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顿报告书》共分八章，洋洋洒洒十几万字，详细阐述了中国情势、事变真相及事变后日本的行动，指出：“是晚（指1931年9月18日）日之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之解法。”但又声称，日本在中国东北拥有特殊利益，并对东北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承认日本在满洲之利益。日本在满洲之权利及利益乃不容漠视之事实”。甚至建议“国际共管”中国东北地区。《李顿报告书》公布之后，中国人大为失望，纷纷集会，予以谴责。胡愈之在《东方》杂志发表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报告书不问其能否发生解决事件的效果，但是他的文字内容，却永远可以用作列强干涉中国的口实。”

9月4日晚上，也就是李顿调查团飞抵上海以后，各家报纸纷纷报道，一时间，《李顿报告书》成为街谈巷议。当天晚上，四马路大中华饭店里，王亚樵与反蒋抗日的好友沈钧儒、褚辅成、朱子桥、许世英、吴迈、李次山、许冀公等各界知名人士秘密聚会，商议应对措施。几杯酒下肚，大家各抒己见，有的提议联名发表通电，亮明态度，公开抗议；有的认为可以选派代表，面见李顿，进行质询；还有的主张联合各个社团，组织市民到调查团下榻的华懋饭店游行示威……王亚樵紧皱眉宇，一根接一根抽烟。

夜深了，酒喝够了，话也说完了。大家面红耳热，感到奇怪：王亚樵平常快言快语，今天怎么哑巴了？

“王九啊，我们把话都说明了，你怎么一言不发？”沈钧儒问道。

“我……大家见仁见智，说得都有道理。要是让我说，我是真人不说假话。李顿调查团是国联派来的，是来主持国际公理的。现在看来，屁股决定脑袋。《李顿报告书》，实质上是牺牲中国来保护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毫无公理可言。既然世界上奉行森林原则，弱肉强食，讲强权不讲公理，那么，只有一个办法……”他停顿了一下，手掌像斧头一样狠劈下去，“他不仁，我不义。只有诉诸武力，锄杀李顿！”

话音一出，会场一片吵嚷。有的鼓掌，有的喊“有种”，还有的摇头晃脑，搞不清楚是赞成还是反对。

会议散后，王亚樵就到大华公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暗杀方案。

第二天晚上，龚春浦、龙林、唐明等五人分别住进了华懋饭店。经过秘密侦察，饭店内一等客房只有九套，分别以中、英、法、美、德、日、意、西班牙和印度等九个国家风格装潢布置。李顿住在印度套房内。调查团所在楼层高度戒备，上海市保安处长杨虎亲自坐镇，各个一等客房门前，都派驻了警察；客人出入饭店，还有专用电梯。龚春浦等决定，在出入必经的大门口伏击李顿。

入夜，华灯高照，行人稀少。李顿等人迟迟未归。龚春浦等得心急火燎。可是，等来等去，却等来了“小泥鳅”。他向大厅内喝咖啡的龚春浦使了个眼色，走进公厕。随后，龚春浦跟了进来。

“有什么新的指示？”

“郑老板叫我来通知你们，立即停止行动。”

“什么？为什么？”

“不知道。郑老板只是叫我来通知你们停止行动。”说罢，“小泥鳅”用水洗把脸，又顺手抓了一条大理石洗漱台上预备的干方巾，擦擦脸，先走了。

带着满心的狐疑，龚春浦向其他四名队员发出了撤退信号，然后，大家按照事先约定，陆续来到位于外滩的欧战胜利纪念碑下。小声嘀咕了半天，谁也猜不出九哥为啥临时取消暗杀计划。根据组织原则，行动结束或者取消的第二天，手枪要全部上交，统一保管。

龙林低声说：“我们忙乎了一天，连根***毛都没捞到，真是上火！”

“没捞到就没捞到吧。九哥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叫回去，谁敢不回去？”龚春浦批评道。

“不如乘机干点什么。”

“这么晚了，能干什么呢？”

唐明眨巴着眼睛，说：“外滩买卖基本上都关门了。刚才我路过春茂钱庄，里面还亮着电灯。”

“那……那我们就去春茂钱庄借点零钱花，好不好？”龙林问道。

五个人中，四个人同意，只有龚春浦反对。

“你不干你走。龚哥，你没看见，这些日子，九哥为了抗日，把家里的值钱东西都送进当铺了？千斤重担大家担。我们都是九哥的好弟兄，怎么能看着他一个人为大家的生计那么操劳呢？”龙林质问道。

龚春浦孤掌难鸣，不再吭气。

于是，他们掏出随身带的长手绢，扎在脸上。三人进钱庄抢劫，两人在门口掩护。春茂钱庄只有两名职员，看见三条黑道冲了进来，他俩也不嚷嚷，也不反抗，顺从地躲在墙角，双手高举，面朝墙壁，任凭他们划拉。龙林进门直奔电话机，将线路扯断。他知道，这次行动是搂草打兔子，外滩一带的巡警又多，所以，他也不敢贪财，只是把桌子抽屉里的整钱、零钱，全部倒进一个布袋子；其他两人将两个职员毛巾塞嘴，捆绑手脚。然后，三个人赶紧出门，朝暗处狂奔。

可是，没走多远，四周警笛大作，各个路口的岗楼里，都架着机关枪。巡警们从四面八方潮水般围了上来。龚春浦见势不妙，对着部下小声喊道：“还不赶快把家伙扔掉，各自逃命。”于是，大家扔掉手枪、钱袋子，分头“突围”。但是，为时已晚。英国、印度巡警早已布好罗网，将五个人一一抓获。

当天晚上，也活该他们倒霉。

由于李顿等人自知中国人对于《报告书》很不满意，多待下去，很无聊，也担心节外生枝。于是，他们到了上海，就要乘坐次日23点的英国邮轮回国，出于礼貌，吴铁城市长代表中国政府暨上海市为调查团设宴饯行。李顿考虑到时间太紧，就让团员们提前退房，带着行李参加宴会，因而，暗杀小组空等了一场。而李国凤得知王亚樵派人行刺李顿的消息，深为震惊，当天傍晚，才辗转找到王亚樵，连说带骂，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鲁莽行事，一旦行刺成功，中国将遭到国联的一致谴责，酿成国际事件，那么，正投日本人的下怀，中华民族引火烧身，要付出比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还要大的代价。到那个时候，你王九就是民族罪人！王亚樵最后被其说服，决定中止暗杀计划。

而春茂钱庄前不久刚刚被抢劫了一次，为了确保钱庄安全，及时捉拿劫匪，巡捕房在春茂钱庄二楼安了一个特殊电铃，电铃旁边，钱庄派人24小时值班。一旦劫匪上门，楼下职员不必反抗，楼上值班员发出信号，巡捕房就按照围堵预案行事。所以，龙林等人悉数被抓。法庭上，枪支、钱袋，人证、物证，一应俱全，龚春浦等人无法抵赖，王亚樵动用了许多社会关系，去巡捕房和法院疏通，遗憾的是，案情重大，证据确凿，没有奏效。最后，法院判决龚春浦等人死刑。

自从跟上了王亚樵，这些人早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根本不怕死。然而，他们觉得自己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因为抢劫钱庄被处决，传出去太丢人。“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因此，死刑宣判之后，他们又逞能似的，把行刺蒋介石、宋子文的案子，全都揽了下来。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英租界当局感到事情重大，迅速向上海警察局作了通报；上海警察局不敢怠慢，立即报告南京。

蒋介石闻讯后，火冒三丈，把戴笠叫到身边，一顿臭骂，命令他马上带人去上海，悬赏10万元，务必将王亚樵捉拿归案。此一悬赏，与林彪、徐海东等红军高级将领是一个档次。因为共同抗战，蒋、王二人刚刚缓和的关系，再次尖锐起来。

面对把兄弟戴笠布下的天罗地网，王亚樵能够插翅高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