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8月，孙中山以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讨伐旧桂系军阀。陆荣廷、谭浩明、陈炳妮、马济等重要头目逃离广西，纷纷投靠直系军阀。1922年秋，马济成为吴佩孚的参谋长。在吴佩孚、湖南军阀赵恒惕等人的帮助下，广西“武卫军”番号得以恢复。“武卫军”成立两个团，陈雷任第二团团长，驻扎在与湖北交界的安徽省太湖县。

常恒芳与陈雷是老乡、好朋友。1926年9月，他带领李小南、郑青士前往太湖，以叙旧名义，与陈雷相见。经过多次密谈，陈雷终于打消顾虑，决心率部起义，响应北伐。而北洋军阀耳目众多，已经察觉，吴佩孚随即调来了驻扎湖北的一个旅、安徽督军陈调元也派来了一个旅，两支重兵对二团形成夹攻之势。二团官兵马不卸鞍、人不卸甲，准备与敌人血战一场。

11月4日，也就是一个星期后，李宗仁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自湖北鄂城、大冶一线攻入江西，占领了孙传芳的老巢九江，并威逼长江北岸的陈调元部队，两个旅闻讯，落荒而逃。二团官兵都松了一口气。

不久，李宗仁挥师南下，挺进南昌。陈调元见有机可乘，又派一个旅到太湖围剿，经过激战，二团被击溃，向西逃过省界；陈调元部队跟踪追击，将二团围困在湖北宿松（今属安徽）县城东门外的鲇鱼山。情急之下，常恒芳虚张声势，派人从悬崖峭壁上顺着绳索溜下山去，用重金买通当地老百姓，四处散布“李宗仁部队杀回马枪，已经前来救援”的消息，由于信息不通畅，也由于陈调元想保存自己的实力，生怕部队被北伐军包了“饺子”，天黑以后，这个旅匆匆撤走。常恒芳与陈雷喜出望外，连夜把部队撤到了湖北黄梅，冲出了包围圈。

而王亚樵就没有这么幸运。

与常恒芳分手后，王亚樵率领阚培林、刘醒季等人，来到与江苏接壤的皖东地区，经过多方奔走，张在中、朱子云、许志远、魏益三等人率领自己的武装，接受宣抚，没有多长时间，汇集到王亚樵麾下的部队就达一千多人。

陈调元，1886—1943。字雪暄。河北安新人。保定军官学堂毕业。“武昌起义”爆发后，身为武昌湖北陆军中学地理教官的陈调元毛遂自荐，担任了北洋军冯国璋第二镇参谋；1917年8月，冯国璋就任大总统后，他被新任江苏督军李纯任命为江苏新军74混成旅旅长；1920年10月，又被江苏新督军齐燮元任命为苏鲁皖豫剿匪总司令；1925年1月，齐燮元败北，他又投靠奉系，担任苏军第四师师长；1925年10月，又转投北洋枭将孙传芳，协助孙传芳的部队攻占南京，赶走奉军，被孙传芳任命为“五省联军”第六师师长兼安徽总司令；1926年1月，被北京政府加委为安徽军事善后督办。陈调元身高体胖，浓眉方脸，成天笑眯眯的，人称“陈大傻子”，但他听到有人叫他“陈大傻子”，反而憨憨一笑，从不计较。

“怎么又是王亚樵？这小子吃了豹子胆，专跟官府作对？”接到王亚樵在皖东地区宣抚的情报，平常并不轻易发火的陈调元突然把桌子一拍，大发雷霆。“他与韩恢一起反对李督军（李纯），又与卢永祥一起进攻齐督军（齐燮元），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对此等刁民，必须杀一儆百！”随后，他下达命令，派出一个旅，兵分三路，气势汹汹地开进皖东；王亚樵的部队是新近聚拢的乌合之众，人少枪劣，哪是他们的对手？三十六计走为上。王亚樵的部队在撤退的路上，大部分溃散了，只有几十人跟着他钻进了洪泽湖的芦苇荡。

洪泽湖，是中国第四大淡水湖。湖面开阔，两千多平方公里；碧波荡漾，一片片绿油油的芦苇荡，就像一块块绿毯子漂浮在水天之间。陈调元的部队沿洪泽湖各个要冲，设岗驻兵，布下天罗地网；到处张贴告示，悬赏5万，购买王亚樵的人头；经常派出水上突击队，对可疑地区、船只进行搜查；还将士兵们化装成渔民，暗藏手枪，与渔船一起出海，寻机刺杀王亚樵。

王亚樵带着弟兄们东躲西藏，与陈调元大玩“藏猫猫”游戏。洪泽湖湖广苇深，便于躲藏。但是，粮食稀缺。渔民出海之前，定人定额，多出一两，都被陈调元的部队收缴。秋天，王亚樵就与弟兄们打菱角、采湖藕、剥莲子、捞鱼虾糊口；冬季，湖面寒风凛冽，洪波滚滚，王亚樵只能与大家一起打野鸭、网飞禽、拔苇根充饥。偶然遇到好心渔民，花高价买点米面，掺和到野菜里，他们个个吃得津津有味。几个月时间，人瘦脸黑，所遭的罪说不尽。王亚樵素来就是个乐天派，为了鼓舞大家的斗志，闲来无事，他就绘声绘色地给兄弟们讲述一段“治匪能手”陈调元的“成名作”：临城劫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