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琦没有吃早饭就急急地回到家里。他家中人口本来不多，只有父母和两个弟弟。如今弟弟们都在外地上学，所以家里就显得特别清静。父亲杨铭诚原是“五四”时代北京大学文科毕业，作了多年的省立中等学校校长，在本省教育界有相当地位。近几年国民党的复兴社同cc系在本省一面***，一面互相进行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将本省闹得乌烟瘴气，而中等学校的地盘大多数落在cc手中。杨铭诚一向是带有自由思想的人，也是老国民党员，既不愿参加复兴社，也不肯参加cc，只好被挤下台，回到故乡过着半隐居式的乡绅生活。由于他多年从事教育事业，桃李遍中州，又有学识，又擅长书法，在全省教育界较有名望，所以回到家乡后虽然不过问地方事，却很受各界尊重。他对于儿子杨琦的救亡活动不仅从来不加干涉，并且还时常予以鼓励，必要时还给以指示。杨琦非常相信他，敬爱他，遇到困难就跑回来在他的面前诉苦，发牢骚，求他帮助。

今天杨铭诚仍按多年习惯，起得很早，漱洗以后到院中行了一阵深呼吸，然后走进书屋，用蓝花盖碗泡了一碗龙井茶，完全打开窗子，然后坐在磨得很光的旧藤椅上，摊开一本成都刻版的《杜诗镜诠》，开始他早饭前的读书生活。书桌上堆着不同的杜诗版本，除一件制作古雅的端砚之外，还有一件小的歙砚，专为研朱墨使用。他看了两首《秋兴八首》，停下来正在思索，忽然看见儿子进来，唤一声“爸爸”，将他沉潜于杜诗中的思路打断了。他看见儿子很兴奋，含笑问道：

“有什么好消息？”“你猜，爸爸！”“我不用猜，最好我们俩交换情报。”杨铭诚抛下手中的书本，望着儿子微笑。

“你也有好消息？”“不仅是好消息，而且还非常重要。”杨铭诚揭开蓝花碗，喝了口茶，又加上一句：“哎，重要极啦。”“爸爸，你快点告我说是什么消息！”杨琦像一个小孩子似地要求说。“快点说吧，爸爸！”杨铭诚本来想逗他的儿子急一急，但他自己却比儿子还急，立刻从信插中抽下来一封厚厚的信，扔到儿子面前去，说：

“瞧瞧吧，他两个已经跑到你的头里啦。”一看见是弟弟们的信，杨琦就模糊地猜到几分。他急匆匆把信纸抽出，读下去，喜得几乎要狂叫起来。读完以后，他连声地向父亲问道：

“相片呢？相片呢？他们的相片呢？”“问你妈要去……”杨琦的母亲正走到书房门口，手里端着一碗冲好的西湖藕粉，向儿子问道：

“琦，你回来啦？什么事要问我？”“妈，你让我看看琛跟珠的相片！我看他们像不像一对大兵。”母亲的脸上有一种特殊笑容，使杨琦的兴奋稍稍受了抑制，不敢再继续欢叫。她把藕粉放在丈夫的面前，转回头来向她的儿子问：

“你要吃不要吃？”“我不吃。我急着要看他们的相片哩！”“唉，我不晓得你同爸爸都是怎么想的！”母亲虽是和声和气地谴责他们，但笑容里却掩不住她的伤感。她走到门口，向厨房中大声叫道：“老袁，再冲碗藕粉来，多放一点糖！”杨琦走到母亲身边，拉着她的袖子说：“妈，你三个儿子都参加了救亡工作，你应该比别的母亲骄傲，应该感到快活才是。”“哼，我可是快活！”母亲低声说，向儿子盯了一眼。随即又问道：“你说实话，他们到前线上去工作是不是很危险？”杨琦安慰母亲说：“一点危险也没有，你千万不要操心。”“救国是应该的，”母亲沉吟说，“我自来不反对你们救国。

可是这两个孩子的心也太野了。事前连一封信也不写，说上前线就上前线，就不想一想妈要为他们操多大的心！”“你这个人真是多操心！”杨铭诚放下藕粉碗笑着说：“他们既然有本事上前线打敌人，也就用不着你操心。等打走了敌人，孩子们一个个回到你面前来，你才晓得你操的心都是多余！”“你还要说呢！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父亲，眼看着孩子们一个个离开学校，干着叫人提心吊胆的事情，你不惟不阻拦，还要怂恿！”“孩子们干的都是正大光明的事，我们为什么要去干涉？

有什么资格干涉？况且，我们为什么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私有物？即便是我们的私有物，为国家也应该捐献出来，何必那样的自私自利？”“又是这一套大道理，怪道地方上有人说你是老共产党！”母亲和父亲都笑了。母亲的笑中含有对丈夫的抱怨和对儿子的关怀，但父亲却仰在椅背上笑得极爽朗，仿佛非常得意似的。做饭的老袁把冲好的藕粉端了进来，母亲接着送到了儿子面前，说：

“你看，琦，我并不是反对你们做救亡工作，我是怕你们离开我没人萦系你们饥饱寒热，身子吃亏呀。若是你们住在家里，在我的眼前做救亡工作，我为啥会不喜欢你们做救亡工作呢？”父亲又爽朗地笑了一次，逗着她说：“我看你不如到前线上找两个小的去，要不谁萦系他们饥饱寒热呀？”“你别急，我总有一天要跟着孩子们一道去，把你一个老共产党留在家里！”母亲含着笑走出书斋，在甬路上又回头问道：“琦，我去把相片拿来你看。可是早饭菜不多，再给你煮两个成鸭蛋吧？”母亲走后，扬琦已经很快喝完藕粉，把方中允和战教团昨天来到的消息告诉了他的父亲。其实他父亲在昨天就已经知道，并且站在街头仔细地读过了欢迎的壁报。杨琦看出来他父亲非常高兴，就趁机会提出来他的迫切要求：

“爸爸，你现在手里有钱么？”“你需要多少？”“越多越好。起码要比上次还多一点。”父亲笑了笑说：“我晓得‘越多越好’，可是你要这笔钱做什么用7”“你别管，爸爸，反正我不会胡用一个。钱在你手里闲得唧唧叫，一到我手里变得非常有价值。爸爸，要是所有的爸爸都跟你一样，我们的抗战才真是……”“别当面给爸爸灌米汤，”父亲拦住说，“要早我不给钱，你是不是骂我自私、顽固，要革我的命呀？”“不会的。爸爸怎么会自私跟顽固呢？我对爸爸只有一点批评，如果爸爸能接受我这一点批评，爸爸简直是伟大极了。”“好，好，我要听听你的批评。只要你批评得对，我一定接受。”“爸爸，”杨琦亲热地叫了一声，“我可是真要批评啦？”“有什么客气？”“我说，爸爸，你什么道理都懂得，鼓励别人做救亡工作，可是你自己不肯参加救亡活动，是不是滑头呢？”父亲大笑起来，笑得咳嗽。笑过之后，他喝了半口温茶，说道：

“嗨嗨，现在还没到老子动的时候呐。”“爸爸是个机会主义者！”杨琦小声说，他是那么的爱他的父亲，真想扑进父亲怀里，像十年前常有的情形一样。就在这一刻，他心中想道：“假若父亲跟方先生一样，多么好啊！”父亲虽然听清楚儿子批评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但他不仅没有一点愠怒，反而又快活地笑了。他了解儿子们都非常爱他，这爱是真爱，和两三千年传下来的孝道是根本不同的。

儿子的批评虽然他不能同意，但他很高兴儿子所抱的那种热切的希望，即希望他也参加救亡活动。而且他对于他自己和儿子们中间一向所保有的和谐空气，非常满意，认为这是最标准的父子关系。在父子俩快活笑着的时候，母亲拿着弟弟们的合照相片，带着忧戚的笑容来了。

“休看看，”她将相片递给儿子说，“这两个小东西，一穿上军装就变了样儿，看着野气多啦。”“真好玩，这两个小家伙笑得连嘴都合不住！妈，你看，他们在望着你笑哩。”杨琦叫着，让相片对着母亲的眼睛。“妈，你可别担心他们在前线上受折磨，你看，他们现在比从前胖得多了。”“琦，我问你，我想给他们寄点东西他们能收到吗？”“你要寄什么东西？”“寄几件衬衣呀，”母亲拉了拉儿子的折卷的领子说，“别的还能寄什么呢？他们从学校走的时候一定不知道多带衣服，多给他们寄两套衬衣衬裤，常常换洗着，也免得长虱子。”“真是胡操心！”父亲责备说，“十七八岁的孩子成大人了，你总是把他们当七八岁的小孩子看待！”“妈，你不用寄衣服，”杨琦接着说，“你寄点钱得了。要是他们需要衬衣穿，随时可以买，还用你寄去？”“我晓得他们可以买，”母亲说，“我是怕买的衣服穿到身上不一定合适啊。好吧。你今天就替我写封信，给他们汇点款子去！”“琦也在要钱，”父亲说，“你给他拿三十块钱。”“又要钱！每次要的钱都是贴补同学会跟讲习班，填不满的坑，我不给！”“妈，你偏心！”杨琦拉着母亲的袖口叫着，“快给我吧！妈，爸爸已经允许了……”“我还是不给！”母亲故意坚持说，“你爸爸允许给你钱你问他要！”“爸爸的钱都在你手里，”杨琦向母亲撒娇说，“你不给我钱我也往前线去！”母亲转过眼睛去望着父亲：“近来家中很缺钱，你为什么允许给他那么多？”“只要他用的正大光明，家中苦一点没关系。将来万一敌人打来，这个家还能保得住？”“这几天不都是说打了个大胜仗，日本人不会来了么？”“你听那些人们说梦话！”“别人说的都是梦话，只有你说的不是梦话，可是人们不说你是共产党，就称你是杨疯子！”母亲撇一撇嘴唇笑了，转过去望着儿子问：“少一点好不好？”“你要给多少？”“今天给你弟弟们寄钱要紧，我暂且给你十五元，明天早晨派老袁去集上卖粮食，卖了以后我再给你。”“好，真是好妈妈！”杨琦喜欢得跳起来，又把右手向鬓角一举，叫道：“敬礼！”“小疯子！”母亲笑着骂，“你爸爸是老疯子，你是小疯子，真是遗传！”父亲又放声大笑一阵，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屋中走来走去。母亲夺过相片说：

“让我找个镜框把相片装起来，免得用手拿来拿去弄脏了。”她又注视着相片说：“要不是一个眉毛上有一颗黑痣，这一对双生孩子，连我也记不得他们谁大谁小！”父亲扭转头来说：“哎，我就怕他们将来结婚的时候，新媳妇会认错丈夫。”“放屁！用不着你做公公的胡操心！”老袁走来，站在门口，用围裙擦着手，告诉主人说早饭好了。母亲满心高兴，望着老袁问：

“老袁，你听见他爸爸说的疯话没有？”在转回讲习班的路上，在一条僻巷里，杨琦和罗兰碰在一起了。

她低着头在前边走着，一点也没有觉察出他在后边。他老远就望见了她，心中又惊喜又有点发慌。好几次他打算叫她一声，却一直没有开口，不但由于胆怯，还由于一些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奇怪心理。但是在迟疑了一刻之后，他终于加快脚步，追上罗兰，在她的背后“喂”了一声。罗兰蓦地一惊，扭转头来，满脸绯红，心中禁不住一阵狂跳，随后非常不自然地微微一笑，从喉咙里发出来一声惊呼：“哦！”杨琦也感到自己的态度蛮不自然，竭力想保持往日遇罗兰时那种落落大方的态度却不可能，不由得举起来一只手摸摸帽沿儿，摸出来一句话：

“去哪儿啦，小罗？”“去看我姑母跟萍姐去啦。”罗兰回答说，把头又低下去，以便躲避杨琦的眼睛。

“她们什么时候下乡去？”“本来姑母答应多住些日子，可是昨天晚上又变卦了，说不定明天就走。”杨琦又摸摸帽沿儿，走在罗兰前边（不敢同她并膀走），向天空望了一眼，喃喃地说：“天气慢慢热起来了。”罗兰机械地回答一句：“嗯，快到夏天啦。”于是两个青年人都感到有点窘，想不起来还有什么话可以说了。又走了一段路，杨琦勇敢地停住脚步，转回头来说：

“小罗，我有一个好消息，我弟弟们都跑到前线了。”罗兰蓦地一抬头：“他们都到前线了？”“都去啦，那两个小家伙！他们到前线以后才给家来了一封信，寄了一张相片……”“他们没有说前线上好不好？”“当然好！我也非找机会到前线不可！”“这几天县立男中跟女中又有大批人跑往前线，”罗兰说，脸上闪着兴奋的红光，随即她低下头去，加了一句：“我也希望将来能到前线去。”“你父亲能同意么？”“他当然不会同意，我临走时不让他知道。”杨琦带着骄傲的情绪说：“我参加抗日救亡，我爸爸完全支持，上前线他也支持。”“你妈同意么？”“她当然舍不得我，可是在抗日大道理上她也明白的，听我爸爸的话。”“唉，你的家真好！我父亲要有一点民主思想就好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有各种各样的家庭，所以生活的道路色彩丰富。我爸爸受了“五四”的洗礼，他在青年时代崇拜的人物是蔡元培、胡适、陈独秀，你父亲就不同罗。”罗兰内心中感到遗憾，笑着问：“你猜我父亲崇拜谁？”“是不是崇拜蒋介石？”“还有呢？”杨琦想了想，回答说：“我不知道。”“你猜猜？”“孙中山？”“不是。”“是孔夫子？”“不是。”“我猜不出来。”“他很崇拜曾国藩！”杨琦点点头：“这我倒不知道。”罗兰接着说：“俺家中原先有一部木刻版《曾文正公全书》，后来又弄到一部南昌行营出版的铅印本，还有南昌行营出版的一本《曾胡治兵语录》，另外有一部石印本《曾文正公家书》。这就是他从前常读的书。其实，书架上放的《三民主义》和一套《中山全书》，他倒很少翻一翻。近一两年，曾国藩的书他也不看了，闲时便沐手焚香，恭楷抄写《金刚经》。”“你父亲为什么退隐之后，虔心信佛？”“不知道。”杨琦心中猜想，罗兰的父亲一定是在大别山“剿共”时候杀人很多，其中有很多是无辜良民，事过境迁，退出政界，回想当年，不免良心受到谴责，所以虔心信佛，以写《金刚经》为自己解脱。他对黄梅母女很好，也是这种心理。但是他知道罗兰的自尊心特别强，纵然是批评她的父亲，措词不慎也可能触犯她生气，所以他不敢把想到的意见说出。

他们没有别的话说了，前后厮跟着向前走，可以互相听见对方的心跳声和很不自然的呼吸声。这时候，他们产生了一种共同的心理，就是幻想着他们一道到前线去，在那充满着阳光与自由空气的原野上，在那含着诱人诗意的陌生地方，快活地工作和生活，像别的幸福的青年一样。他们越幻想，越兴奋，越觉得时代伟大，生活的前途也无限灿烂。杨琦被自己的幻想陶醉，忽然胆子大起来，咽了一口唾沫，回头问道：

“小罗，你将来往前线去同谁一道？”罗兰完全猜出了杨琦的意思，回答说：“我还没有考虑，可能同小林一道。”“还有谁？”“黄梅。”“还有谁？”“还有几位女同学。”“没有男的？”“有一个男的。”“谁？”“你认识。”“是我么？”“是我二哥罗明。”杨琦大为失望，心中凉了。但是过了片刻，他明白罗兰在心中爱他，但口头决不流露，甚至作相反表态，这是她的性格，于是他又自我宽慰了。

快到讲习班的时候，两个人好像有一种默契，不再谈话，也互不望一眼，杨琦故意走得更快，而罗兰故意放慢脚步，以便两个人很自然地逐渐分开，保持稍远的距离。一直到杨琦跳进了学校大门，他没有再回头一次，她也没有再抬起头来，只是各人凭着自己的耳朵和心中的眼睛去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罗兰知道杨琦已经进了学校，才毫无拘束地抬起头向前边望了望，用小手绢擦一下鼻头。“我刚才又不由得脸红了，”她不胜懊悔地在心里说道，“多没道理！”同时杨琦也在思索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她近来走路时总是低着头呢？他马上像发现了一个绝大的秘密似的，快活地回答自己说：“她在想心事，她有心事了！”当想着罗兰的心魂已经秘密地萦绕在他的身上时，杨琦感到了不能用言语形容的幸福和骄傲，像孩子似地小声唱起歌来，像醉了似地觉得浑身飘飘然，差不多要腾空起飞了。

他将十五元法币交给讲习班管理庶务工作的同志，并说明明天他还要送来十五元，然后去找张克非。他为自己有一个开明的父亲和一个贤良的母亲而感到幸福，但是他不由得同时想到罗兰和罗家情形，在心中叹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