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会儿，徐国梁的身边，又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市民。大家站得远远的，指指点点，嘀嘀咕咕，谁也不敢上前帮忙，生怕自惹麻烦。

小崇明抓完郑益庵，赶紧往回跑。他抱起徐国梁的头，连哭带喊。

一个华捕看见车门上插着钥匙，就去开车门，却打不开。小崇明猛然想起了什么，他拔出手枪，对准被人偷偷塞进异物的车门锁，“当、当”两枪，车门打开。他抱着徐国梁钻进后排座位。一个华捕跳上驾驶室，迅速启动，将迈巴赫火速开往不远处的仁济医院（上海第一所西医医院，位于今山东中路145号）。

由于子弹击中要害，流血过多，虽开脑、破腹取弹，也是回天无力。12日凌晨5时45分，徐国梁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行刺的当天晚上，郑益庵被关进了劳合路（今黄浦区六合路）老闸巡捕房。11日上午9时，由112号英国巡捕、69号印度巡捕与华人巡捕一起，押往公共租界公廨（即法院）第一刑事庭。审理中，郑益庵自称“李大生”，42岁，合肥人，国民党党员。行刺徐国梁，是出于政治原因。再审，“李大生”一言不发，主审法官聂荣卿宣布休庭。

王亚樵回到家中，就用暗语给卢筱嘉挂电话，通报了战果；卢筱嘉则告诉他郑益庵被捕的消息；他立即要求卢筱嘉让护军使署军法处出面，迅速将郑益庵引渡过去，以确保郑益庵的人身安全。

休庭后，聂荣卿刚回到办公室，就看见齐燮元的代表、江苏督军署官员汤文镇与何丰林的特使刘洋都在等着，两个人吹胡子瞪眼，都要求把嫌犯带走。寂静的法院内，吵吵声一片。聂荣卿把桌子一拍，用手指指他俩，气哼哼地说：“你们想干什么？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本法官自有主张。”

当天下午，郑益庵被解交到龙华护军使署军法处。为了做给齐燮元看，军法处开庭审讯。郑益庵的心里越来越踏实了。他又改名叫“郑振昌”，并慷慨陈述道：“我与韩恢是芜湖赫山公学的同学，也是同生共死的战友。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组织领导第二次护法运动，筹划北伐，推翻北洋政府，建立真正的中华民国。12月，孙中山发布北伐令，任命韩恢为江苏招讨使，以便北伐军打到江苏时作为内应。为此，我与战友们随他潜回泗阳，开辟苏北根据地，与直隶军阀李纯、齐燮元等结为冤家。1922年10月，韩恢回到上海筹集资金，被齐燮元的便衣发现行踪。齐燮元密令上海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将其诱捕，28日，解送南京；11月1日，韩恢在南京小营遇难，年仅35岁。徐国梁是杀害韩恢的元凶，我与他不共戴天！”

晚上，何丰林就接到江苏督军齐燮元和省长韩国钧的联名急电：“李大生行刺朝廷干才徐国梁，事关重大，不应急予处决；请将凶犯即刻押送南京省城，查出同党，以绝后患。”

何丰林刚出院三天。他端起一杯白兰地，摇晃了一下，对机要员说：“你马上回电，告诉齐斜眼，就说本官这里没有一个名叫李大生的凶犯。”

次日早晨，机要员再次送来齐燮元的特急电报，指出：“郑振昌”就是那个行刺徐国梁的李大生，并声明：将派汤文镇上门办理转交手续。

“哼，他说了算啦？！”何丰林把电报往早餐桌子上一摔，想了一想，对机要员吩咐道：“你再给齐斜眼回电，对他说：这个案件发生在租界内，按照规矩应本署侦办，外人不得插手。现在，巡捕房正在协助本署严行根究，暂时不宜解往南京。等侦讯结束，案情真相大白后，再行斟酌办理。”

就这么“皮球”踢来踢去，齐燮元气得吹胡子瞪眼，但鞭长莫及，他也无可奈何。

15日上午，徐国梁出殡。徐家以1250两白银，从南市聚丰木行购买了上等独幅楠木棺材。在汤文镇的授意下，灵车拉着徐国梁的棺材来到龙华镇，以五姨太为首的女眷们在淞沪护军使署门前哭天喊地，要求何丰林为他们做主，把凶犯“郑振昌”交出来，在棺材前砍头谢罪。看热闹的群众把使署大门围得水泄不通。何丰林有些招架不住了，打电话给卢永祥，请示解决办法。

卢永祥低着脑袋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心想：“他们这么闹，醉翁之意不在酒……看来，齐斜眼不会善罢甘休，江浙一战难以避免。打就打吧，谁怕谁？”于是，他对何丰林指示说：“妹婿，你手里的枪不是吃素的吧？一个老爷们儿，还能让几个骚娘儿们给吓住了？”

何丰林揉了揉胸膛上被人行刺留下的伤疤，大声传令：“特务连紧急集合，把机枪架上，十分钟之内，谁还在这里闹事，妨碍军务，你们就给我开枪突突！”

徐国梁家里的人，看见一圈黑洞洞的枪口对着自己，知道何丰林要动真格的，一群娘儿们，谁也不敢再哭闹下去，乖乖撤走。连夜，徐家包了一节火车皮，将徐国梁的棺材，连同一百多箱子细软、几百万家产，一起运回了天津东门外南斜街的徐府。

风声稍过，何丰林就把郑益庵偷偷放了。王亚樵专门摆了一桌酒席，一方面是为郑益庵压惊；另一方面，也是为其饯行：王亚樵通过卢筱嘉、柏文蔚筹集了5000元，请他远走高飞，到广东暂避一段时间，以防齐燮元派人追杀。三年后，王亚樵又请常恒芳（时任国民革命军第33军党代表）帮忙，任命郑益庵为安徽定远县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