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上，许绍棣聘她为英士大学讲师，又聘为“国立杭州艺专”副教授，1947年助她在上海办画展，1949年带她迁居台湾。之后的许绍棣担任台湾“立法委员”，已然是政坛要人。于是，孙多慈又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接着去法国国立美术学院从事研究。回台湾后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授，并于1957年获“台湾教育部”美术类金像奖，后来担任该校艺术学院院长。

没有许绍棣的关照，一个柔弱女子在风雨乱世获得这样的成就谈何容易？婚后，孙多慈不再动荡、冲突和迷茫，她被照顾得稳定、踏实而安宁。中年的孙多慈，气质绝俗，风度高雅，透出生活优渥的澹远宁静，熟人评价她“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许多语言，常以微笑代替”。

这样的性情使她后期的画风明显脱离了徐悲鸿一派的大开大合、奔放豪迈，而转向细腻、稳健、婉约。

果然，轰轰烈烈爱着的人，不一定是最适合的伴侣。

果然，选择一个男人，就是选择一种人生。

1975年，六十三岁的孙多慈患乳腺癌去世。孑然一身的许绍棣望着四壁的画作，感慨“览镜白头嗟耄及，可怜归计日迟迟”，叹尽了孤身一人的愁绪与感伤。这个男子，虽然曾被与王映霞的绯闻缠身，却允许自己的妻子在家里为徐悲鸿守孝三年，也是难得的宽容与雅量。

1980年，许绍棣病死台湾，与孙多慈的骨灰合葬在阳明山。

大多传记提到孙多慈，总是唏嘘感慨，仿佛她承受了特别的委屈与不公，仿佛她错失徐悲鸿是莫大的遗憾，可是，谁说错过不是成全？相比孑然一身的蒋碧微，或者相伴七年便天人永隔的廖静文，她这一生，理想与现实，名气与名声，爱情与婚姻，艺术与事业，何曾缺失过什么？没有一样她不是举重若轻，信手拈来，却四两拨千斤，抖出了灿烂金光，她遭遇的每一个男子，都对她流转着陌上花开缓缓归的珍惜。若说遗憾，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古难全的事，又有什么好强求？

这个沉默的女子，似乎才是命运最大的赢家。

或许她早已明了，生活波诡云谲，说什么呢？既然未曾真正失去过什么，不如无声吧。

治愈你：

年岁渐长，我们的话越来越少，越来越懒得倾诉。

那些美好的事，封存在心底，会浓缩成一颗甜蜜的糖；那些忧伤的事，压缩在心底，会消逝成一缕浅淡的风。

高调晒幸福，图遭人嫉妒；委屈说辛苦，再填一次堵。像孙多慈一样话不多的人，眼睛是明晰的，心里是明白的，气韵是淡然的。

她们清楚，世界上真正值得说的事不多，就像真正过不去的坎也很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