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合肥军政分府，被“相煎何太急”，逃亡上海滩之后，王亚樵一直渴望着拥有自己的武装，自己的地盘，红红火火闯九州。但是，十几年的血雨腥风，他的人生账单上，毫无例外地都是“亏损”：

1912年3月，他与李大钊等人相继加入江亢虎领导的中国社会党，李大钊担任天津支部总务干事，王亚樵担任社会党安徽支部长。他将安徽社会党党部设在肥东撮镇夏家祠堂，高举起“锄强抑暴、铲富济贫”，“改良法律、尊重个人”，“破除世袭遗产制度”旗帜。合肥的许习庸、唐幼文、洪耀斗、郑益庵，全椒的刘大魁，怀宁的蒋非我，巢湖的丁鹤龄，芜湖的杨柳堤等等，纷纷加盟，各地组织相继建立。正如洪耀斗在《我所知道的王亚樵》一文中所说：“由于他长于演讲，组织力更强，各县支部入党群众争先加入。他常穿一套破西装，拿一根自由棍，口留小胡子，形似日本人，各县奔走，宣传党义，卧稻草、吃残饭，是他经常生活。处世接物，非常诚恳，终日与群众打成一片。所以，社会党在安徽极为发达。”不到一年时间，就拥有党员七八万，成为江淮大地崛起的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

1913年7月，北洋军阀倪嗣冲奉命南下，打败皖督柏文蔚，被袁世凯任命为安徽都督兼民政长。倪嗣冲粗鲁野蛮、残忍奢侈，“素有武健严酷之名”，外号“倪大炮”。上任之后，他宣布社会党为“乱党”，对社会党安徽支部痛下杀手，并派遣旅长夏叙堂（绰号夏老小）率领部队血洗撮镇总部，丁鹤龄等骨干遇害，王亚樵与洪耀斗、郑益庵等人，再次流亡上海。夏叙堂虽然武功高强，三四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却长得贼眉鼠眼，一肚子坏水。他见抓不着王亚樵，为了讨好倪嗣冲，竟带领部下到王小郢子，挖了王亚樵的祖坟，说是要断乱党家的风水。

1914年秋天，在上海，王亚樵与高振霄、陈群、何天凤、安昌浩、李怀诚等人一起，参加了景梅九教授领导的“安那其主义”研究小组。“安那其主义”也就是无政府主义，创始人是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他们公开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它的政治诉求是消除政府以及社会上或经济上的任何独裁统治关系。他们主张的社会“无政府”，并非不要政府，任由社会陷入混乱、虚无或道德沦丧状态，而是一种由自由的个体们自愿结合、互助、自治、反独裁主义的和谐社会。当时，无政府主义理论风靡全球，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有江亢虎、戴季陶、张静江、刘师复和著名作家巴金等。1945年8月，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期间，也会见了一些文化界人士。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书生气十足的巴金，说：“奇怪，别人说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巴金答道：“是啊，听说你从前也是。”可见，无政府主义影响之大。

景梅九（1882—1959），名定成，笔名老梅、灭奴又一人。山西运城人。民初著名的国学大师，与南方的章太炎并称“南章北景”。1902年，他被清廷公派到日本，考入东京帝国大学；1904年，与秋瑾合办《白话报》，鼓吹民主、共和；加入同盟会后，担任山西分会评议部部长。1911年，他在北京创办《国光新报》，公开批评袁世凯政府的独裁政策。袁世凯非常挠头，就派农商部次长张仲华悄悄地给他送去10万元支票。报社已欠稿酬、印刷费多日，这笔巨款真是及时雨。但景梅九却将支票扔到张仲华的脸上，骂道：“我的尊严岂止这点钱？”袁世凯无计可施，又想杀人灭口，就把杨度叫来，征求意见。杨度与景梅九是多年好友，他故意说：“这个时候杀了景梅九，反倒成全他烈士英名，玷污了你的一世英名。不如让他自生自灭吧！”1916年，袁世凯改元称帝。景梅九立即发表《讨袁世凯檄文》，铁笔诛心，洛阳纸贵，被誉为“讨袁檄中第一文字”。

后来，他却改变了“打法”。

景梅九与阎锡山是同乡，又都是同盟会元老，但是，他很看不惯“阎老西”独断专行的做派。书房里，他挂着一副自撰对联：“不随百川归大海；始知弱水是强流。”阎锡山，字百川；弱水，是陕西境内的一条小河。此联淋漓尽致地表明他发誓不在阎锡山手下做官的决心。在西安的《国风日报》上，他经常发表批评阎锡山的文章。陕西并非山西，阎锡山深感无奈，派出亲信，给他送去1000块大洋作为“封口费”。景梅九笑眯眯地照单全收，还特意给阎锡山写了一封回信，封口后交给来客。阎锡山颇为得意地打开回信：

惠款照收。“有功者”应该食禄。往日，吾乃白尽义务，未免有些怠工；今后，沽酒有资，当趁兴挥笔，加倍“奉敬”。绝不食言自肥也。

看罢，阎锡山气得肺都要炸了。

王亚樵在痛苦的摸索中，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理论。

但王亚樵又与景梅九等人不同，不仅讲理论，更注重实践。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袁世凯派刺客枪杀宋教仁。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认为“非去袁不可”，极力主张出兵讨袁，于是发动“二次革命”，但是不久就告失败。袁世凯的势力强盛，复辟迹象日益显露。王亚樵决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与余亚农、唐幼文、郑益庵等人组成暗杀小组，准备效法吴越，对袁世凯实施“斩首行动”。1915年8月，经柏文蔚引荐，他与常恒芳、王乐平等人一道，前往上海法租界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在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所里拜访了孙中山，聆听教诲，随即加入中华革命党，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后来，孙中山多次外出参加群众活动，都请王亚樵负责安全保卫工作。陈其美很喜欢王亚樵敢作敢为、说到做到的性格，经常与他推杯换盏，谈古论今，并嘱咐道：“我们革命党惯用暗杀手段对付敌人，也要防止他们用暗杀手段来伤害中山先生。”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一命呜呼，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军政大权。

同年秋天，王亚樵准备去北京，寻机暗杀北洋军阀的新掌门人段祺瑞，“实行锄除民贼，以救危亡”。他与余亚农一起，在上海吕班路（今重庆南路）文德里租赁民房，购买硫黄、硝石和碳等，秘密研制炸弹。一天，王亚樵外出购买器材，余亚农独自在家，按照配方研制黑火药，因操作不当，黑火药突然爆炸，他的面孔被破相，胳臂、大腿多处受伤。法租界巡捕房接到举报，迅速出动，将奄奄一息的余亚农送进医院。后来，在法庭上，余亚农坚称自己研制炸药，是为了到黄浦江炸鱼换钱谋生，法官也没有发现他另有企图，只将他拘留了三个月，刺段计划因此流产。

1922年1月21日，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正式代表39人，其中，工人代表9人。中国共产党代表有张国焘、瞿秋白、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王乐平（化名王居一）、张秋白等代表中国国民党出席。期间，列宁带病接见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张秋白和邓培等人。据悉，当初国民党商量代表人选时，王亚樵作为工人代表列入其中，后来，张秋白为了去苏联，故意散布王亚樵胆大心狠、生活作风不检点等言论，王亚樵又失去了一次人生机会。从此，王亚樵与张秋白结下“梁子”，有一次老乡聚会时，他指着张秋白的鼻子，大声骂道：“狗娘养的！以后，请你务必要与我保持一里路的距离，别让我撞见你，否则，老子的拳头不认你这个臭老乡！”

1925年2月，苏浙战争之后，王亚樵与柏文蔚一起，带着郑益庵、洪东夷、郭寄生等骨干，前往开封，访问河南督军胡景翼，寻求发展空间。胡景翼自幼聪明好学，胸怀大志，一米九的大个头，仪表堂堂，著名学者章太炎见之称奇：“励生是今世少有的天才。”就任河南军务督办后，胡景翼致电孙中山，支持其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表示：“心如日月之明，无所不照；德如天地之大，无不复载。他日为龙为云，霖雨苍生，普救百姓，予之志也！”胡景翼与柏文蔚、王亚樵相见恨晚，盛请柏文蔚出任河南军校校长，任命王亚樵为河南混成旅旅长。再握兵权，王亚樵踌躇满志，随即开始联络旧友，希望东山再起。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的噩耗传来，胡景翼将军悲恸欲绝，哭得死去活来，身心受到沉重打击，右臂上的疔疮复发，病情急剧恶化；4月10日，在开封病故，年仅34岁。岳维峻继任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兼河南督办，柏文蔚、王亚樵等人受到排挤，相继离开河南，返回上海。

此次出任安徽副宣抚使，对王亚樵来说，真可谓绝处逢生。于是，他马不停蹄地前往皖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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