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久久地看着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的面部表情就像我们闭口不言一样地一目了然。于是，我们便把我们的处境跟他说了一番。他听后，用脑袋猛撞方向盘，嘴里发出痛苦的号叫。

“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个噩梦总也没个完？”

我们简直无法让他平静下来。不过，我们仍在继续跟他解释，就像是在哄小孩子似的，让他从好的方向去看待这个世界。

“你听我说，”拉乌夫对他说道，“我们马上要去使馆寻求政治避难。如果我们在里面待了一刻钟还没出来的话，那就说明我们的计划还有希望。如果进去之后立刻又出来了，那我们只求你一件事把我们送到火车站。”

他仍旧在哭着，点了点头。你就是求他干什么他都会同意的。

必须排队等着进使馆，还没轮到我们，只好等着。10分钟后，拉乌夫等不及了，很不耐烦地拿起一张纸，写了几个大字：

“乌夫基尔将军的孩子们请求瑞典政府给予政治避难。”

他把那张纸从玻璃门下塞了进去，门后面坐着一位高大的金发女子。她捡起纸条，看了看，站起身来。她一站起来，简直就像是个女巨人。她用目光逼视着我们，一字一顿地喊道：

“快滚开！”

我们吓得撒腿就跑。瑞典，讲人权的国家……

菲利普一直在车上等着我们。我们得先回他家去，把阿代拉蒂夫和玛丽亚带上。是他母亲给我们开的门。她不明白她儿子为什么哭成了个泪人儿。也许是不想弄明白。

接着，吕克·巴雷尔来了，身后跟着我的小舅舅瓦伊德。我舅舅的脸是肿的，眼睛通红，满含泪水。吕克·巴雷尔去我外祖父家了，见到了瓦伊德，告诉他说我们已经获释。瓦伊德差点晕倒在他的怀里：

“他们是越狱的。”

他是从ds那儿得到的消息。头天晚上，警察上门来把他抓了去，对他拳打脚踢了整整一夜，逼他说出我们藏在哪里。

吕克·巴雷尔去找我外祖父时，瓦伊德刚被放回来还不到半个小时。自从我们去了阿沙之后，瓦伊德就没再见到过我们。自从我们被押到塔玛达格特之后，他就没了我们的消息，只是时不时地听见我们中间这个或那个死了的讯息。

因此，他还以为米丽阿姆、拉乌夫和我早已相继离开了人世。他要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妈妈和其他人是否还活着。他号叫着，痛哭着，情绪异常激动，轮番地将我们几个抱来搂去的。

我与瓦伊德又见面了，心里像是倒了五味瓶似的。我很爱他，视他为兄长。不过，我仍竭力地抑制住自己，装出漠然的样子。现在可不是脆弱的时候。我无心去听他讲述他的慌乱与悲伤。我想要他坚强起来，唤醒他，让他明白我们现在是生死攸关，是在拿生命当赌注。而且，我尤其感到害怕的是他被跟踪了。

“今天，你哭了，可是，这15年中，你们大家全都把我们给抛弃了，”我冷冰冰地说道，“如果你想要补救的话，你只需做一件事就行了：把我们的遭遇透露给国际传媒，因为有些人不想让我们活着。然后，你再想点办法帮我们一下，我们需要钱。”

这时，吕克·巴雷尔立刻嚷叫了起来：

“你们为何这样对我？你们这不是要害死我吗？我开始时还挺相信你们的，敞开门来欢迎你们！这下可好，我将无法再在这个国家干活儿了！我肯定要被驱逐出境的……”

“我并不是有意想要对你撒谎，也没想要捉弄你，”我回答吕克·巴雷尔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孤苦伶仃，我们不知道往哪儿去。我们之所以没跟你讲实话，是想让你不受牵连，你可以对当局说你本不知情，是我们把你给蒙骗了。”

他妻子在试图让他冷静一些，而他儿子菲利普则很气愤，指责父亲从未替我们做点什么。

“我们都脱不了干系，我们都是这件蠢事的同谋。”吕克·巴雷尔嘟囔着。

瓦伊德身上没带钱。他向巴雷尔借了300多法郎。我把自己在狱中讲述的故事手稿交给了菲利普，要他一定妥善保管，收好藏好，不要被发现，将来有一天把它还给我。他答应了。可是，他实在是非常的害怕，待我们走了之后，他便将它付之一炬了。

蜜雪儿·巴雷尔给了我们一些干净衣服。我们换上了干净衣服，不显得那么扎眼了。

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把我们送到阿格达尔火车站。从位于市中心的拉巴特中央火车站走，太危险。我们要去丹吉尔。

丹吉尔

为什么选择丹吉尔呢？首先是因为我们也不知道究竟该往何处去，而我们又觉得丹吉尔好像是我们的冒险旅程的终极点。我们睡眠不足、身体困乏、疲惫不堪、精神不振，再加上这两天来的事事不顺已弄得我们快要绝望了。另外还有一个多少有点实际的原因，就是巴雷尔夫妇告诉我说，我以前的一个仰慕我的人，萨拉·巴拉弗莱杰，现在是丹吉尔的一家宾馆的老板。他也许会帮我们点忙。

不管怎么说，反正卡萨布兰卡和拉巴特对我们来说已经变得非常危险了，我们必须选择一个目的地。何不就去丹吉尔呢？

在等火车的时候，我们就躲在停车场里，甚至钻到了车子底下去，免得被人发现。火车得等两个半小时才来。拉乌夫前去买票了，回来后也同我们一起钻到了车子底下。我们在胡乱地想着各种各样的逃跑方法，一个比一个古怪离奇。

我们边想边笑，这是我们唯一的、最好的排忧遣愁的方式，因为沮丧绝望已经攫住了我们，我们想以说笑逗乐的方式把它驱散掉。

我们想象游过直布罗陀海峡，逃离摩洛哥。但是，玛丽亚害怕有鲨鱼。

“你放心吧，没有哪条鲨鱼会喜欢你的这一身骨头的。”拉乌夫影射她骨瘦如柴的身子骨，笑哈哈地讥讽道。

阿代拉蒂夫听了风就是雨，真的非常害怕，因为他不会游泳。拉乌夫决定到了丹吉尔，就去买几件不透水的连裤服，再往身上涂上一些海豹油，以便御寒：他还准备买点对付鲨鱼的糖块，好让玛丽亚放心再准备一支信号枪，好让过往船只知道我们的位置，前来搭救。

我们的胡乱设想帮助我们镇定了下来。当然，泅过直布罗陀海峡纯属天方夜谭，但是，与我们徒手挖地道、离奇的越狱比较起来，未必就不可能实现。

到了丹吉尔，必须先找一处落脚点，睡上一觉，然后再去找巴拉弗莱杰。住旅馆太危险，会要求我们出示身份证的，另外，我们也不想花这种冤枉钱。找好心人家投宿？可我们也不认识什么人呀，再说，在拉巴特的遭遇使我们仍旧心有余悸，怕被告密。

另外，警方已经搜索我们两天了，他们现在肯定已经到了丹吉尔。通缉令已广为张贴，我们的朋友们也受到监视，所以我们必须小心又小心。

我们得在列车上结识新朋友。拉乌夫和我将去引诱他们。我们心中已经认准了要迷惑住的人选：平常百姓中的男人和女人；比较天真幼稚，能相信我们的谎言。这样一来，住宿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们在车厢里的各个坐席间里看了看，发现了我们想象中的目标——一男一女。女的坐在车窗左边，男的坐在另一边。那男的大约30岁，模样和善，举止随便，我立刻便盯上了他。

勾引他没多大劲头儿，但是，为了活命，也顾不上什么兴趣不兴趣的了。我在他对面坐了下来，拉乌夫则在那女人对面也坐了下去。那女人是摩洛哥人，50来岁，胖得肉都快要绽开来了，从头到脚一色的讲究，但却是过时的粉红衣装，脂粉涂得厚厚的一层，如同一辆为改变颜色而涂上厚厚的油漆的脏车一样。

我看了一下拉乌夫，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了一句，然后禁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我可怜的宝贝，你看见了等着你的是什么货色了吧？”

我又冷又困，无袖长衣又薄，浑身在抖。那男子把他的套头羊毛衫脱下来，递给了我。我用带着意大利腔的法语向他表示了感谢。这一次，我们不说我们是从比利时来的了，而是来自意大利，我们还给自己取了一个意大利名字：阿尔贝蒂尼一家。实在是太险了：那男子是从比利时来的。他是个厨师，回丹吉尔探家的。

那胖女人加入了我们的交谈。她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便谎称是从意大利来的。当她说我的肤色像摩洛哥人一样时，我便更精确地说，我们是从意大利南方来的。

我换了一下位子，坐到那厨师身边去。不一会儿，我装作犯困，让头倚在了他的肩上。我在躲开拉乌夫的目光。我猜想得到，拉乌夫一定很生气，为了找个住处，竟然如此糟践自己。其实我心里又何尝愿意这样呀。但我们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铁轨是沿着白花花的沙滩延伸的。阿代拉蒂夫又像个山里野孩子似的目不转睛地盯着看那海岸。他从未见过大海，至少他已记不起自己看过大海了。那胖女人颇感惊讶地问他，是不是第一次看见大海。

我们立刻打岔儿，把话题扯开。我们不想过多地编造我们在意大利生活的细节。胖女人有点太爱打听了。至于那个厨师，他已经飘飘然，美滋滋的了，心想“鸭子马上就要下锅煮了”，想得口水都要流了出来。

这4个小时的行程真的是太难熬了。我们紧张而恐惧得肌肉发紧，心儿发颤。我们幸好装成了意大利人，装作是阿尔贝蒂尼一家，使得我们多少感到放松一些，不去多想其他的事情。

列车终于驶抵丹吉尔。我们彼此递了个眼色，准备行动。我们心有灵犀，是用不着开口说话的。我搂住了厨师；拉乌夫贴上了胖女人。玛丽亚和阿代拉蒂夫待在一起。在站台上，有一些警察在监视着下车的旅客，不过并不太认真。全国都处于警戒状态，在公共场合搜寻我们，但是政府处于尴尬境地之中。舆论已经对监禁长达15年的我们表示同情，政府害怕会犯下众怒，把矛头指向其领导人。这一点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旅客们走出车厢，拥挤着，很快便人流如潮，我们则混于其中。我们又一次顺利地出了车站。道理很简单。警察们搜寻的是4名逃犯，心想他们一定是顺着墙根，溜着边儿走，不会去注意一个温情地搂着自己的未婚夫的女孩子的，更不会去注视一个傍着个矮胖老女人的瘦高个儿的年轻小伙儿的，当然，对另一对手挽着手走的小恋人更是不会费劲地去盯住不放的。

特别是，警方并不认识我们，没有一张我们的近照，这是后来法国本土警戒局告诉我们的。我们从1972年至今，已经长大了，模样也变了……

那厨师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之间面色苍白，紧张异常。他觉得我的变化是因为突然看到这么多警察导致的。

“是的，是这样的。”他说道，“没法子，在我国，到处都是警察。”

胖女人向我们道别。分手时，她把她的地址告诉了我，她在拉巴特是当秘书的。我一直在挽着那厨师的胳膊。他有点不太高兴，问我为什么不离开其他人跟他走。

“我不能撇开自己的家人。他们会怨恨我的……”

我试图知道他住哪儿，但他不肯告诉我。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们在丹吉尔街上走着，心里有着一种似梦非梦的感觉。海风轻轻地抚摩着我们的面庞，海水的味道溢满我们的鼻孔，邮轮的汽笛在拉响，我们感到天空和海洋是多么的宽广，边界全都在开放。自由近在咫尺，唾手可得。我们不用费力就可以重新享受到自由。丹吉尔人的夜生活仿效的是近邻西班牙的，让我们感到陶醉。

但是繁华热闹的丹吉尔也有它的阴暗的一面：宗教激进组织分子的温床、毒品与走私的中转站、警察士兵的不断盘查……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些。

我们曾碰上了两个背着枪的辅助部队的士兵，他们朝我们走来，要看我们的证件。我一下子慌了神，不知如何是好，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的。幸好，那厨师赶紧过来为我们解围，用阿拉伯语抗议道：

“怎么，你们口口声声地说要吸引游客到摩洛哥来旅游，可你们却尽干些让游客们反感，让他们讨厌我们国家的事！他们刚从拉巴特来，是意大利人，查什么身份证呀！”

那两个士兵的目光一直没离开我们，但厨师的愤怒言词还是把他们给镇住了。他们只好让我们走了，但我觉得他们是极不情愿的。这次又是一个奇迹。

我们假装弄不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摩洛哥不是欧洲，”厨师说道，“这个国家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了……”

我们很有礼貌地表示了惊叹。在意大利，政策体制是大不相同的……这时，那厨师拉住我的手，我开始感到害怕了，若是演演戏，倒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这可是现实，那就很不好玩了。

为了拖延时间，我们在一家食品水果店前停了下来，准备买点什么吃吃。我们竟然忘了，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阿代拉蒂夫惊愕地看着货架，那上面摆放着的水果，他几乎全不认识。我摇了摇他，问他想吃什么。他说要橙子，因为他在牢里吃过这种水果。而其他的水果他全不认识，感到害怕。可是，走的时候，他竟然忘了把买的橙子拿上。

那厨师已不耐烦了。他把我拉到一旁，对我说他要去找他的伙伴们解决住宿问题。这样的话，我们一家人就有地方住了。

他想要我跟他一起去。我不肯，我要他把他的地址留给我，我好去找他。他向我指了指一家咖啡馆，就与我道了别。我的心一下便放了下来。

20世纪70年代，我妈妈在丹吉尔买了一家宾馆的一些股份，宾馆名为“索拉朱尔”，是与玛姆玛·盖苏共同购买的。玛姆玛是妈妈的女友，也受到我父亲的案子的牵连。

我在食品水果店里往她家里打电话。

“玛姆玛，我是玛丽卡……我到丹吉尔来了。我需要钱用，还需要一个地方藏身……你是否……”

“噢，是吗？好，好……不，不，我丈夫还没回来。这不可能的，我明天就得回卡萨布兰卡了……”

我没有马上弄明白她为什么说话吞吞吐吐，还没憋着嗓子。我以为她又是在背叛自己的朋友。我又一次感到非常的失望，便把电话挂了。

其实她家正被警方监视着。后来，当我们又见面时，她便告诉我说，我刚把电话挂上，有一个警察已经拿起了监听电话来了。他们认为肯定是我打的电话。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去了就在附近的索拉朱尔宾馆。我们需要阿朗宾馆的具体地址，它是我的一个伙伴萨拉·巴拉弗莱杰开的。我们在来丹吉尔之前，我已经让我舅舅瓦伊德通知他我们要来。

我们不知道该往哪儿去。我们感到只有按厨师留下的地址去找他。那地方位于丹吉尔绿树成荫的一个地方。我们沿着阶梯下到该城的地下。

那家咖啡馆在一个地下室里，低矮极了，拉乌夫弓着身子走进去。我还从未见过这么多满脸凶相的人聚在一起。全是一些脸带刀疤的水手、目光无神的吸毒者、走私犯，整个一个社会的人渣，围着一张张弗米加桌子坐着。全都是男人，没有一个女人，那个厨师也没在。我们等了他有十多分钟，然后，我们镇静下来。老实说，就算我们落到眼下的这步田地，我都觉得这儿不是我们能待的地方。我们赶快跑了出来，回到地面，狠狠地呼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气。

现在只剩下去找巴拉弗莱杰一条路了。我们已实在累得迈不动步，不得不叫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个宗教激进组织分子，一个矮老头，脾气挺大的。拉乌夫坐在副驾驶坐上，我们其他三人坐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