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举动震撼了一向注重亲情的家人，宋子文很快转变态度积极筹钱。

西安事变中，她冒着生命危险亲往救夫。

登上“美龄号”专机前，她把手枪交给外籍顾问端纳，说：“如果有人对我有什么不礼貌的行动，你可以立刻把我枪杀掉。”

她用梅干菜盒子装着他爱吃的食物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泪如雨下，说：“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矣！”

反而是她，冷静地安慰他。

夫妻间的救助，只那么至关重要的一次，便足以奠定一生的情分。

在四十六年的婚姻中，她倾尽全力做他的绿叶，她的八面玲珑和善于交友，成为民国政府最好的糅合剂与“统战部长”。

第三，促成他改信基督教，在事业共识的同时达成精神共识。

宗教信仰向来是原则问题，绝不是你为佛祖烧香我替上帝祈祷那么简单，不同的宗教信仰派生出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仅异教徒夫妻很难和谐，多少人类的战争起源于宗教的差异。

难道基督教比佛教先进？当然不是。

抛开她的西化背景，基督教教义显然更适合“第一家庭”，基督教信奉一夫一妻、平等互爱、相互扶助，这显然比当时东方盛行的一把茶壶配四个茶杯、男尊女卑的社会秩序更能够维护女性权益。

他在日记中曾不止一次倾吐对她的款款深情，比如“三妹爱余之切，无微不至，彼之为余牺牲幸福，亦诚不少，而余不能以智慧、德业自勉，是诚愧为丈夫矣!”“三妹待我之笃，而我不能改变凶暴之习，任性发露，使其难堪。”

字里行间的体谅、支持、疼惜，毫无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充满了爱与平等的罗曼蒂克。

再者，信仰不同，他怎能获得英美同盟的真正认可？

有人质疑他们之间的爱情。

什么样的爱情能够高于半个世纪同生共死的陪伴？什么爱情能够强于对共同事业的追求？什么爱情能够超越对相同利益的守护？什么爱情能够浓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默契？

西安事变时他在给蒋经国、蒋纬国的遗书中叮嘱：“我一生唯有宋女士为我唯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即宋女士亦即为两儿之唯一之母，我死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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