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吧，”余新之带着沉着的笑容说，“不是没有敌人的飞机来么？刚才一定是不知谁神经过敏，听到嗡嗡声音，在街上一跑，于是一条街都跑起来，全城市都跑起来。这就叫做‘风声鹤唳’。”他为着缓和会场中的紧张空气，讲了一个属于轰炸的小故事。当他正讲着的时候，那两个捣乱者把帽子盖着眉毛，起来走了。同志们望着他们的背影，憎恨地小声骂着。他们夹着脖子，头也不回，像不曾听见似的。有许多人认识他们。一个同志恍然大悟，说道：“嗨，妈的，今天下午的座谈会他们也参加了啊！”余新之努力使会场重新肃静，像老太婆叙家常似地演讲着，讲得很长，讲得大家都有点厌烦起来。

小城市非常静了。扒城的人们从虚惊后也不再继续做工了。街上有稀疏的犬吠声，偶尔有痛苦的呻吟声，城外有微弱的哭声，使静夜增加了凄惨情调。远处的山头上，闪电更多了，雷声更稠了。

“你婶子为什么一天没吃饭呀？”罗兰想起来她的嫂子，悄悄向春喜问道。

“昨天夜里她同大叔叔生气了，你回去看看吧，满脸都是血……”“血！”罗兰忍不住惊叫一声。“为什么被打得满脸都是血？”“起初大叔叔骂她近来不很听话；后来大叔叔说要娶一个半掩门子做姨太太，婶子不愿意，同他吵闹，他就动手打她耳光，还狠狠踢她两脚。”“你爷晓得么？”“晓得。他把大叔叔从家里赶出去，还把范大炮骂了一顿。”“满脸都是血！”罗兰心里很难过，同时想到黄昏前所看见的许多血和许多死伤的人。停了一停她又问：“你婶子叫我回去有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唉！”罗兰低低地叹息一声，心中后悔说：“早知道有今日，我早该把大哥的秘密告她知道！”余新之的演讲终于结束了。罗明请陶春冰起来演讲。陶从容地站起来，向大家说道：

“时间已经是午夜了。暴风雨说不定快要来了，除感谢各位送行的盛情之外，我想不起来还有什么话可以说的。算了，我不要再说话了。”他说完就坐了下去，摸着新刮过的下颏微微笑着。但同志们都爱听他的演讲，纷纷叫着说：

“请陶先生演讲！请多少讲一点儿！”“大家如果一定要我临别赠言，”陶春冰第二次站起来说，“我愿意给大家讲个故事。等别的先生和同志们都演讲过后，我讲一讲‘红灯笼的故事’好不好？”同志们纷纷欢呼着表示同意，催促他快点开始。沉默了一晚上的林梦云突然恢复了她的微笑，好像要提醒别人注意似地，转回头对黄梅和罗兰小声说道：

“陶先生要讲‘红灯笼的故事’呢！”罗明请杨琦的父亲起来演讲。扬铭诚连连撰着手，说他的话已经提前说光了。罗明又请另外的同志和来宾演讲，但所有被请的人为怕时间太拉长，都不肯起来说话。于是罗明望了陶一眼，向大家笑着说：

“好吧，我们现在就请陶先生给我们讲‘红灯笼的故事’。”在掌声中陶春冰第三次站了起来，收敛了脸上的笑容，向窗外漆黑的天空望了望，然后向全场静静地看了一遍。等会场中所有的声音停止以后，心情沉重地开始说道：

“这不是一个使人快活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故事。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要请一位同志站起来唱一个悲壮的歌子，愈能够感动人的愈好。同时也希望这礼堂中更黑暗一点，只有一盏煤油灯最好。”他把一只手按在桌角上，等待着有同志起来唱歌。听见同志们纷纷提议叫林梦云起来唱，他朝小林看一眼，点点头，没有说话。林梦云有点作难地说道；“让我想一下，我不晓得唱什么歌子。”陶春冰低下头去，眼光落在前面桌上的煤油灯上，像平素在沉思时一样保持着深深的沉默。同志们一方面等待着小林唱歌，一方面从他的面部表情上努力发掘这沉默的秘密。就在这当儿，郊外发出了几声枪响，划破了寂静的夜空，跟着就引起来四面八方的犬的惊吠，好像有匪警一样。同志们都侧起耳朵向外细听，觉得这枪声非常奇怪，许多人的心不由得提到半空。

“没有关系，”陶春冰抬起头来说，“这又是抓壮丁的。小林，想起来了没有？”林梦云低着头从椅上站起来，几缕又柔又细的短发从额上蓬松垂下，拂在左边的乌黑的大眼睛上，而没有被柔发遮掩的右眼只显得水汪汪的，含着泪光。她没有微笑，但用几颗细小的匀整的上牙轻咬着半叶下唇，因此腮上的酒窝又深深地陷了下去。停了一会儿，她忽然带一点羞怯地小声说道：“真是，我一时想不起来呀……”于是她用双手遮起脸孔，躲避着同志们从各方面射来的目光。

“那么你就唱高尔基的《监牢歌》吧，”陶春冰望着小林说，“快点唱，不要再耽搁时间！”林梦云作一个表示坚决的姿势，把双手从脸上拿开，掠过遮在左眼上的一绺头发，然后慢慢地、稳重地抬起脸孔，一双大眼睛静静地转向空中。在同志们聚精会神的期待中，她开始了那带着愤怒，带着凄凉，带着颤栗，沉郁而悲壮的美妙歌声：

太阳出来又落山监牢永远是黑暗等林梦云唱完后慢慢地坐回原处，同志们既没人拍一下巴掌，也没人发出来一点声音。大家被歌声带进痛苦的想象之中，个别人被带到回忆之中，一齐默默把眼光转移到说故事人的脸上。罗兰虽没有牢狱经验，然而这歌声却引起她无限感触，带给她一种捉摸不定的愤怒和悲哀。她不自觉地抓紧了黄梅的手，片刻后又将手松开放下。

“现在，该我来讲那个伤心的故事了。”陶春冰用缓缓的低声说：“在开始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谨以痛苦的怀念之情来祝几位死于内战、死于牢狱、死于抗日前线的朋友们的灵魂安眠！”会场里依然是静悄悄的。在这寂静的午夜中，除天边的雷声之外，只有邻近地方和城外的已经嘶哑的女人哭声，和从离城不远的坟园中传来的猫头鹰叫声。陶春冰咽下去一口唾沫，稍微提高了声音说道：

“这故事是一位青年诗人告诉我的。他是我的好友，那时候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害着沉重的肺病。那时候我也正在吐血，又受着迫害。我们没有钱逃往上海或北平，在茫茫中原几乎被迫得无处存身，暂时隐名埋姓地匿居在一个私立的中学校里。这中学是在豫东的个小县城中；校长姓王，是个极其热情的、爱好真理的德国经济学博士。因为他敢说良心话，敢同恶势力抗争，人们在背地里都说他是个疯子……”陶春冰想起来这位校长，停了片刻，许多往事浮现在他的眼前，同时想到了那几位已经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好友，也感慨目前他所看见的相当普遍的国共摩擦和压制青年救亡的情况，心中十分沉重。他无意中向窗外望一眼（窗外是茫茫黑暗），然后接着说道：

“在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在长夜漫漫的年头，这位王教授，在几位青年的帮助下，在一座破庙里办起一个大同中学，好比在黑夜里点起来一盏明灯，照耀着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这学校，不久前已经停办了，大批师生到了游击区和解放区了。

有一位教员，也是我的极好的朋友，名叫梁雷。七七事变后他到了山西，参加了‘牺盟会’，随即因日寇大举进犯山西，被派往雁门关外，任偏关县县长，兼牺盟雁北游击司令员。他到雁门关外以后，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还经常给我写信。后来有两个月没有接到他的信。最近突然接到他的一位战友给我写的一封信，说他已经于今年三月十八日在偏关县柏家村与日寇激战中牺牲了。他的头被日寇砍下来，悬挂在偏关县的城门上。他死时才二十七岁！他在作战之前将我在开封的通讯地址写给他的战友，嘱咐这位同志在他牺牲后将消息写信告我。如今在我讲‘红灯笼的故事’之前，让我为我的这位好朋友和其他许多在抗战中为国牺牲的大同中学的师生默哀。”陶春冰停止了说话，低下头去。全体同志都低下头去。

有两珠热泪从陶春冰的脸颊上滚落下来。过了片刻，陶春冰抬起头来，继续说道：

“在这个学校中，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叫赵伊坪。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诗人，虽然年纪很轻，却已经为中国的进步事业饱经了忧患与艰苦生活。双十二事变和平解决不久，一天夜里，更深人静，我们有几个好朋友在诗人的房间里为他饯行。他已经接受了新的召唤，结束教书生活，明天一早就要拖着带病的身体，离开我们，走向战火弥漫的北方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当他所期待的伟大时代来到的时候，同时更加沉重的使命也落到他的身上，他立刻丢掉了家乡的老母、妻子、儿女、身边的朋友、安定的生活，拖着有病的身体，匆匆地踏上征途。我的那位诗人朋友就是这样，有一天他忽然接到了有人带给他的一封信，马上决定，匆匆地踏上征途了。

“我们没有敢声张，没有敢告诉学生和许多老师知道。我们只有四个朋友，黄昏后在十字街口买了一包成花生米，一包咸牛肉，一碗白干，等教员和寄宿的学生们都睡熟以后，才聚在诗人的寝室中，围着一张小方桌，边喝酒边小声谈话。我们谈了新的时局，谈了国家的苦难和希望。最后商定，诗人朋友明日走后，对教员和学生只说因急事请假回家，他的课程由朋友分担几天，赶快从开封再请一位朋友前来接替。在送别的小会快要结束时候，已经临近午夜了。我们要求诗人给我们临别赠言。他很歉逊，不肯谈抽象的大道理，只给我们讲了个‘红灯笼的故事’。他同我别后到现在，已经很久了，我没有得到过他的消息。有人说他在山东前线，有人说他在胶东一带，有人说他牺牲在运河岸边。我想他大概是已经死了，不然他会给我信的。”会场中同时发出来几声极其轻微的叹息。罗兰在心中说：“他好像说的是胡天长啊！”于是她不能自禁地偷嘘了一口长气。

“唉，牢狱虽没有毁坏他的意志，却毁坏了他的健康和青春。他死在历史的激流中，除他在抗日斗争中烈士事迹之外，只给朋友们留下难忘的印象，还有几首充满激情的诗和这个故事。现在，请各位把灯烛都熄了吧！在幽暗中，也许我们更能够体昧出这故事所含的真正意味。”同志们依照陶春冰的话，把灯烛纷纷吹熄，只留下他面前的一盏有玻璃罩的煤油灯，在桌上颤动着暗弱黄色亮光，更显得窗外包围着无边的黑暗……

一声轻咳之后，陶春冰用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向全场扫视一遍，于是“红灯笼的故事”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