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好友，即便时常被参照比较，唐瑛和陆小曼也绝不相同。陆小曼的生活重心是社交和爱情，她像一株向着爱开放的向阳花，需要外界不停地滋养和浇灌，不然，便径自萎谢了。在追求爱情与关注的路上，陆小曼有点儿神经质的任性，孩子气的偏激，和膨胀的自恋，她那不计后果的行事方式常常让自己和他人都陷入困境。

唐瑛不同，她活得自成一派，小小年纪却有着上海女人特有的聪慧和精明，对一切都特别拎得清。她像一棵枝蔓清晰的白桦，从不轻易发散无谓的枝桠。她又像一株绚烂的郁金香，纵然光彩照人，却无刺无害，从不争抢别人的光华。她没有那么多华丽的烦恼和奢侈的忧伤，这样恰到好处的感性和理性，对于女人，是难能可贵的两全。

所以，无需轰动的婚姻和花边新闻，唐瑛自己就是一道风景。

她是老上海的时装的icon。

即使不出去交际，她每天也要换三套衣服：早上是短袖的羊毛衫，中午出门穿旗袍，晚上家里有客人来，则着西式长裙。她的妹妹唐薇红至今还记得，她的旗袍滚着很宽的边，滚边上绣满各色花朵。尤其，有件旗袍滚边上飞舞着百来只金银线绣的蝴蝶，缀着红宝石的纽扣。

chanelno5香水、ferragamo高跟鞋、cd口红、celine服饰、lv手袋……这些对于她，实在是无奇的装备，犹如一日三餐般稀松平常。传奇的是她那十只描金的大箱子，在口口相传的艳羡中装满华服，甚至整整一面墙的大衣橱都被皮衣挂满。

她去逛鸿翔百货，去逛一切能给她服装灵感的地方，每每遇见令人惊叹的衣服，她不买，默默记下样式，回家吩咐自己的裁缝做，既拷贝了最新的样式，还diy了自己的原创，所以，她穿出去的衣服，别致、时髦而前卫，迅速以“唐瑛款”的标签流行。

民国如果还有哪个女人因为衣服而出名，除了张爱玲便是她了。只是，张爱玲的服装充满了彪炳个性的张扬，犹如俯瞰芸芸众生的一面屏障，打眼却未必合群，透着曲高和寡的孤独；她呢，则糅合了小女子的智慧，用丝绸和雪纺娇嗲地向世界宣战，得体地把生活包裹成一颗绚丽的糖。

她在百乐门跳舞，披着霓裳战衣，足尖飞旋中掉了舞鞋——当年的小报津津乐道这双金贵的鞋，就好像现在的八卦版热议女明星手上的鸽子蛋，那200块大洋的价值，几乎是鲁迅当时半个月的工资。

她还是戏剧界的缪斯。

1927年，“南唐北陆”联袂亮相，在中央大戏院举行的上海妇女界慰劳剧艺大会上，一个扮杜丽娘，一个扮柳梦梅，演出昆曲《牡丹亭》中的《拾画叫画》，成为当年报纸的头条。

1935年，卡尔登大剧院被围得水泄不通，文艺青年们伸长了脖子期待她与沪江大学校长凌宪扬演出的英文版京剧《王宝钏》，外语与国粹的混搭，她开了英语唱京剧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