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饭后，县长果然派人来请方中允教授谈话，把上边有密令停止战教团活动的事情告诉了他。虽然方巾允说出了军委政治部和第五战区长官部都支持战教团的救亡活动，但是一则拿不出正式文件，二则这地方在行政建制上属于河南省，所以县政府只能遵照河南省某方面的密电指示办理：不许战教团在本县继续活动。

一切谈判都归无效，方中允在县政府大吵一场，愤愤而归。他同郭心清、余新之和老冯商量一下，还是照昨晚的决定办，即不管县长同意不同意，下午的座谈会必须举行，而且这最后的一次座谈会要尽量发动本城的知识青年参加。讨论题目决定为“全民抗战中的政治问题”，由余新之草拟大纲。另外，郭心清们又决定在晚上开一次大规模的欢送会，一方面要鼓起本地同志们的奋斗热情，一方面也使那些站在黑暗处放冷箭的人们看一看救亡运动是无法压杀的。

要举行扩大座谈会的决议很快有人报告到县政府。县长不愿同战教团太闹别扭，没有加以阻止，心想只要这些人明天能走掉就好。可是由于某些绅士们的压力和催促，他决定把讲习班提前解散。

当方中允在同县长谈判时，罗明到驻军某师政治部没有找到魏科长，才知魏科长跟随胡主任和师长一道往潢川开会去了。某些顽固士绅和三青团的头头们担心师政治部支持讲习班，催促县长趁师政治部胡主任去潢川开会的时候，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将救亡工作讲习班解散。县长既要应付省党部来的密电和本县几个顽固派士绅的要求，又不愿招惹罗明等一群青年对他仇恨，曾经对此事压起来，寻思数日，以求找一个妥当办法。所幸的是关于救亡工作讲习班的问题，省党部来的密电，口气卜有活动余地，与明令驱逐战教团出境的明确措词不同。密电中对讲习班问题措词如下：

迭据密报，贵县于八·一三抗战爆发之后，救亡团体纷纷出现，虽出自青年一时救国热情，然其中鱼龙混杂，未经整顿。如青年救亡工作讲习班等，颇为活跃，常有违背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精神之悖谬言论，显有异党分子混迹其中，暗中操纵。仰贵县查明取缔，勿稍纵容，并将处理结果电复为荷。

县长想着，这密电上是要他“查明取缔”，意思是先查明，后取缔。凭着他的做官经验，对待上级的这样指示，在执行上切不可鲁莽从事，为自己招惹麻烦。他认为罗明是大乡绅罗香斋的儿子，家庭有声望，有土地，有山场，又有几处生意，在省城中关系也多，可以说是本县有名的名门望族。罗明生长在这样富绅家庭，像时下许多读书青年一样有左倾思想，有时供异党利用，但不可能是异党分子，共产党也不可能吸收这样的青年参加。至于罗明们办的讲习班，虽有左倾嫌疑，但尚无越轨活动。他曾经派人暗中瞧看了张贴在讲习班院内和大街上的标语和壁报，寻找政治上的把柄。在各处壁报上虽有措词尖锐的文章，却没有一篇公然为异党宣传或公然攻击和诽谤“委座”或政府。只有一条标语写的是“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显然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不能不引起重视。按照国民党的意见，全国只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军队，而且拥护领袖是无条件的，有条件便不是真心拥护。难道“委座”为民族的利益改变了国策，不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你就可以不拥护么？这是共产党的口气，共产党的思想！然而，县长是一个有经验的官僚，考虑问题比较周到，凡事三思而行。从这条标语的文字表面看，仍然是拥护蒋委员长，拥护抗战，倘若硬说是为共产党的主张宣传，青年们未必服气。既然没抓到讲习班的违法越轨行动，遽然明令解散，似不合《抗战建国纲领》精神，而目前邻近各县尚没有取缔救亡团体的先例。他担心做得过火，这些青年同外处联络很多，同本省和武汉的报纸都有关系，桂系在潢川办的一张小报更是常登载关于本县救亡工作讲习班的活动消息。他考虑再三，同两三个亲信仔细研究，决定一面密复河南省党部一函，说县政府已尊电一面核查该讲习班有无异党操纵以及有无异党分耳朵，但在名义上它是一个与县政府平行的独立机关，他可以利用县党部作为垫脚石再往上爬。不料在地方各派新老士绅的勾心斗角和纷攘抢夺中，程因为在上层缺乏后台，这一块有希望到手的肥肉被别人抢去了。抗战开始半年之后，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抢到了本县抗战动员委员会秘书职务，主任由县长兼任。没有料到动委会形同虚设，什么工作也不能插手。

程毕竟是三十剐出头的青年人，不甘心在抗战的大变动的时代中长此屈居下位，不能够实现飞黄腾达的梦想。他近来自己不断地观察形势，暗自琢磨，认为一旦日本人过了徐州，这大别山一带的局面就必然立刻大变，说不定会沦为战场。这是廖磊兵团的防地，廖磊在安徽实行的那一套重视各级动委会的办法，也会推行到大别山中属于河南边区的这几县来。

他目前同驻防本地的桂系部队还没有建立关系，不要说同潢川没有建立关系，同师政治部的胡主任和魏科长也没有建立关系。他从自己的利益考虑，罗明对他相当有用，所以他不愿意罗明们的抗战工作讲习班被县政府过早取缔。再说，和许多思想顽固的绅士毕竟不同，他也有一定的抗战救国的思想。

罗明见程西昌神秘地笑而不言，把半截“哈德门”在烟碟中拧灭，逼视着程的脸孔问道：

“老兄，到底有没有回旋余地？”程西昌向前探着身子，用亲切的口吻小声说：“小罗老弟，你应该心中明白，我们是少年同窗，后来虽然道路不同，可是同窗的情谊仍在。何况，我也有爱国心，一向是主张抗日的，绝不是顽固派……”罗明截断他的话头：“这些话都不用说。我如果不相信你，也不会找你商量。你说，事情还可以转圜么？”“可是，我对你说的话，你千万不能外漏，对你的好同志也要守口如瓶。目前上边党政，下边地方士绅，正在寻找把柄，一旦将我的私话泄漏，不但对我不利，对你们的讲习班也没有好处。”“请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泄漏出去。”程西昌向窗外望了一眼，悄悄说：“省党部给县政府来的密电用的是‘查明取缔’四个字，而不是用的‘立即取缔’或‘着即取缔’字样。官场中很讲究公文中使用什么字样，愈是有经验的官僚愈注意在字样上推敲，决定处理办法。县长没有立刻通知讲习班停止活动或者下取缔手谕，只叫我将省里要县政府取缔讲习班的来电告诉你，这就大有文章。”“有什么文章？”“也就是大有学问。”“有什么学问？”“他既要应付上边，又不愿操之过急，使他自己成为青年学生和地方上爱国人士的攻击对象。况且，虽然有人说讲习班有异党活动，可是并无实际证据。如今全面局势毕竟不同于往年，随便取缔抗日救亡团体，问题闹大了，很可能影响他的官运仕途。所以他顶住了有些顽固士绅的私下叫嚷，表示了八个字的处理态度。”“哪八个字？”“这八个字就是‘认真查明，慎重处理’。当然，这八个字他没有在行政会议上提过，也没有跟地方士绅们谈，只有他的亲信秘书知道。承蒙他还信任我，所以他也对我说了。”听到程西昌将县长的基本态度交了底，罗明的心头上略觉轻松，脸上露出来一丝微笑，说道：

“程兄，你到底是我的少年同学！”程笑着说：“我不是顽固派吧？”“你当然不是！”“我不是你们的团结对象，能不能是争取对象？”“咱们别开玩笑，说正经话要紧。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既然县长对处理讲习班的问题留有回旋余地，我们讲习班应该采取什么对策？”“你们？”程西昌想了片刻，然后说道：“无论如何不要让别人抓到口实，拖几天会有新的情况，到时候再作计较。”“你上次说某人几天内要从开封回来，想趁着抗战时期，在地方上扎下根，做一番事业。你认为我们不妨利用他的回来，争取他的支持。我想了再三，此公绝不会同我们合作。他近几年在开封黎明中学任教导主任，虽然不是校长，却掌握着学校实权，反对教员学生中有任何进步思想。一二·九运动的时候，开封各大中学校的学生都上街游行，还有一批学生往南京请愿。铁路局不许学生上火车往南京，学生就冒着冰雪卧轨，阻止火车离开车站。学生的抗日救国热情感动了开封市三十万市民，不少人为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流下了眼泪。可是此公出布告不准学生走出大门，凡私自参加游行者一律开除。像他这样的人，如何能摇身一变，回到家乡来变成开明士绅？所以我们讲习班的目前困难不能指望他来帮忙。”程西昌点头说：“你说的很有道理。这几天我也想过，他确实不会帮你们救亡青年说话。不过，你们一定要稳健行事，目前这局面大概不久就会有新的变化。等胡主任和魏科长从潢川回来，大概会带回新的消息，对你们也许有利。”罗明问：“你听到了什么消息？”程赶快摇头：“我什么新消息也没有。你们搞救亡工作的青年，对形势最了解，消息最灵。我是一个在闲机关坐冷板凳的人物，如何能够比得上你们的消息灵通？”他亲热地笑一笑，又小声问道：“听说陶春冰要到武汉去，是不是快走了？”“他明天就动身。怎么，你听到什么闲话？”“没有昕到什么闲话。不过地方上对他很注意，能够早走更好。”罗明点点头，不再谈陶春冰的问题。虽然他看出来程西昌一定得到什么重要消息或了解到什么新的情况，不肯对他说出，但是他不愿再问，匆匆地回讲习班了。

讲习班的同学们首先得知战教团被禁止在本县活动的消息，群情激动，整个学校都沸腾起来。随后听说连他们的讲习班也要被取缔，对青年们的反抗情绪更是火上浇油，纷纷讨论着如何公开抗议，决不屈服。那时，各救亡团体间的联系都十分密切，真是一处风吹，处处草动。这两个团体的坏消息迅速传开，冲击在全山城爱国青年的心上，有人惊骇，有人咆哮，有人悲愤。幸而罗明及时将他知道的底细告诉了教员和学生中的几位核心骨干，阻止了一场为讲习班问题爆发的抗议风潮，不给县长和反进步的士绅们抓到借口。下午为送别战教团举行座谈的事，仍按原计划举行。

当天下午的座谈会，出席的人特别踊跃，比往日多了一倍以上，不得不挪到自来没有用过的大礼堂里。人们都是早早地赶来等待开会，在等候的时间中纷纷谈论着近来的政治、军事形势，其中有不少人深悔过去几天不曾抽时间来参加战教团举行的座谈会，有不少人主张把战教团硬留下，向地方当局来一个广大的签名请愿。看见战教团走进会场，全体参加者出于衷心的敬爱和欢迎，对他们报以十分热烈的鼓掌，震得窗上的破纸片飒飒做声。方中允和余新之走在后面，到门口时，礼堂中全体的人都站了起来，继续着的掌声更加热烈。有很多人把双手举到自己的耳边拍，举到自己的头上拍，疯狂地拍着，拼命地拍着，只恨拍得不够快和不够响，直到坐下后才发现手掌通红，留有余痛。

方中允和余新之走到门口时停了一下，脸上挂着极其感动的微笑，就像是哭泣一样。余新之竭力要装得镇静，然而他不知不觉中把一只手插进口袋里用力地撕着，揉着，后来要抽烟时才发现半盒烟被揉得粉碎。方中允把手杖靠向门后时，手杖不听话，倒在别人的脚背上。他拾起来又向墙上靠，第二次又倒了下去。随即好几个人同时弯下腰，同时有几只手替他拾手杖。掌声的暴雨继续着，直到方和余坐下才止。但方中允站起来宣布开会时，有些人又忍不住鼓起掌来。“听啊！听啊！”有许多声音叫着。“肃静一点儿！不要鼓掌！”于是掌声停歇，语声停歇，甚至呼吸停歇。

“各位同志，”方中允教授开始说，“现在我们开会。”这句话他说得非常吃力，不得不停了一停。他用左手整一下近视眼镜，右手拿起来讨论大纲，然后继续说：“这是，最后的一次座谈会……”会场中爆发出一片呼声：

“方先生不能走！战教团不能走！”“我们全体向政府请愿！要把战教团留在此地！”“留在此地！救国是没有罪的！”“反对救国的就是汉奸！”方中允被感动得几乎要流下泪来，向大家挥着双手，要大家让他继续说下去。等纷乱的呼声平息后，他仍然感觉到喉头哽塞，慢慢地说：

“走是已经决定了……”会场中又爆发出一片呼声，把方的讲话打断。罗兰从来没遇过这样的场面，每一阵呼声使她的全身起一次痉挛。她几次想跟着发出呼声都发不出来，因为她的声音只能在紧缩的心房的深处呼喊。起初她望着方中允的闪亮的眼镜，微颤的嘴唇，随后她又把全场扫了一眼，于是从她的睫毛上闪落下挂了很久的两珠眼泪。她赶忙用手绢擦去泪痕，擦干眼睛，做出来一个极不自然的笑容，但马上又有新的泪珠挂在这不自然的笑容上面。她第二次把眼泪擦去，把眼光移到几个同她坐在一起的女孩子的脸上，看见林梦云平日的微笑一点也没有了，两只含泪的大眼睛向会场中转来转去，丰满的脸颊上失去了红润，细微的鸡皮疙瘩从腮下散布到唇边；陈维珍把手绢角放在嘴里不住地咬着，东张西望，眼角的泪珠也不晓得擦去；王淑芬平素带着睡意的双眼也睁得很大，不转眼地仰望在方中允教授的脸上，一会儿又低下头来茫然地看着自己的手掌，手掌因刚才的拍击而仍然鲜红；韩秋桐伏着身子，用双手捂着脸孔，偷偷地擦眼泪，偷偷地擤鼻涕，偷偷地哽咽，又偷偷地随别人呼喊；冯永青的嘴唇绷得紧紧的，一会儿望着方中允，一会儿望着余新之，一会儿她的眼光又在全体战教团同志们的脸上移来移去。当纷乱的呼声停止时，罗兰又抬起头来，望着方中允，倾听他继续讲下去，同时她想起来她的二哥罗明、杨琦、张茵、黄梅和另外两位男同志，心中叹息说：

“唉，多动人的场面，他们竟没有看见！”罗明同程西昌谈话回来以后，将摸到的真实情况向朱志刚等几位核心同志谈了，经过研究，决定采取主动，找县里有关人士，解释举办救亡工作讲习班的宗旨和开办以来的活动情况，要求支持。因此，战教团最后举行的一次座谈会，虽然十分重要，罗明和杨琦只好不参加了。

罗明和杨琦先去找县党部总干事兼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泽民。省党部所得到的关于讲习班的消息，基本上来自本县县党部的密报，而罗明等进步的救亡青年对国民党的县党部向来最反感而且鄙视，在感情上势同水火。所以现在大家决定由罗等拜访张泽民，一则缓和同县党部的对立形势，二则也向张泽民说明讲习班开办以来的活动情况。让杨琦一道去，是因为张泽民是杨琦父亲的学生，两家还有表亲关系，杨琦叫他表哥，起小就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