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烽火连天，东南战云密布，黄浦江上，日本的十几艘军舰耀武扬威，中日百姓之间的摩擦越来越频繁，火药味也是越来越浓郁。

自甲午战争侥幸得手之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日益膨胀，扩大生存空间，抢掠邻国财富，通过统治中国“以战养战”，进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已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

但是，日本人也是很现实的，中国虽然贫穷、落后，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要想以蛇吞象，以小搏大，仅仅占领中国东北一隅是不行的，一旦中国人觉醒，举全国之力北上抗日，日本断无胜利的把握，而在华东大都市的上海开辟“第二战场”，一是投送兵力便利，可以进一步扩大战果；二是让中国军队两头受敌，首尾不能相顾；三是能够分散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使满洲国顺利降生。于是，一场阴谋开始上演。

三友实业社在马玉山路（今双阳路），位于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境内，由著名爱国实业家沈九成、陈万运、方智达三人经营，暗含“岁寒三友”“实业救国”之意，拥有两千多名员工，是中国第一家大机器生产的毛巾厂，与日商东华毛巾厂隔墙而居，其“三角牌”毛巾质地柔软、经久耐磨，是东华“铁锚牌”毛巾的克星。东华毛巾厂驻扎着日本海军陆战队。两家工厂既是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又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相互仇视的地区之一。为了厂区安全，三友实业社组建了工人抗日义勇军，经常参加军训的有七百多人。1932年1月18日16时许，义勇军正在训练，突然，一些砖块瓦砾像雨点一样，从墙外边的马路上扔了进来。队员们迅速跑出大门，大道上只有五名日本和尚，边走边敲鼓击钟，正在做“冬季修行”（日本僧侣冬季在马路上边行走边祈祷的一种宗教活动）。

在情绪激愤时，人们的理智就会大打折扣。

义勇军队员气势汹汹地冲了过去，准备盘问。这五个和尚，是江湾妙法寺的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及信徒藤村国吉、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事发突然，言语不通，和尚们见势不妙，本能地逃跑。这一跑，更让义勇军队员怀疑，追赶愈切。追到赵家宅，将五人团团围住，发生争执，就在这时，从巷道里冲出一群身穿三友社义勇军制服的打手，杀进人群，对和尚们拳打脚踢砖头砸，然后，乘着混乱迅速“蒸发”。

藤村国吉和黑岩浅次郎受了轻伤，赶紧跑到东华毛巾厂，向日本海军陆战队求援。不久，引翔港五区四分所警察署开来警车，将三名重伤的日本和尚送到宁国路圣心医院抢救，结果是一死两伤。

日本佛教各大教派，基本上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唯独日莲宗，是日本人自己创建的。日本名僧日莲认为，只有《南无妙法莲华经》是正法。1253年4月28日，他回乡探亲，登上清澄山，对着海上旭日高唱《莲华经》十遍，日莲宗由此创立。绵延数百年，日莲宗寺庙遍布扶桑，辐射东亚，影响很大。日本人对佛教徒十分敬重，如果无辜被杀，就会引起民愤。

日莲宗和尚事件，立即引起日本人的反弹，中日冲突愈演愈烈。

19日，数千日本侨民在虹口日侨俱乐部集会，要求惩办凶手，赔偿损失。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列出四项要求：上海市长须向日本总领事表示道歉之意；加害者之搜查逮捕处罚，应迅即切实履行；对于被害者五名，须予以医药费及抚慰金；关于排日、侮日之非法越轨行动一概予以取缔，尤其应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以及各种抗日团体即时解散之。

20日，日本浪人团体“日本青年同志会”的50多人，高喊口号，手持棍棒、日本刀，冲进三友实业社，纵火焚毁厂房6间、棉纱数百包，损坏织布机24台，还殴打了前来维持秩序的工部局中国警察，导致田润生死，陈胜德、朱伍兰伤。1200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今塘沽路）集会，并沿着北四川路游行，队伍走到虬江路时，发生骚乱，华人商店遭抢挨砸。

22日，日本政府发出命令，停泊上海外海的日本舰队进入黄浦江，准备封锁上海港。日本舰队的军舰数量增到24艘，飞机40多架。日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兼驻沪特别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扬言“四小时即可占领上海”。

23日，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前动员。

十九路军源于粤军第一师第四团，陈铭枢任第一任团长。该团训练有素，作战勇敢。北伐前夕，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与张发奎的第十二师并肩作战，连克北洋军重镇，誉为“铁军”。攻克武汉后，第十师被扩编为第十一军，陈铭枢任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警备司令、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训练部部长。宁汉分裂时，陈铭枢弃汉赴赣，投奔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铭枢先后出任第十一军军长、广东省主席、十九路军总指挥。1931年9月30日，陈铭枢出任京沪卫戍司令，兼代淞沪警备司令，所属部队十九路军奉命调往上海，“同仇敌忾，以御外侮”；11月20日，十九路军抵达上海，蒋光鼐任总指挥，军长蔡廷锴，原十九路军参谋长戴戟出任淞沪警备司令。12月15日，蒋介石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孙科接任。28日，陈铭枢担任孙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

但是，上海市民对“铁军”的到来态度冷淡。一天，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去上海某旅馆，服务员责问他：“日本鬼子把东北都占领了，你们为什么不北上，去和日本人打一仗？”翁照垣羞愧交加，无言以对。十九路军士兵外出购物，时常听到冷言冷语，后来甚至不敢穿军装出门。难堪的处境，激发了官兵们的抗日斗志。翁照垣奋笔疾书：“有枪在手，为何不抵抗？即使抵抗失败，也不失军人本色！张学良不是有坚强卓越修养的军人；中华民族即使有至大至刚之气，又何能从一位满身是吗啡针孔的少爷身上找到？”

动员大会上，蔡廷锴首先讲话。他慷慨激昂地说：“这几天，日本人在上海处处向我们挑衅，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滋扰，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了兵船及飞机、航空母舰，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了，必须奋起反抗。”戴戟忽地一下站起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只有尽我辈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陈铭枢的代表参会，转达了他的命令：“如日军向我防地进攻时，即在原地抵抗消灭之。”抱病参会的总指挥蒋光鼐表示：“十九路军是很负名誉的军队，现恰驻扎在上海，此时真是十九路军生死存亡的关头，也可说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到这种时期，我们军人只有根据着自己的人格、责任、职守、声誉，来死力抵抗了。”翁照垣大声疾呼，说：“我们是国家的军队，是民众的保护者，应以卫国为己任，以民意为依归。现在国家受辱，民众受欺，都希望遏阻侵略。如果日寇再有暴虐行动，我军应该奋起抗击！”

就在十九路军官兵严阵以待的时候，国民政府却以军政部名义，连续三次急电，责令撤防，蔡廷锴等极不愿意，但又只能服从军令，准备移交闸北防务给从南京受遣而来的宪兵第六团。

28日，第二次下野仅有六个星期的蒋介石复出，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决定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罗文干为外长，仍由他自己担任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当天下午，上海市长吴铁成接受日方提出的四项要求。下午，各报记者闻讯后，赶到市政府，请吴市长把话“说清楚”。吴铁成面无血色，无可奈何地说：“余为上海市公仆，本市之安全之旨，关系极大，而余实负之。故不惜牺牲一己，以求上海之安全，房屋毁坏，在所不计。”“全国警钟会”闻讯，几十名会员抬着一口一人多高的大铜钟，在市政府门前发疯似的撞击，声播九霄，闻声者无不撕肝裂肺。

翁照垣旅部驻扎在宝山大场镇，负责吴淞至嘉定一带的防务，防区东部，直接面对虹口一线的敌人阵地。按照上峰命令，翁照垣旅本应在16时之前，把防务交给宪兵第六团，撤往真如。数千名市民自发地聚集在旅部门口，坚决挽留。翁照垣不得不出面，把军部的命令读给他们听，又苦口婆心地作了一番解释，但市民们非但不离去，反而越聚越多。市民代表提出：“如果军队不抵抗，请将武器交给我们去抗敌；如果不肯把武器交给我们，则请先向我们开枪，把我们杀完，你们再撤。”寒风凛冽，哭声震天。翁照垣心如刀绞，退也不是，不退也不是。直到23时，他擦干眼泪，下定决心，宁负军令不负民意，暂不撤退，并命令部队枕戈待旦，随时准备迎击敌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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