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生得也美丽。不同于张爱玲孤绝的女知识分子模样，黄素琼眉梢眼角都是女人的风情，《对照记》里一张题为“在伦敦，一九二六”的侧身照，大卷发，双手交叉抵于下巴，膝上一角蓝绿外套，一派文艺而凄迷的女神范儿。

她对一切新事物都充满兴趣。她学油画，和徐悲鸿、蒋碧微同住一栋楼；她学唱歌，天生的肺弱听起来像是吟诵诗句，总是比钢琴低半个音阶，于是她抱歉地笑笑，娇媚地解释；她和胡适同桌打牌，长袍红蔻丹洋溢的希腊风情瞬间成为麻将桌上的尤物；她学做手袋、皮鞋，不远千里地从马来西亚带回一铁皮箱碧绿的蛇皮，叮嘱小姑子张茂渊时时翻晒；她尝试不同的社交圈，做了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交际圈子拓展到了南亚的上流社会。

这个积极的女子，千方百计撕掉身上粘着的“前清故人”标签，向往着肆意的自由和全新的生活。所以，她抛夫别子远赴欧洲，成为第一代“出走的娜拉”，登上远洋的轮船时，连名字都从浓墨重彩的“黄素琼”，改成了轻灵不俗的“黄逸梵”。

她的丈夫，张廷重，却只能做个遗少。

遗少也有自己的痛苦。年少守寡的母亲李菊耦训子怪异，怕儿子与家族子弟们交往“学坏了”，便故意给他穿过时且绣满花的衣服鞋帽，打扮得像个女孩子，因为缺少交流，他自幼腼腆、自闭。

张爱玲印象中的父亲，是个神态阴郁的中年夫子，终日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起长腔一唱三叹，算是作结。然后沉默踱步，走了没两丈远，又起头吟诵另一篇。可是，听不出那是先秦散文、唐诗宋词、八股范文，还是经典奏折，总之从不重复。

一个时代的loser，流露着末世故人的精神寄托，充满着不合时宜的凄惶。

纵然迥异，这对夫妻也并非天生的冤家，至少，两人曾经有过一段你侬我侬的柔情时刻，至少，张廷重一定是爱过黄逸梵的。

她第一次出国，他寄了一张小照和一首七绝：才听津门金甲鸣，又闻塞上鼓鼙声。书生自愧拥书城，两字平安报与卿。

中国传统男人的那点情愫，仿佛只有古体诗才能抒发，如此蕴藉的相思之情，一声“书生”一声“卿”，“叫郎肆意怜”的新婚时光恍惚重现了。

纵然前卫如黄逸梵，终究，还是心动了。

于是回国。

张爱玲曾经借《小团圆》描写过两人间相处的细节。

妻子嫌弃乃德（张廷重原型）找的房子不好，开口便说：“这房子怎么能住？”乃德对妻子并不气恼，像是有点宠溺，笑着解释。

吃午饭的时候，乃德绕着皮面包铜边的方桌兜圈子，等待妻子下楼。妻子总是“难得开口”，乃德渐渐地也自知无趣，终于第一个吃完了就走。

有点儿心酸。

在他们的感情中，女方一直占据主导，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张廷重腼腆，我却总觉得，更多是因为他的深爱，因为更爱，所以更隐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