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将在南京召开。晨光社义士们摩拳擦掌，准备做最后一搏。在华克之的指挥下，各项筹备工作紧张、有序地展开。可是，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却成为一大难题。

四届六中全会与四届五中全会的会议背景不太相同。

四届六中全会原计划是在9月20日召开，由于以西南派为代表的反蒋势力的抵制、拖延，使会期一推再推。9月5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四届六中全会最后定在11月1日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不变，仍按原计划于11月12日举行。蒋介石表示，要“力谋团结”。但西南派并不买账。

9月8日，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致电南京，批评南京方面颁布的“五大”议题“无一及于当前救亡之大计”；9月25日，胡汉民等人再次致电南京，提出在“五大”召开之前，先实行两件事：一是履行本党“人民有言论及出版自由权”之政纲，容许一般人民对于政治、外交之建议及批评；二是厉行本党民主集权制，中央委员及海内外各级党部党员对于党务、政治、军事、外交应有充分建议、讨论及批评之完全自由。西南派频频叫号，各地实权派群起响应，让蒋介石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迫不得已，他派遣戴季陶、马超俊等人，飞往各地游说，封官的封官，许愿的许愿，要饷的给饷。费了吃奶的劲，总算把各地诸侯“摆平”。西南派表示“放弃打倒独裁”计划，两广中委愿意前往南京出席会议，阎锡山、张学良先后到京，久居泰山的冯玉祥也下山南来。于是，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出现了蒋、冯、阎等南北合作的大团结景象。

但是，蒋介石对各路诸侯带着卫队进京参会，心生疑虑。不让他们带卫队吧，他们会担心受到暗算，不能按时到会；让他们带卫队参会，谁知道这些亡命之徒心里是怎么想的，卫士手中的枪械可不是吃素的。万一哪个亡命徒借机行刺呢？于是，他将戴笠、陈立夫和叶楚伧叫到一起，要他们严格审查，以确保会议安全。

叶楚伧（1887—1946）是著名的南社诗人，“南者，对北而言，就是反对北廷的标志”。江苏吴县人。1916年，与邵力子合办《民国日报》，任总编辑，奋力抨击袁世凯称帝。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执委员。曾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等职。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是六中全会的具体负责人。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他立即把新闻事业处处长彭革陈、国防宣传处处长董显光叫到办公室，严肃要求：“此次六中全会，你们万万不能粗心大意。蒋先生有话，宣传工作应加强审核，要有一个严格的发证标准，不能像以前那样，什么人都可以参会。国内记者由彭处长审查，外国驻京记者由董处长审查，尽量控制到会记者人数。”

彭革陈、董显光不敢怠慢，按照自己的业务范围，分别起草了几条核发特别记者证标准，经叶楚伧批准施行，最终确定发放62张。晨光社属于小社，不具备领证条件。

怎么办？没有特别记者证，插翅也难以飞进丁家桥16号，一切刺杀计划都会化作泡影。于是，贺坡光天天去找彭革陈软磨硬缠，华克之登门请李怀诚帮忙；贺坡光还找到老熟人吴璜（中央党部事务助理）、周希龄（中宣部总务处文书科科员），李怀诚又去找徐忍茹……

11月1日早晨，张玉华派谷梓峰（晨光社职员）将寄存在好友卢庆麒家里的皮箱取回，从箱子里掏出“掌中宝”和六发子弹，交给孙凤鸣；贺坡光再去中宣部，催领特别记者证；孙凤鸣收拾得像过节似的，穿着一件新大衣，把华克之赠送给自己的派克金笔回赠他，又将“掌中宝”压上子弹，并在一个乱坟岗试射了一发，然后，打的士到丁家桥16号门口等候；华克之、张玉华等人则按照事前计划，将所有书信文件焚毁；通知家具店，将租来的家具搬回；华克之还特意在桌子上留下了一封信……

7时40分，离大会正式开始只有20分钟了，彭革陈见到贺坡光，被他的毅力所打动，再加上好多人帮忙说情，实在磨不开情面，就指示登记科长孙思努，给他发了一张。

贺坡光领到特别记者证，连忙打的士到丁家桥16号，把证件交给孙凤鸣，两个人相拥无语，作为永别。

孙凤鸣匆匆走进中央党部，大会已经开幕，大礼堂门口戒备森严。他想到特别记者证上的名字是自己，而照片是贺坡光的，警卫一看，就会露馅，便急中生智，好像无事一样，朝四周看了一遍，只见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架设了几台电影摄影机。因为有了上次的经验，他知道开幕式后，中央委员们要集体合影，就决定守株待“蒋”。于是，他利用中央委员们尚未出来的时间，走进了一片小树林，做了最后的战斗准备……

9时20分，中委们各就各位，第一排中间有两个空位置，很显然，一个留给蒋介石，另一个留给汪精卫。会场叽叽喳喳，像一窝麻雀。几分钟后，汪精卫快步走出大楼，说：“委员长有事不参加照相，我们合影吧。”中委们顿时安静下来，摆好姿势，做好表情，准备留下珍贵的形象。而身在记者中间，与汪精卫面对面只有十来米远的孙凤鸣，却感到晴空霹雳：蒋介石不露面，自己吞下的鸦片已经发作，怎么办？

彭革陈正在会议现场组织记者采访、摄影。后来，他在《汪精卫被刺目击记》中写道：

开幕式于9时整准时在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礼堂可容六七百人，座席前排为中委席，其后为新闻记者和大会工作人员。当时中日关系紧张，日本记者及其他外国记者均带有照相机，我怕发生意外，便临时关照招待人员，须将记者的照相机暂先收存，始准入内，其他记者亦须查对照片（出入证贴有照片）始得入内。

开幕式由汪精卫主席报告六中全会召开的意义，约二十分钟即告结束，中委即齐往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摄影。蒋介石后走。我因照料记者关系，也是后走。蒋离开礼堂之后，即往礼堂大门前台阶上站了一会儿，观察一番后，又转往秘书长办公室，找叶楚伧查讯：为什么今天的秩序这样的不好？我随即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照相处照料。

照相分五排站立，汪精卫与张静江、阎锡山、张学良、张继等人均列于第一排，观众对着第一排几乎站满成一个半圆形，中间置有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摄影约于9时35分完毕，各中委随即返身拟上楼走入会场，狙击者突于此时从人群中强出几步，自大衣口袋中拔出手枪，向汪连连狙击……

张学良对唐德刚说：

那天很奇怪，蒋先生没出来，大家都在等他，等委员长出来一齐照相。他为什么没出来？

当大家照完了正要离开时，刚转身，就响枪了。

你知道吗，当年哪，南斯拉夫还不叫南斯拉夫，叫塞尔维亚。我看过一部讲塞尔维亚王子遇刺的影片，枪一响，警察就拿着刀向刺客冲来，大家都往枪响的地方跑去。

但中国人相反，咱们倒好，“聋子放炮——散了”。这一枪打出来，大家是“哗”的一下子散了，跑了，这笑话多着呢，就别提了。

良心话，我是坐山观景，我在高处。在第三排上，我回神一看，这些人都跑了，我一个人在那儿看这究竟是怎么个事儿。当然，这是刹那间的事儿。只见张继老先生跑过去抱着一个人，抱着这凶手……

我冲下去，我从前学过武，会一点儿，但不是太好。我上去就给那凶手一个绊脚，“叭”的一声，他就倒下了，张溥泉（张继，字溥泉）就扑到他身上，就这么个经过。

后来，是汪精卫的卫士给了一枪，把他打伤了。不但打了一枪，还踢了他一脚，踩了他一脚。所以，他就不行了。

我佩服他，是有这几样事。这个人真够一位凶手，够一个刺客的资格。汪精卫挨了三枪，一枪打在背上，一枪也打在后头，一枪打在脸上。你听我讲，情形是这样的。汪一转身，他就给汪一枪，凶手是冲着背来的，“叭”就是一枪，这个人枪打得好准呢，在那个时候他不乱呀。你要晓得，一个人在那个情况下，还能够镇定住，不容易。

你就研究他这个人是多么沉着、稳健，他没有乱放枪。所以，这个人够一个刺客资格。他是王亚樵的弟子，这王亚樵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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