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音
|类型:人物·传记
|更新时间:2019-10-06 13:21
|本章字节:5934字
10月14日,胡汉民被解除软禁,前往上海,借住在莫里哀路(今香山路)孙科的房子里。孙科从广州返回上海,住在另外一所房子里。不久,胡汉民就让黄居素请来王亚樵,握着他的手,热情地说:“王九先生行侠仗义,路见不平,敢于拔刀相助,汉民我十分佩服。”
聊起八个多月的软禁生活,胡汉民感慨不已。他打开“话匣子”,介绍说:
我自汤山回双龙巷,楼下住的,都是派来监视我的军警,这些事,蒋介石当然很清楚。到7月13日,又迁往香铺营,香铺营是庸之(即孔祥熙)的住所。当时外面空气很紧,西南有北伐之说,庸之再三劝我移居,说那边地方大些,至再至三,我才迁居了去。到9月中,真如(即陈铭枢)、溥泉(即张继)、孑民(即蔡元培)诸人,奔走粤宁,倡什么和议。10月11日,真如到我处,他说:“介石因粤方坚持须先恢复先生自由,到了上海,然后再谈和议,所以已有意送先生到上海了,我看先生要快些走,一迟便又要变卦。”
10月12日上午,真如、溥泉等又来,他们说:“介石想见一见先生。”我说:“我可以去看他,礼尚往来,他上次来过,这一次我应该去。”于是和真如等约定13日下午3时,与蒋介石在总理陵园会晤。
13日下午,由真如、溥泉等陪我到陵园,见了蒋介石,寒暄了一会儿,那时是“九一八”之后,蒋介石问我对日办法,我略微谈谈我的意见,并力说倚赖国联之非。大约谈了20分钟,便相别。这一谈,决定14日早快车到上海,蒋介石还说:“过去的一切,我都错了,请胡先生原谅。”
14日晨,许多人都到庸之宅为我送行,蒋介石也来了,一见面,又说:“请胡先生原谅,我前时所做的都错了,以后遇事,还得请胡先生指教。”
我说:“不然,你说过去的一切都错,这又错了。你应该检查出在过去的一切中,哪几样是错的,然后痛自改正,错而能改,并不算错;如果说统统错了,便无从改起,这却是大错。”
“据胡先生看,错些什么呢?”蒋介石微笑狡猾地问。
“过去最大的错,是大家并没有为党为国为革命去奋斗;只是努力于私人权利的斗争,党以此不团结,党的力量因此不能表现,整个中国革命,也因此完全失败。这种错误,谁都有份。先生逝世以后,你都是很清楚的,从今以后……”这正想继续发挥我的意见,要蒋介石注意,静江大概怕我说差了话,便顾左右而言他,高声说:“今天天气凉爽,胡先生到上海去,长途中也舒服些。”又说,“时候不早了,应该动身罢。”蒋介石说:“8点钟我本来要开会,现在迟了,我先走了。”
“‘草头蒋’目无法纪,为所欲为,对于这样的独裁者,与他讲道理讲不通;即使讲通了,他也是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对付这样的小人,只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按规矩出牌,以命抗争!胡老先生,我王九纵横江湖多年,安身立命,凭借的只是诚信二字。你放心,不杀掉这个祸国殃民的‘草头蒋’,我誓不为人!”
“王九先生,据我所知,你与真如(即陈铭枢)是肝胆相照的好朋友。你的情况,他都给我作过详细介绍,我很欣赏你的为人。这样吧,现在国难当头,我们先把个人荣辱放在一边,给他一次改邪归正、重新做人的机会。‘锄草’之事,咱们从长计议,从长计议啊。”胡汉民一边劝慰,一边拿出一张宣纸,递给王亚樵,说,“最近,日军在东北为非作歹,烧杀抢掠,而国军却不做任何抵抗,这无异于拱手将东北大好河山献给列强,真是作孽啊!听说王九先生也爱吟诗填词,这首近作送给你,请多多批评指正。”
王亚樵展开宣纸,一股墨香扑鼻而来,清秀的汉隶映入眼帘。在《和大厂中秋感赋十用侧韵》中,胡汉民挥毫写道:
新朔虽已更,
旧节能勿忆?
一日有圆蚀,
万人共兴息。
吾道岂其南,
大患真在北。
蛟龙失常驭,
蛇豕食上国。
沈茭糜有功,
煎豆日惟迫。
我亡唇及齿,
天破日可塞。
当时养兔蟾,
荆文太仁恻。
“胡老先生的确是大手笔,出语不凡,特别是‘大患真在北’,‘蛇豕食上国’,一针见血,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今后,只要是为国为民,你一句话,我王九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在所不辞。”
“王九先生快人快语,敢作敢为,不愧为江淮大侠!”
10月22日,在胡汉民住处,蒋介石、汪精卫相约登门洽谈。六年之后,国民党三巨头再次见面,商议重新联合事宜。众人落座后,大家你看我,我看他,大眼瞪小眼,不知道谁先发言才合适。
僵持半天,胡汉民资历最老,他请汪精卫先讲。
汪精卫站起身来,清了清嗓子,说:“同志们年来隔离,致行动冲突,但系为公,非为私。此次代表粤方同志,为解决一切,共赴国难。”
蒋介石接着说:“本人也像精卫先生所言,公而忘私。……诸同志皆党中前辈,本人为后进,向来服从前辈。此次诸同志议定办法,凡胡、汪先生同意的事,我无不同意照行;若我不行,尽可严责。”
三个小时后,会谈并未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蒋介石满脸堆笑,与胡汉民、汪精卫握手告别,然后,乘车到龙华机场,飞回南京。从此,胡汉民与蒋介石各奔东西,生前再未谋面。当晚,蒋介石心绪不宁,难以成眠,在《日记》中愤愤不平地写道:
粤方提出条件,意在推倒中央现在组织,否认政府根本法纪,而展堂持之尤坚。……展堂何尚有意捣乱哉?其将使余进退两难矣。夫若辈既不敢负此国政重任,又不肯知难而退,更不肯置之不问,真令人可痛!可鄙!可恶!可笑!又可怜也!
宁粤和谈,时断时续,火药味颇浓。胡汉民不改本色,坚决反对对日妥协,反对国民政府要求国际联盟解决日本侵略问题。他批评政府:“继续以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之‘三无主义’为应付日本之唯一方针,则必国亡种灭而后已。”进而指出,“国联只是一些帝国主义者的剧院,只是世界一些弱小民族的屠场,国联不会有正义,不会有公道,本身更不会有能力。”
11月25日,胡汉民在胡木兰、秘书王养冲的陪同下,与伍朝枢、马超俊等人一起,同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因为手头拮据,动身前,他特意请王亚樵吃饭、话别,顺便提出借款,王亚樵爽快答应。第二天,王亚樵就让郑抱真送来了1万元。胡汉民要打借条,郑抱真说:“来的时候,九哥吩咐过了,这1万元是他孝敬你的。”
“那……那好吧。请你转告王九先生,欢迎他到香港来。”
12月15日,蒋介石内外交困,在两广将领等的强烈要求下,第二次被迫下野。四年前的8月13日,在汪精卫、冯玉祥等人的威逼下,蒋介石曾下野四个多月。这一次下野后,南京、上海、广州三方的国民党势力随即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决定改组国民政府。不久,南京成立了以西南派为主的孙科内阁,广州的国民党非常会议及国民政府宣布取消,从1932年1月1日开始,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派”从此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反蒋重镇,胡汉民被奉为“西南派”精神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