从前的那个女孩，那个少女，几乎是我的姐妹，我的亲密的伙伴。对她和对我从前在宫中所喜爱的那些人一样，我不再有任何的怨恨了。

埃里克

毫无疑问，摩洛哥不想要我们。

工作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我之所以获得了工作的机会，那全靠的是我的坚持不懈以及努莱迪纳·亚乌什的胆识。努莱迪纳·亚乌什是申姆斯广告公司的老板，他给了我一份像样的工作。他不惧怕压力、麻烦和警方。我在他的公司里，3年期间，掌握了生产主管的业务。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都给了妈妈。

米丽阿姆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她与一位摄影师结了婚，他们的女儿纳薇儿于1994年11月诞生。拉乌夫当上了父亲，他女儿于1993年9月出生，是在日内瓦出生的，但是，他未能获准前往日内瓦，未能看到他女儿的第一个微笑。

玛丽亚大费周章地收养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名叫米沙埃尔，改姓乌夫基尔。阿苏拉与玛丽亚住在一起，帮她照看那小孩。阿利玛回到自己家去了，但是，她觉得自己已不再属于自己家里的人了，心生怨恨，患上了癌症。她是我们中间受到伤害最大的一位。她回到我们家中，与我妈妈生活在一起。

苏卡伊娜忙于作曲、写作和绘画，她的才智得到了展现。她申请办一张护照，但未能如愿。

有几位女友帮助我们度过了难关，使我们摆脱了受到排斥、孤独和缺少自由的状态。我几经周折，终于见到了苏珊、内伊娜、纳薇儿和莎芭，她们不顾盯梢、审问，特别是普遍的反对，给了我们宝贵的关怀和爱护。

我心中有一种坚定的看法：在摩洛哥，我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

1995年春，我应邀参加了我的一位女友米雅的婚礼。她嫁给了我们曾经认识的卡米尔，她仍旧是我所想象的那个样子：善良、忠实。米雅请我为她布置新房，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满口答应了。通常，我总是避开这种社交场合的。我在这种热闹的气氛中浑身都觉得不舒服。我讨厌那些女人的一身华服、珠光宝气，讨厌社交场上的人的假惺惺的眼神，讨厌他们的装出来的那种了不起的样子，讨厌他们的财大气粗、有权有势、飞黄腾达以及对小老百姓们的鄙夷不屑。

有3个小伙子是新娘的朋友，专程从巴黎飞来参加当晚的这场摩洛哥式的婚礼的，单身女宾们全都激动得不得了。她们在窃窃私语，称赞这3位巴黎来的小伙子长得很帅，人很聪明……又是单身。他们当天下午就看望了新娘。

当单身女性们在与这3个小伙子打得火热时，我则在低头忙着自己的工作：与摄像师、装饰工商谈；往墙上加一层油漆；铺桌布，摆鲜花，检查婚纱……我忙前忙后，跑来跑去的，但是这并没妨碍我偷偷地观察这几个新来的客人。

其中的一位引起了我的关注。他身材修长、面带笑容，小镜框的眼镜下的两只眼睛狡黠而温柔。不过，我不应该想入非非。这个男子现在不是我的，将来也不是我的。在我尚不能出国的情况之下，我不想与一个法国人交往。再说，已经有一位女宾“先下手为强”了，我根本就不会有机会的。

8点钟光景，我回到住处，准备换上参加晚上婚礼的礼服。这时，电话铃响了。打电话的是我的一位女友，她有时候还会算算命什么的。听她的声音，我觉得她有点不太正常，有点过分地激动。

“玛丽卡，你见到他了吗？你见到他了吗……”

“见到谁了？”

“你很清楚我说的是谁……我在用扑克牌算命时，经常会看到他……就是那个从大洋彼岸飞来的男人，就是你命中注定的那个男人。他来了，你看见他了，只是你没太注意罢了。今天晚上你还会见到他的。”

我在尽量说服自己，心想这纯粹是无稽之谈，但心里却很乱。我来到婚礼现场，心里充满着奇异的感觉，心跳十分剧烈，还真的想承认我的这位女友能一语成谶。这场婚礼是我第一次真正地走出去参加的社交活动。站在所有那些衣着华丽、珠光宝气的女孩子旁边，我的衣着打扮就太寒酸了。但是，我对此倒并不在乎。很久以来我就打定主意以简朴为荣了。

我的女友们已经在那几个巴黎人的饭桌前坐好了，她们拼命地向我招手，让我过去。屋里嘈杂声、音乐声、欢笑声不断，有些人在盯着我看，使我感到很不自在。我已经觉得自己不该答应前来的。我突然间感到需要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享受平和、宁静。我始终不习惯待在人多的地方。

我下午见到的那个男子一见到我，便立刻站起身来。他一下子坐在了我的旁边，告诉我，他是建筑师，在黎巴嫩长大的。他的阿拉伯语说得很流利，听得懂我们的一些“无法翻译的”笑话。这挺了不起的。

他很自然地抓住了我的手，接触到了我的皮肤，感到了我的手在紧攥住他，再加上我说话的声音、方式，看他的表情，使他立刻明白我只是一个打扮得像个女人的腼腆女孩。

我禁不住飞快地思索开来，心里在问自己这事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个我无法压制住的声音在告诉我，别提太多的问题。他很英俊，很年轻，充满着青春活力，又极其温柔、落落大方，我立刻就不再害怕了。

同他在一起，我从未害怕过。我感觉前世就已经认识他了。一个男人能给我这样一种既强壮又安全的感觉，这还是第一次。我的潜意识在告诉我，此人是绝不会屈从任何压力的，是绝不会受人影响的。

我知道他会爱我的，尽管我穿着简朴甚至寒酸，他也不会嫌弃我的。

我没看错，埃里克从未让我失望过。在任何艰难严峻的时刻，他都在我的身边，给予我力量、勇气、信任和生的欢乐弛把我从死亡边缘拯救过来，使我抛弃了阴影，重见了光明。

他懂得如何调教我。

我不会轻易地去爱的。没有人，包括他本人，能够弄明白是什么把我们结合在了一起。他对我老做噩梦很同情：他怜惜我几近疯狂弛给予我时不时地躲在一旁，独自沉思的权利：他接受了我俩之间的差异我将永远也不会成为同其他人一样的女人。

曾经使我觉得与他在一起所感到的迷失，如今已不复存在。他把我从阴间救了出来。

我将不会在摩洛哥生活。

然而，我却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爱着它的历史、语言、习俗。我热爱祖国的普通百姓，他们很贫穷，饱受压迫，但是却又很傲岸、乐观而豪爽。在我与他们之间，没有障碍。人们经常说我是来自民间的女子。这是人们对我最美好的称赞。

在监狱中，仇恨帮助我活下去。我对国王所怀有的仇恨与我对自己的国家所产生的仇恨混在了一起。出狱后，我把这两份仇恨全都抛开了。

今天，我在那种不再怀恨在心的深沉的感觉和真诚的希望之间摇摆不定。仇恨在啃啮着我，仇恨使我麻木，仇恨在阻止我重新生活。仇恨将永远也无法让我、让我母亲、让我的弟弟妹妹们找回那失去的岁月。不过，我仍旧有一段路要走。

我在沙漠中找回了我的宁静和我对摩洛哥的爱。我走遍了祖国的荒漠腹地，那是我父亲祖辈的摇篮。沙漠让我的心平静下来。沙漠抚平了我心灵的伤痕，使我懂得了我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在沙漠中，我不需要任何的伪装，我真正地做了一回我自己。除了无穷无尽而外，什么都不重要。

我感到自己来自这片土地，我的身心全都属于它。在赭石色的沙丘中间，在一望无际的金褐色的沙子里，在那一片片蓝眼睛人开垦种植的棕榈林里，我知道了我的根在哪里。在我的骨子里，在我的内心中，我是个摩洛哥人。

但是，因文化、语言、思维、知识方面的缘故，我又觉得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

这不再是格格不入的了。

在我身上，东方和西方终于和平共处了。

一年中，埃里克·波尔德勒伊定期在巴黎和卡萨布兰卡之间飞来飞去，去看他心爱的女人玛丽卡·乌夫基尔。

1996年6月25日，玛丽卡的妹妹玛丽亚·乌夫基尔乘船逃离摩洛哥，带着她的养子米沙埃尔和阿苏拉·舍纳。她先到达西班牙，然后来到法国。

她的逃离标志着乌夫基尔一家人的噩梦终于结束了。在国际舆论压力之下，摩洛哥政府给他们全都办理了护照和签证。

1996年7月16日，玛丽卡·乌夫基尔与她弟弟拉乌夫及妹妹苏卡伊娜一起抵达巴黎。这时她已是43岁的女人了。

她在摩洛哥的几座监狱里苦熬了15年。她不满19岁就被关进去了，然后又在摩洛哥被软禁。

1998年10月10日，埃里克·波尔德勒伊和玛丽卡·乌夫基尔在巴黎13区区政府进行了结婚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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