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节日聚会，几个洋人百无聊赖，为了取乐，用烟头去烫中国孩子手上的气球，砰砰的爆炸声吓得孩子们大哭不止，肇事者取乐似的哂笑：“中国孩子就是胆小。”

她立马借了根香烟冲进一群外国孩子中间，噼里啪啦猛戳洋娃娃的气球，洋娃娃们同样涕泪纵横。

擎着烟，她优雅自若：“洋娃娃的胆子也不见得大。”

外貌俏丽，性格憨直，反应灵敏，才华横溢，她理所当然地成了“外交部”的社交明星。

只是，追捧和簇拥对于一个少女，未必是好事，她太痴迷众星捧月的感觉，以至于分不清生活与梦想的边界。

虽然，她通过了“名媛”岗位的一切职业培训，却从没有接受正规的大学教育。在她的教育体系中，爱情和婚姻是必需的，至于生活的意义和成就，则是若有若无的点缀。所以，她绝不会像潘玉良那样努力，凭借自己的钻研在画坛上出人头地，赢得身份和尊重；也没有必要像林徽因一般上下求索，怀揣改造社会的理想与信念。

她只希望成为一个名流的耀眼的太太，得到热烈的爱情、壮阔的住宅、华美的衣服、体面的朋友，以及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她理直气壮地觉得自己应该享受这些，却不愿付出分毫努力和妥协。

1922年，她十九岁，在父母的安排下嫁给了王庚。

这场豪华的婚礼，伴娘包括曹汝霖的女儿、章宗祥的女儿等九位，此外，张爱玲的继母、两度出任民国“总理”的孙宝琦的七小姐孙用蕃，也是陆小曼名媛闺蜜团的重要成员。

王庚显然是位合格的boss，西点军校毕业，与艾森豪威尔是同学，既有文科修养，又有军校背景，从“航空局委员”，到“陆军上校”，再到“交通部护路军副司令”和“陆军少将”，升职的速度堪比火箭。

前途无量的boss王完全能够为她提供需要的名媛生活与关注度，却排解不了她的苦闷，百无聊赖的小娇妻在日记中写道：“她们（母亲）看来夫荣子贵是女人的莫大幸福，个人的喜乐哀怒是不成问题的，所以也难怪她不能明了我的苦楚。”

她的苦楚究竟是什么呢？是失去了自由恋爱的权利，是所有人都要求她做一个好妻子。

在婚内要求和别人恋爱，这恐怕绝少有婚姻能满足，所以，即使没有徐志摩，她依然会与其他男人迸出情感的火花，比如胡适，比如翁瑞午；如果她能够拿捏得当和这些男人的关系，她的名媛之路依旧光明通畅，但是，她却没有。

她给胡适写信，为了避开传说中剽悍的胡夫人，她用男人般又粗又大的英文笔迹写道：“因为我的人不能到你身边来，我希望我的信可以给你一点慰藉。”“我这几天很担心你，你真的不再来了吗？我希望不是，因为我知道我是不会依你的。”

这些信，都写于她与王庚尚未离婚，与徐志摩恋爱中。

至于写给徐志摩的那些著名的情书，上了年纪再去看，真是需要相当的耐心，如果没有特别出类拔萃的写作技巧，那些蜜里调油、喋喋不休的倾诉，读起来实在是絮叨而肉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