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战教团果然来了。

他们一共有二十几个人，年纪都只在二十左右，穿着草鞋，带着健康的风尘颜色。领队的是他们的团长方中允和副团长余新之。方中允有四十多岁，高瘦个子，白净面皮，戴着近视眼镜，操着带有绍兴土音的官话。他是一位有名的学者，自幼就钻研着中国的古书本子像蠹鱼一样，立志要追踪乾嘉学者的后尘。十几年来他一直在平津各大学过教授生活，被青年们看做是国学大师。“九·一八”以后，他从书斋中猛然惊醒，思想开始转变，开始和一些救亡青年们发生关系。随后他接触并且认识了新的哲学思想和拯救中国的道理，从乾嘉学派传给他的纯学术的牛角尖里解放出来，变成了一个拥护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随着国难的日趋严重，他更加勇敢地正视现实，主张抗日救亡，和北平的进步学生和教授的关系日益密切。由于有共产党嫌疑，他曾经被国民党当局“请”去过三次，甚至有一次硬是被“请”到南京，软禁起来。由于他的学术地位，当局顾虑着社会影响，对他不采取公开逮捕。经学术界多人营救，三次都获释放。抗战爆发前一年，北平的某大学在当局的压力下将他解聘，他来到多风多沙的黄河南岸，在河南大学中暂过着沉默的教书生活。虽然他所讲授的课程与现实毫无关系，但他的一举一动，依然被那些爱关心别人思想的人们注意着，监视着，煞有介事地猜测着，使他连呼吸都感到十分窒息。学生们对他极其崇拜。那些读死书的学生们崇拜他学问渊博，而关心现实的学生们在暗中更亲密地围绕着他。抗战一爆发，任何有害民族解放的反动力量都暂时在爱国的高潮下动摇，乱了阵脚，于是方中允毫无留恋地放下古书，放下考证，在地下党的要求下，在知识界从事救亡运动的领导活动，而他也热情地、坚决地献身给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

半年来他领导着战教团沿平汉线各处工作，到处播撤着新鲜种子，到处受着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为要把自己的薪水（他在大学中的教授位置并未取消）拿来贴补战教团的经费，他早把太太和孩子送到一位做地方法院院长的哥哥那里，如今只有这个团体才是他的家，能给他无限的快活与安慰。

时常为了政治上的阻挠，他不得不回到省城或往武汉去托人疏通，解除误会。最近河南大学迁到了鸡公山，他因事到鸡公山上住了半个月，昨天晚上赶到离这里二十里的小镇上找到团体，今早同大家起五更一道前来。每次他离开团体期间，团员们想念他正像想念着慈爱的妈妈。虽然余新之也是把全副精神献给团体，但团员们对他远不像对方中允那么敬爱，时常积起来一些小矛盾、小问题，等方中允来时解决。

前几天余新之匆匆地来了一趟，仅仅在城里耽搁半天，拜访了县长、驻军师长和师政治部的几位负责人，下午就转往潢川。在潢川他拜访了一位坚持抗战的桂系高级将领，将战教团的成立经过和工作情形报告给这位将军。这位将军很耐心地听他报告，询问了许多问题，对他们的努力十分同情，说了些慰勉的话，还捐出来两千块钱。他是那么永不疲倦，一方面在外边奔走活动，一方面处理团体内部的烦琐工作，致使他的两只眼腈经常是红茫茫的，脸上罩着一层因睡眠不足和疲劳过度而起的灰暗神色，有时露一点反常的微红。如今他穿着一双廉价的新布鞋，提着一根磨得短秃的土产手杖，跟方中允走在队伍后边。他们的背后是几副行李挑子。因为昨天走了几十里山路，又一直陪同志们忙到半夜，当大家睡了以后，方中允还在向他询问着近来的工作和团员们的生活与学习问题，所以如今他脸上的疲劳神色越发显得重，而跟睛也越发显得红。

在城门外和欢迎的青年遇在一起，稍耽搁几分钟，然后重整队形，战教团走在前边，一路歌唱着走进城门。沿街民众都以惊奇和喜悦的目光注视着他们，有许多小孩子在他们走过后拍手欢呼，跟随着他们唱歌。方中允和余新之都极其兴奋，心像青年们一样燃烧着青春的热情，他们都不会唱，却不自觉频频地开合着嘴唇，从喉管里发出来低微模糊的断续声音，分明他们的心灵在这激昂的歌声中同青年们的融化到一起了。余新之的脸色开朗了。在歌声停歇时，他望着方中允，嘴唇蠕动了一会儿，喃喃地小声说：“方先生，你瞧瞧，虽然我们碰了许多钉子……”他看见方中允的眼睛只顾在街两边的民众、店铺、各救亡团体贴在墙上的欢迎标语上溜来溜去，并没有注意他的话，他也就不再说了。

整整的一个上午，本地的救亡青年、尚未参加救亡工作的知识青年、怀有抗日救亡热情和民主思想的教育界人士，穿梭似地来同学会拜访这个有名的救亡团体和他的领导人。一般知识分子对于方中允教授极其崇拜，谁都希望看一看他的风采，听一听他的谈话。青年人把各种各样的纪念册送到他的面前，要求他题句话或签个名字，等他题过后再要求余新之题。但方中允还要跟余新之去拜访县长、师长、师政治部和县党部，因此有许多人跑来较晚，就没有看到他，颇为怅然。人们对战教团的团员们也怀有很大敬意，喜欢和他们接近，向他们问长问短。尤其抗敌工作讲习班的先生和学生们自从参加了在城门口的欢迎之后，感情激动得简直不能够安心上课。

“我们也组织个团体到各处工作！到前线工作！”他们在教室中纷纷嚷叫着，有的还要求罗明和张克非介绍他们参加战教团。由于大家对战教团的同志们的工作和生活非常羡慕，遂将平常所谈的客观环境的种种阻力、困难忘得一千二净，仿佛这世界已经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中。

午后两点钟，各救亡团体在同学会院子里的草地上为战教团开欢迎会，师政治部的魏科长也带领了一部分同志参加。

这个会由陶春冰担任主席。一直开了三个钟头，到吃晚饭的时候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宣布散会。在这个小城市中，从来没有一个欢迎会像这样热烈，像这样给每个参加者以莫大的鼓舞力量。当方中允演讲时候，虽然他的话使当地同志听起来有点费力，但没有一个人不是在聚精会神地望着他，听着他，会场里忽而肃静得像夜的森林中风丝毫无，忽而响起来如雷掌声。从他的演讲里人们更亲切地接触到他的灵魂，感觉到他的灵魂极其天真、诚恳，而且在发光和燃烧。换句话，人们从他的演讲里清楚地认识了什么是真正的文化战士，认识了一个为青年爱戴的进步学者的整个人格。他报告了他自己怎样由老学究变成“新青年”，一步比一步坚决地走上了今天所走的光明大道，每句话都叫人感到极其实在、朴素，贯穿着一个极其简单的中心观念，即做人必须毫无畏惧地为真理服务。

方中允演讲过后，战教团的同志们站起来唱了两支歌，主席请余新之讲话。

“各位同志，”余新之开始说，“我想大家一定很想知道战教团的产生经过和它半年来的工作情形，现在我就来一个简单的报告。”他的报告不但不简单，反而过于详细，费去了一个半钟头以上。首先，他报告“八一一三”以后从北平、上海、东京回来了一批文化朋友，集中在省城，和原在省城工作的一批朋友联合起来。先办了个救亡刊物，跟着办了个游击训练班。游击训练班的主持人是姬非武和方中允两位教授，而余新之他自己也在班里面担负了一部分责任。游击训练班参加的分子都是省城里大中学生，可惜只办了一期不能再继续下去。游击训练班就是战教团的前身，不过大部分同学分散到全省各地，参加了别的救亡团体，也有一部分过黄河到战地去真正打游击，现在留在战教团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讲到这里，他又把那位众人皆知的学者，本省文化界的领袖人物，现在担任着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姬非武教授作一个补充介绍，然后才又继续报告下去。介绍姬非武教授在余新之的讲话中是一个不十分必要的枝节，但是通过这个枝节可以反映他同姬教授的师生关系。他像爱谈掌故的历史教员一样，有许多地方他的报告显得2罗嗦和重复。不过因为他报告出了许许多多宝贵的工作经验，描绘出团员们的充满着学习热情、爱国热情以及民主精神的生活琐事，所以大家听起来都感到津津有味，还时常引起来一阵哄笑。

当天晚上，县长请方中允和余新之吃饭，并请了许多陪客，其中有地方上的重要绅士，教育界同人和师政治部的一位科长。县长肥头肥脑，四十多岁，头顶半秃，如果不是他穿着公务员制服，他的神气倒很像一个发财的小城市商人。他对方中允极其客气和恭维，处处表示他对后者的学问、道德、事业，都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在酒席上，大家的话题忽而由军事转到政治，忽而又由政治转到军事，忽而又转到青年问题。因为有几位绅士谈兴很高，使这个宴会十分热闹。县长频频地向客人敬酒，并且当他敬酒时一再声明上头有命令实行“新生活”，禁止烟酒，今天是欢宴佳宾，所以要大家痛饮一番。旁边一位绅士端起杯子时再三推辞着不肯多喝，说是他近来喝酒太多，正患眼疾，为证明自己的话，他取下眼镜，让县长和方中允看一看他的红眼睛。方中允一面和县长、绅士们应酬，一面听着另外两张桌上的高谈阔论，心中涌起一种不能忍耐的厌恶之感。在左边的一·张桌上，绅士们正以非常乐观的论调谈论着台儿庄胜利，认为敌人经这次失败，绝不敢再向徐州进攻，一定要同我们中国讲和。于是就有一位穿草绿军服的年轻绅士说：

“抗战本来很简单，只要有好的武器，好的指挥官，就能够把敌人打败。但目前还有个政治问题。现在许多人煽动青年。”一位胖胖的绅士怕他的话被方中允和余新之听见会引起误会，赶快一面对他使眼色，一面截断他：

“政治固然也重要，不过毕竟是缓不济急。如果等政治动员工作完成，我看，起码也得五十年。”“可是我们的战争至多再打一年，”穿草绿军服的绅士说，“不说我们再连打几个胜仗，只要我们能在津浦路支持一年，使敌人没有进展，敌人自己就非崩溃不可。”“那当然，”另一位绅士说，“日本是一个小国，经济上绝不允许它长期作战。其实要是抵制日货能做得彻底，不用打仗它就会崩溃了。”“况且《曹刿论战》所讲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话，我看日本对中国进攻起初就是‘一鼓作气’，现在到了‘衰’的阶段，再过半年就要‘竭’了。”“对对。我看台儿庄之战就是一个转机，就是一个转机。

我们住在大别山下，离战场远隔千里以上，尽可以放心好啦。

来，来，我们共同干一满杯！”“共同干杯！”大家都举起杯子叫道。

在方中允右手的桌子上，首席是余新之，陪客中大部分是教育界同人和新派绅士，他们正谈论目前的教育问题，有人赞成实行“抗战教育”，即加强求知与救亡两种教育目的之间的密切联系。有人认为学生只应该埋头读书，培养成将来的建国人才，至于抗战救国，应由政府负责。于是满桌子议论纷然。在起初，后一派显然是占了优势，随后余新之加入辩论，后一派才让了步，不再坚持。但并不是后一派每个人都对他的话诚心接受，而是有些人心里边大不以为然，表面上不好意思同他驳辩。那位教育局长就用十分客气的口气向他说道：

“我对于余先生的这番高论佩服之至！佩服之至！可是呢，”他感慨地摇摇脑袋，“不管什么教育方案，我看今天的中等学校全得停办，我们大家都必须改行才行。”“为什么要改行？”抗战教育派有一位问道。

教育局长冷冷地一笑，回答说：“学生们都不安心读书，大批逃走，学校不停办有什么办法？”他举杯向余新之敬酒：“请，请。”放下酒杯回头来对发问的同行接着说：“咱县里两个中学：男中从今春开学到现在逃走了三分之一，女中逃走了一半。一天前还有一批女学生结伴逃走，小学教员中也时常有人走掉。照这样下去，再过半年，还办的什么学校？”“其实，据我看，”有一位主张要学生埋头读书的绅士说，“逃出去的学生十个有九个都是假借救亡名义，并不是真心救国。那些在家中订过婚的就趁这个机会逃婚，没订过婚的更可以到外边大胆地自由恋爱。我作了粗略估计，逃走的女学生多半是不满意父兄们为她们包办订婚。”“这也不见得啰，”教育局长说，脸上浮着讽刺的微笑，“青年人总是富于革命性的……”方中允没有昕完，动委会秘书程西昌站起来向他敬酒，并且拱拱手说：

“县长命令我打个通关，先从方先生起，三拳两胜，输的喝一满杯。请！请！”方中允推辞不过，但又不愿猜拳，只好站起来喝一满杯。

等他喝毕这…杯酒，程西昌就同坐在他右边的政治部科长大声地吆喝起来。县长对猜拳很感兴趣，就望着余新之的桌子叫道：

“喂喂，你们不要尽喝哑巴酒，也猜几拳热闹热闹呀！”因为下午同县长见面时候，他对于战教团的工作表示极愿帮忙，所以方中允对于县长的印象还相当满意。当宴会之后，县长率领着一群陪客把他和余新之送出县政府大门时候，他特重重地握了县长的手，表示衷心的感谢之情，并再一次诚恳地要求说：“请在工作上多多指导。”县长连连鞠着躬，很恭敬地回答说：

“我对于救亡是外行，今后要多向方先生请教。”虽然疲惫不堪，又带了三分酒意，方中允教授回到战教团后仍不肯倒下睡觉。看见团员们分成几组围着小煤油灯读书和研究问题，他的精神马上又振奋起来，脸上闪着快慰的笑容，一直向团员们走去。团员们听见他轻快的脚步声和手杖声，纷纷抬起头来，欢快地叫道：“方先生，你回来啦！”他站在他们巾间，向每一双注视他的眼睛轻轻点头，报以微笑，同时从鼻孔里发出来嗯嗯声音。因为他是那么快活，简直不知用什么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余新之跟在他的背后，像一个学生对待他所敬爱的老师似的，说道：

“方先生，让我来照顾他们学习，你该休息啦！”“我不累，我不累。”方中允教授一面回答着余新之，一面从一位女团员面前拿起书来看了看。看见是一本翻译的哲学名着，他向面前的女孩子表示赞许地点点头，随即问道：

“你们刚才在讨论什么问题？”“我们讨论得可热烈啦，方先生！我们讨论，日本鬼子已经打人内地，北平、天津沦陷之后，上海沦陷了，太原沦陷，南京沦陷了，济南沦陷了……为什么救亡工作仍处处受到阻碍？”有的团员问：“方先生，有人说台儿庄胜利之后，日本鬼子在军事上会停顿下来，重点工作将转到向蒋介石政治诱降，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秘密活动将更加紧。你说，蒋介石会投降么？”另一个团员问：“有人说，台儿庄大捷是抗战军事上的一大转机，从此日寇将不敢冒险前进，中国将转入反攻。你说，这样的判断有道理么？”有一位名叫高瞻的团员问道：“方先生，我也有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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