斧头，可以说是先人们最早最伟大的发明。《诗?齐风?南山》：“析薪如之何，非斧不克。”翻译成白话，意思是说，怎样劈开柴火呢？非斧头不可。

在木匠的祖师爷鲁班诞生之前，斧头就问世好多好多年了。早在新石器时代，石斧就是重要的砍伐工具，安上木把，外形与现代的铁斧没啥区别。四五千年之前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就出土了许多石斧。木匠们至今还在使用锯、钻、刨子、铲子、曲尺、墨斗等等，据说都是鲁班发明的，唯独斧头不是。但鲁班却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善于使用斧头的木匠，“班门弄斧”，不就是嘲笑那些自以为能、在鲁班面前耍斧头的无知之徒的吗？

人类比较健忘，所以才由结绳记事逐渐进化到文字记事；人类比较健忘，总把斧头与木匠工具扯在一起。其实，人们忘了，斧头也是一种重要武器。砍树砍动物的斧头，也可以砍人啊。十八般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镋、棍、槊、棒、拐、流星锤，斧头家族独占了两位：斧、钺——一种长把的大斧头。“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是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名句，干戚的“干”，是指盾牌；而“戚”，就是指斧钺。

如果把中国历史看成一部战争史的话，那么，历朝历代都不乏使斧高手：《说唐全传》中，猛将程咬金手使宣花斧；《杨家将演义》中，大将孟良手使大钺斧；《水浒传》中，急先锋索超手使金蘸斧，黑旋风李逵手使一对板斧。特别是李逵的“三板斧”，更是家喻户晓。在《水浒传》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中，李逵前往江州劫法场时，正好梁山也出动大批人马前来营救宋江。施耐庵用生花妙笔写道：“只见那人丛里那个黑大汉，抡两把板斧，一味地砍将来……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

现在已无从考证，王亚樵是否是从程咬金、李逵的身上获得启发。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选择斧头作为工人维权武器时，是动了不少脑筋的。上海滩的警力充分，光是上海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麾下的警察，就有6000多名，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公共租界（即英、美租界）、法租界里，还有大批英籍骑警、印度巡捕（保安，俗称“红头阿三”）、安南（即越南）巡捕、华籍巡捕等，日夜巡逻，荷枪实弹，稍有嫌疑，就会被抓进监狱。手枪，昂贵，私藏犯罪，发现了就会被收监；刀、剑，都是凶器，不好携带。而斧头，地球人都知道，是木匠工具。物美价廉，携带便利，随时都可以改换用途，劳动工具摇身一变，成为“斧头帮”的进攻武器。

1921年春天，王亚樵将“安徽劳工总会”更名为“安徽旅沪同乡会”，进一步扩大队伍，严密组织，加强纪律。“安徽旅沪同乡会”的会址位于上海牯岭路132号。设评议员30多人。通过投票，柏文蔚、常恒芳、许世英、李国凤、汪幼农、关芸农、王亚樵等当选。王亚樵得票最高，2365票。大家都希望他当会长，他嘿嘿一笑，连连摆手，说：“论年龄、资历、财力，我都担不起这副重任。我不要权，不图利，就愿意给大家跑腿。”经过推举，柏文蔚担任会长，会务由他的外甥王竹如负责，而具体事项，却由王亚樵出面办理。

同年年底，王亚樵与同在上海搞工运的李立三、马超俊、谌小岑等打得火热，并与马超俊、谌小岑共同组织上海劳工总会，分设沪东、沪西两个办事处。一直遭受资本家和青洪帮欺负的工人们欢声雀跃，踊跃加入，不到三个月时间，会员发展到10万多人。后来，马超俊南下广州，被广州市长孙科任命为广州市府特别助理；谌小岑去天津发展，上海劳工总会的重任就由王亚樵独自承担。遇到欺负工人的资本家、地痞，道理讲不通的，他就派人去用斧头一一砍杀，干净利落，难以破案。他的外甥郭家权坦言：“亚樵秉性豪爽，襟怀坦率，敢作敢为，颇具侠义之风。上海下层社会五花八门，有政治亡命之徒，有鸡鸣狗盗之流，有落魄志士，有帮会头目，有失职军人，有江湖豪客。亚樵不分贵贱，广交朋友。因他讲义气，拔刀相助，患难与共，因此相随者日多，不久即形成一股社会势力。由于亚樵能见义勇为，不失信用，有一诺千金之实，至于讲打讲杀，敢于拼命，故多不敢惹他。”

斧头维权虽不合法，却很有震慑作用，一时间，“斧头帮”名扬上海滩，社会各界都以认识王亚樵为荣。街头上、饭馆里，经常看见两个人捋袖子吵架，这个说：“王亚樵是我老表，你敢把我怎么样？”另一个也不甘落后，右手紧攥，伸出大拇指，举在半空摇晃几下，说：“九爷是我师傅，你跟我过意不去，真是瞎眼、找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