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蒋介石施行独裁政治以来，反蒋运动此起彼伏，从没停歇过。蒋介石按下葫芦起了瓢，从没过过几天平安无事的日子。经过东讨西伐、南征北战，或者是软硬兼施、恩威并举，无论是国民党元老汪精卫、李济深、许崇智，还是各地封疆大吏陈铭枢、唐生智、程潜、阎锡山、冯玉祥、柏文蔚、方振武、石友三等等，一个个对手都被他打下擂台。但是，西南派一枝独秀，还是让他吃不香、睡不实，不除不快。

西南派的确与其他反蒋力量不太一样，它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西南分会等机构为据点，以胡汉民为旗帜，以两广实力为后盾，远离中央，蒋介石只能站在石头城上望“广”兴叹。

1935年12月7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在胡汉民远在欧洲、并未参会的情况下，胡汉民与蒋介石等九人一起当选为中常委，并成为主席，蒋介石任副主席。蒋介石对胡汉民更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愤恨。

1936年1月19日，胡汉民由法国回到香港，受到国民党中央以及西南军政要员的热烈欢迎。同月25日，胡汉民拒绝蒋介石的邀请，不去南京，定居广州，西南派欢欣鼓舞，认为胡汉民取代蒋介石只是个时间问题。

但人算总是不如天算。

5月5日，南京立法院颁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主要内容包括：总统在政府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控制着强大的中央集权，而且不受国民大会约束。任期六年。行政院长和各部长由总统任命，并对总统个人负责，总统随时可以解除他们的职务。总统有紧急命令权，即在必要时，可以以命令代替法律或变更法律，如果法律和紧急命令相抵触，法律则暂时失效。这一条款就是允许蒋介石凌驾于法律之上，为所欲为。

5月9日上午，胡汉民拍案而起，向记者发表谈话，批评这一《宪法草案》，坦言南京国民政府不能领导全国抗日救亡，颁布宪法更是荒唐。下午3时，他为义女钟慧中题写了一副对联：“与影有情为日月，遇红无礼是泥尘。”晚上，他前往广州颙园（今广州东风路省政府大院内），到妻兄陈融家喝酒，潘景夷、冒鹤亭等人作陪。老友相见挺投机，胡汉民兴致颇高，多喝了两杯。饭后，又与潘景夷对弈。

胡汉民爱下象棋，而潘景夷则是岭南象棋高手。双方约定，三局两胜。两个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杀得难解难分。第一局，胡汉民险胜；第二局，胡汉民决心乘胜追击，连下两城，一吐近期心中的不快。他平炮、跳马、出车，连连发起进攻，略占优势。但潘景夷沉着应战，逐渐摆脱了被动局面。胡汉民的优点是办事认真，缺点是办事太认真。他见自己的棋局不妙，便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棋盘，冥思苦想。不知不觉，酒劲悄悄涌了上来，他面红耳热，额头上冒出晶莹汗珠。观棋不语真君子。何况大家都知道他的脾气，皆屏气凝神，心中暗自为他焦急。潘景夷看见对手没有破招良策，脸上渐渐露出喜悦之情。

就这么僵持着。旁观者谁也不敢随便走动，只有时钟不紧不慢地转着自己的圈儿，发出“咔咔”的声音。

20时许，胡汉民喊了一句“我头很痛”，便脑袋一歪，身子从椅子上滑落。大家赶紧动手，把他抬到床上，并打电话叫来医生杨子骧、陈翼平。经过检查，他的高压135，低压110，左侧半身瘫痪，诊断为右侧脑溢血。医生赶紧抢救，却回天无力，12日晚上7点40分，胡汉民停止了呼吸。

胡汉民葬礼颇为隆重。在中山纪念堂设立灵堂，挽额直书：“聪明正直。”两边的挽联是：“一代楷模当尊李杜，千秋功业人仰伊周。”对胡汉民的学养、人品、公德，给予了很高评价。广西省政府派遣前教育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李任仁为代表，乘坐专机，前来吊唁，并作为代表，在私下里与陈济棠商议联合反蒋事宜。

胡汉民尸骨未寒，西南派就得到消息：蒋介石决定快刀斩乱麻，借西南派大旗刚倒、群龙无首之机，一举消灭“割据”势力。

先动手为强，后动手遭殃。两广将领决心先发制人，死中求生。经过广泛联系，各地反蒋力量闻风而动，“山东主席韩复榘，同情两广的异动，主动联合负责冀察军政全权的宋哲元，于六月二十一日通电呼吁和平，反对中央用兵；云南省主席龙云，下令封存中央银行钞票，停止收受通用，从经济的事务上，为两广声援；四川省主席刘湘，也有乘机背离中央的企图。何况，两广的军力，合计不下四十万众，海陆空兵种俱全，实力强劲”。

可是，1936年6月1日，西南派以“北上抗日”为名，举兵反蒋，尚未与蒋军正式交手，便毫无悬念地重蹈“福建事变”的覆辙，仅仅热闹了不到两个月，就宣告失败。

作为起事的两大主角之一，李宗仁对“六一”运动（也称“两广事变”）耿耿于怀，在晚年的回忆中，他将失败的责任全都归结到陈济棠的身上：

迷信也是促使济棠妄动的因素之一。原来济棠兄弟行中，他最敬佩的便是大哥陈维周，济棠对他可说是言听计从。维周粗通翰墨，人亦精敏，唯笃信阴阳命相、堪舆卜算之术。据说，维周某次特往广东花县洪秀全的故乡，察看洪氏祖茔，发现洪秀全的祖坟正葬在“活龙口”上。据维周及其堪舆朋友们推断，秀全的祖茔可惜葬高了一些，如下移数十尺，便正在“穴”上，秀全就是真龙天子，不会只拥半壁河山，及身而败了。维周认定此一墓地的可贵，便要洪姓子孙卖与他。洪姓起初不允，但经不起维周的威胁利诱，就将墓地割爱了。陈氏兄弟遂将生母遗骸迁往该处安葬，深信陈府不久便要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了。但环顾陈家上下，余子碌碌，除掉济棠还有谁呢？因而陈济棠就野心勃勃，予志自雄。

此后不久，维周便衔乃弟之命，去南京与蒋委员长做促膝长谈。这又给维周一个最好的机会，替蒋先生“看相”。据维周回粤语人，从相上看，蒋先生断难过1936年这一关。说也奇怪，蒋先生的相倒是给维周看中了。当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几乎使蒋先生丧命。不过其事的发生，是应在张学良身上，而不是陈济棠罢了。

又据说，在济棠发动请缨北上抗日之前，维周曾约了翁半玄等术士替他卜卦。卦中有“机不可失”字样，也使陈氏兄弟相信要“应”在蒋先生身上。孰知事变发动之后，陈济棠的空军——飞机数十架，在黄光锐率领之下，北飞投奔中央去了。原来“机”者“飞机”也。济棠既“失机”便只有亡命了。也可说，他被卦仙开了一场大玩笑吧！

济棠既预备发动，乃于5月间拍电至南宁给我，谓我们应在民众抗日高潮之下，要求中央立刻抗日，不可畏首畏尾。

我既知无法挽回，乃于5月底飞往广州。在广州，我也见到元老萧佛成先生。佛成又告诉我一些关于陈济棠的笑话。这故事是当邓泽如在时，某日时近午夜，济棠忽亲自访邓氏，约其同赴燕塘军校。邓问何事。陈说，他的将领今晚在军校“宣誓”，他希望邓先生前往“监誓”。邓氏到了燕塘军校礼堂，只见礼堂上方安置一个皮制假人，上书“蒋介石”三字。宣誓时，由济棠唱名，各军官逐一起立，宣读“余决心效忠党国，抗日反蒋，拥护陈总司令，以后如违誓言，必遭天谴”一类的“誓言”。读毕，即趋至假人之前，举起一把木剑，向“蒋介石”身上痛劈三剑，以表示仇恨与决心。萧佛成说，陈伯南的荒唐落伍，愚不安愚，以至于此，如何能成大事？

1979年10月，由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出版、费云文编撰的《戴雨农先生传》之《巧妙策动，化解两广事变》一节中，却提供了另一个版本：

（两广事变）如不及早设法遏阻化解，一旦战事触发，恐将酿成大患。戴先生办事，反应灵敏，机警迅捷，决不犹豫观望；尝以“要有剑及履及的精神”与同志共勉。他分析两广当局的称兵犯上，系只凭武力，对中央形成威胁，企图达成他们自私的政治目标……只要策动他们深明大义的军队，反正效顺，就可以釜底抽薪地化解巨变。于是，戴先生命令郑介民赴香港，就既有的联络基础，策动这项工作。

陈济棠在陆、海、空军连续背弃他的打击下，知道大势已去，乃宣布下野，经香港出走国外。

广西方面，虽然已因广东的失败、陈的下野而孤掌难鸣，但以虎头蛇尾为可耻，仍不甘心。戴先生侦知李宗仁、白崇禧等于七月十九日召开集团长以上将领会议，决定抵抗到底，并以桂林、柳州为最后死守区。虽然，当时中央以雷霆万钧的压力，武装解决广西的变局，易如反掌；同时，广西的若干陆军和空军也已经戴先生策动成熟，正在待机反正。可是，蒋委员长仍不主张用兵，而以谋国至诚，感悟反复。乃迅即亲往广州，挽请中央要员赴广西，劝商李宗仁，亲来广州谒晤蒋委员长，请示解决办法。

事后，一直参与宁桂谈判的陈诚在《西南异动》中颇为得意地说：“西南问题这一个不祥的名词，在中国政治上闹了不少的年数，有些过分悲观的人物，更认为是中国政治之癌，完全是一个不治之症。现在经几个月来，全国上下一致努力的结果，竟把这个不治之症，有了一个解决的办法，而且还是和平解决的。”

宁桂握手言和，反蒋运动半途而废，王亚樵立即陷入了孤独无援的绝境。他闷闷不乐地抽着香烟，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