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刺杀宋子文失手让王亚樵闹心，刺杀陈调元流产，更让他上火，这些事不能对人细说，憋在心里堵得慌，使他常常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拍桌子、瞪眼，弄得老乡、部下们莫名其妙。

一天，在上海一品香酒店，王亚樵与柏文蔚、李国凤、关芸农、许世英、常恒芳、高一涵、张树侯、王孝楚等老乡聚会。闲聊时，关芸农的随从马成掏出一块瑞士金表，八成新，马成说：“这块表是我的一个朋友的，他现在急等着用钱，想出手卖给懂行的人。大家看看，90块，谁需要？”

几个人接过来，一一传看。有的不缺表，没兴趣；有的笑了笑，没表态；有的说太贵了，能不能再便宜二三十……议论了一会儿，并没人真买。马成颇为遗憾，正要装回口袋里，王亚樵说：“这样吧，马成，这块手表我要了，给100！”

“什么，人家开口要90，你却给他100？”

“老九有的是钱，还在乎这些？”

大家议论纷纷，都觉得王亚樵太烧包。

“我说各位老乡，这块金表，照我看，怎么也值150。主人要是不急等着用钱，能舍得只卖90元吗？我们应该体谅体谅他忍痛割爱的复杂心理。你们这些人，不但不雪中送炭，还拼命压价，简直是趁火打劫，安的什么心啊？”

说着，他从皮包里拿出100元钞票，递给马成：“请你如数交给物主。”

马成将金表双手捧到王亚樵的面前，感激地说：“九哥就是仗义。我代表物主向你鞠一躬。”

好多人鼓起掌来。

“哼，谁能有王九那么有钱呢？”人群里，有人嘀咕了一句。

王亚樵忽地站起身来，说：“我们都是多年的老乡，谁不知道谁啊？在座的，除了王孝楚到上海闯荡的时间不太长，哪个不比我富裕？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钱，而在于有没有这份胸怀。同样是帮人，有的人喜欢锦上添花，而有的人乐于雪中送炭。锦上添花与雪中送炭都是帮人，但从仁义的角度来看，两者有着本质区别。这就是古人常说的义利之辨……”

于是，大家各抒己见，有的赞成锦上添花，有的倡导雪中送炭，还有的提出辩证地看待……谁也难以说服对方。已经走菜了，还在争论不休。一直没有吭声的常恒芳，挥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一下，说：“今天听了老九谈义利之辨，真让老乡们大开眼界啊。这个话题，争论了几千年，还没有个结果。我们今天就别再费口舌了。下一个议题，喝酒、吃饭！”

菜过五味，酒过三巡。这时，一个人高马大的小伙子站在包间门外，朝里面张望，神色颇为紧张。王亚樵看见他，脸色马上变了。铁青着脸坐着，不吃不喝，一个劲地扇扇子。李国凤敬酒，王亚樵端起酒杯碰了一下，没喝，又放在桌子上，直喘粗气。

过了几分钟，他实在憋不住了，起身走到门口，问了几句，便竹扇子一合，对着他劈头盖脸地打起来；那小伙赶紧跪地求饶，泪水涟涟；王亚樵咆哮如雷，毫不留情，一口气打了十几下子，打得小伙子脸上、手上一道道紫印子……关芸农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起身出门，抱住王亚樵，推他入座。王亚樵喘着粗气，大声骂道：“不中用的东西，陈调元耍个小把戏，就把你给糊弄住了，你还能干什么？滚！以后别再让我见到你！”

小伙子连忙爬起来，抹着眼泪，一溜烟跑了。

后来，等王亚樵气平了一些，老乡们才问他到底是为什么发火。他看看在座的，都是可靠之人，便简单地介绍了事情经过。

原来，中原大战前夕，韩复榘率领部队在河南洛阳投蒋叛冯，釜底抽薪，为冯玉祥、阎锡山联军败北埋下伏笔。战后，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拉拢韩复榘，将其调往山东，出任冀豫剿匪总指挥，使他远离冯、阎及石友三；韩复榘也很乐意，因为待在山东，可以避免夹在蒋、冯之间，两头受敌。随后，他率部进驻济宁、泰安、济南、青州等地。1930年9月5日，中原大战的枪声稀稀拉拉，蒋介石胜局已定，便论功行赏，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又把陈调元调回安徽。

陈调元重新主政安徽，并没有改变其横征暴敛、搜刮民财的恶习，继续祸害江淮人民。王亚樵拍案而起，再次组织对陈调元的暗杀。在安庆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刺客许素已经接近陈调元，正想掏出手枪射击，可是，老奸巨猾的陈调元似乎嗅到了什么异常味道，不但没有转身逃跑，反而大步迎了上来，伸出大手，满面笑容地与许素相握。许素毫无思想准备，从未与这么大的人物握过手，就稀里糊涂地把手伸了出去。陈调元的大手像钳子一样攥住他，小声命令道：“你别乱动，跟我走！”贴身卫士随即一左一右，将许素裹挟到轿车内，关进陈调元的庄园。经过搜身、拷打，许素被迫交代了行刺秘密。后来，许素乘看管的士兵麻痹，破窗、翻墙逃了出来。

今天，许素找到王亚樵，希望得到他的宽恕，再给他一次机会。王亚樵不会演戏，生气就是生气，也顾忌不到有许多老乡在场，便对他教训了一顿。从此，许素悄悄离开上海，隐姓埋名，仿佛从人间蒸发了似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突然，陈调元托人给王亚樵送来10万元，希望与他交个朋友，别再与他过不去。

天上掉下来一笔巨款，该不该收下呢？王亚樵与王亚瑛、郑抱真、许志远、朱大刚等人商议。

“这是不义之财，我们不能要。如果要了，不就等于被陈调元收买了？”许志远首先发言。

“这笔钱，我认为可以收下。”郑抱真想了想，说，“这笔钱，是陈调元从安徽父老身上搜刮的民脂民膏。我们可以取之于陈，用之于民，作为反陈经费。”

两派意见，针锋相对。讨论半天，谁也说服不了对方，便把目光聚焦到王亚樵的身上。而王亚樵则默默地抽着香烟，显得挺难决断。思考再三，他以商量的口气，问道：“钱是好东西，多多益善。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名。大家看这样好不好，10万元收下来。5万元作为组织基金，另外5万元，由抱真掌管，用于驱陈专项。不把这条害人虫赶出安徽，绝不收兵！”

大家相互看了一眼，都没啥意见。

随后，郑抱真带着十几个弟兄，分为南京、安庆两组，掀起新的反陈高潮，弄得陈调元整日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大骂王亚樵是“无赖”。最后，为形势所迫，为身家安全，陈调元认为自己在明处，而王亚樵在暗处，好汉不吃眼前亏，就在1932年5月，正式辞职，回到南京，做了一名有职无权的国民政府委员，再也不敢踏进安徽半步。

后来，王荫堂在上海逝世，驻沪安徽各界名流纷纷前往吊唁，前省政府主席许世英送来了一副挽联：“有子能为天下侠，此翁超出世间尘。”按照落叶归根、入土为安的习俗，王荫堂的棺椁需要运回肥东埋葬。陈调元得知，为了示好，他主动派遣得力干将、安徽泾县人查世瀚前去吊唁，并承担了运棺任务，所费花销，自己埋单。王亚樵本想拒绝，常恒芳劝解道：“老九啊，这就叫做不打不成交。陈大傻子想表现一下，代你尽孝，你又何必驳他的面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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