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儿打算讲的故事，还是半个多世纪前，我在我的太外婆斐得逊老参议夫人家里得知的。一天，我坐在她的扶手椅旁，专心一意地读一本蓝色硬纸封面装帧的杂志，记不清是莱比锡的什么“文摘”呢，或者是《汉堡帕普文摘》1。回想起那位八十开外的老太太不时伸出手来抚摩我这个曾孙的脑袋的情景，我现在还不禁感到阵阵寒栗。她自己和她的那个时代都早已进了坟墓。后来，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寻找那份杂志，却始终没有找着，所以既不能担保自己讲的一定是事实，也不愿在有谁提出异议时站起来进行辩解。我能肯定地告诉诸位的只是，从那以后，尽管并没有任何外界的刺激在我心中唤起对它的回忆，我却再也忘不了这个故事。

本世纪三十年代，十月里一个天气异常恶劣的午后——当初的讲故事人这么开始道——我骑着马行进在北佛里斯兰2的一道海堤上。我走了已经一个多小时，可左边仍是一片辽阔无际、不见任何牲畜的荒凉沼泽；而右边呢，近在脚下就是波涛滚滚的大海。从堤上眺望本来可以望见浅海中的无数大小岛屿，可眼下除去那不断咆哮着冲击堤岸，并激溅起肮脏的水花把我和我的马身上都浇湿，举目四处都是灰黄的颜色，便什么也瞅不见了。浅海外边朦朦胧胧，迷迷茫茫，分不清何处是水，何处是天。尽管空中已升起半个月亮，但却经常让飞驰的乌云给遮盖住。寒气凛冽，我的手冻木了，几乎抓不住缰绳。也难怪一群群让风暴驱赶着从海上飞回大陆来的海鸥和乌鸦，边飞边不住地发出嘎嘎嘎和呱呱呱的怪叫。暮色已经十分浓重，我连自己坐骑的蹄子都不再能分辨。一路上没碰到过任何一个人。能听见的，唯有那些长长的翅膀差点儿擦着我和我忠心的牝马飞过的鸟儿的哀鸣，和着狂风的怒吼和大海的喧嚣。坦白说，我心中已不止一次地产生出要找个安全地方避一避的渴望了。

坏天气已持续了两天多。由于一位待我特别好的亲戚的挽留，我住在他靠近北海的农庄里早过了归期。今天说什么我都不能再待下去了，城里还有事等着我要办。从那地方进城得往南走好几个小时。不管我表兄和他殷勤的妻子如何花言巧语，不管他们自己栽培的佩里纳特种和格朗德·理查德种苹果如何鲜美可口，我还是在午后动了身。“瞧着吧，”我表兄站在大门口，冲着已经上路的我喊，“你走不到海边就会回头的。房间咱们给你留着！”

果不其然，一眨眼空中便乌云密布，使我的周围昏黑一片，狂风号叫着，就像要把我连人带马推下堤坝去似的，我脑子里不由得一闪：“别当傻瓜啦！还是回到你表哥那温暖舒适的家里去吧。”——可紧接着我又想起，往回走的路比我离眼下的目的地还更远些哩。没奈何，我只好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护住耳朵，硬着头皮往前赶去。

然而就在这当口，从堤坝上迎面冲我窜过来一个黑影。我一点儿声音也没听见，但在那残月投射下来的暗淡光线下，我越来越清楚地辨别出那是一个人。不一会儿，他已走到我跟前，我看见他骑着一匹马，一匹又瘦又高的白马。黑色的斗篷在他的肩膀上飘动。在与我擦身而过的一刹那，我只觉得在他那苍白的脸上，直盯着我的是一对闪闪烁烁的眼睛。

这家伙是谁？他想干什么？——到这节骨眼上我才猛然想起，我既未听见马蹄声，也未听见它粗重的呼吸，可那马和骑手是紧挨着我身边走过去的啊！

我一边想着这件怪事，一边继续赶路，可还没等我多想一会儿，他又从背后赶了上来，在越过我走到前面去的当儿，我觉得他那飞起的斗篷好像还擦着了我。然而跟上次一样，也是无声无息地就走了过去。接着，我发现他在前边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最后，我仿佛看见他的影子突然顺着堤坝的里侧走下去，消失不见了。

我稍一迟疑，然后也跟着赶过去。可到跟前一看，紧贴坝基只有一片闪着幽光的死水。——那是海啸冲决堤坝以后，在坝内的沼泽地里留下来的一个水塘，大虽说不挺大，深却是够深的。

由于有堤坝挡着海风，塘里的水纹丝不动，完全没有被那个骑白马的人搅动过的迹象，我甚至连他的一点儿影子也看不见了。可是，我却看见了别的什么使我喜出望外的东西。原来在我前边，在坝内的淤积地上，有零零落落的几点灯火在向我眨着眼睛。它们像是从那些长条形的佛里斯兰式农家住宅中射出来的，这样的住宅，总是单独地建在一座座或多或少的高于平地的土丘上。而近在我的跟前，在内堤的半坡上，也坐落着一所同一类型的大房子。它朝南一面房门右手边的所有窗户都灯火明亮。我看见窗里人影晃动，甚至觉得听见了他们说说笑笑的声音，虽然我耳畔仍有狂风在吼叫。我的马儿已自动顺着堤坝往下走，把我一直驮到了那所大房子门前。我一眼看出，这是一家酒店，因为在它窗前架有一根根横木，横木上挂着许多大铁环，是给来此停留的客人们拴牛拴马用的。

我把自己的马拴在一个铁环上，然后将它交给在门口迎接我的店伙计。“这儿有什么聚会吗？”我向他打听。要知道，此刻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从门内传来嘈杂的人声和酒杯相碰的叮当声。“敢情是那档子事儿，”店伙计操着土话回答说。——我后来才知道，这种德国土话与佛里斯兰语一起在本地已经流行一百多年了——“堤长跟委员们连带其他一些有关系的人通通都在！还不是为了那洪水！”我走进房去，只见窗前的一张长条形桌子旁边，围坐着十一二个男人。桌上放着个盛调和酒的大陶钵。一位器宇不凡的汉子看来是这次聚会的主持者。

我向大伙儿问了好，并请他们允许我和他们一起待一会儿，他们很客气地表示欢迎。

“诸位是在这儿守堤吧！”我开始跟领头的汉子搭讪，“外边天气太恶劣，坝上也许会出问题哩！”“可不，”他回答，“只不过，我相信咱们东边这儿眼下还是安全的，但在另外那边就不保险了，那儿的堤坝多半还是照老样子筑的，咱们的主坝可还在上个世纪就已改建过啦。——刚才咱们在外面真是冻得慌，您想必也是一样吧，”他接着说，“不过咱们还必须在这儿坚持几小时，我在堤上派了可靠的人，有情况他们就会来报告的。”

我还没来得及向老板定酒菜，一只冒着热气的酒杯已经推到我面前。我很快搞清楚，我旁边这位殷勤的人正是堤长。我俩攀谈起来，于是开始对他讲自己在堤上的奇遇。他听得十分专注，我突然发现，周围谈话的人全都不做声了。“白马骑者！”座中有谁失声叫了出来，这一下其余的人全都变得惊慌失色。

堤长站起来，对围桌而坐的人们说：“诸位别害怕，这并不单单是冲咱们来的。公元1817年，他们那边也出了问题，但愿这次他们已做好一切准备！”到了这会儿我才有些毛骨悚然，忍不住问道：“请原谅！这白马骑者是怎么回事？”

在旁边的火炉背后，坐着一个矮小瘦削的人，脊背微微有些佝偻，穿着一件破旧的黑褂子，肩膀上已经洗得发了白。对其他人的交谈此人不曾插过一句嘴，但他那几根稀疏的灰白头发底下，闪动着一对睫毛仍然黝黑的眼睛，清楚地表明他坐在这儿不是为了打瞌睡。

堤长伸手指着他，提高了嗓门儿对我讲：

“这位是咱们的老师。在座的所有人当中，数他能给您讲得最精彩，虽然只是按照他的方式，而不能像我家里的老管家婆安捷·福尔梅尔丝讲的那么活灵活现。”

“您又开玩笑，堤长，”从火炉背后传来教员有气无力的声音，“您怎么能把您那蠢婆娘和我扯在一起！”

“干吗不能呢，老师！”堤长回答，“那些老娘儿们把这类故事才叫记得清楚啊！”

“这倒不假！”小个子教员说，“看来咱们在这件事情上想法不完全一致。”说到这儿，他那清秀的脸上掠过一丝高傲的微笑。

“瞧见了吧，”堤长凑近我耳朵悄声说，“他仍旧挺自负的哩。他年轻时在大学里念过神学，只是由于一桩失败了的婚事，才留在故乡当了小学教员。”

这其间，教员已从火炉背后踱了出来，挨着我坐在长桌边上。“讲吧，讲吧，老师。”在座几个年轻一些的人同时叫着。“也好，”老头子转过脸来对着我说，“我乐于从命，只不过呢，这个故事中有许多迷信的成分，要剔除可是非常之不容易。”“千万别剔除，我求您，”我告诉他，“请只管放心，我自会有区分真伪、辨别好歹的能力！”

老人冲我会心地笑了笑，说：“好，我这就开始讲啦！”在上世纪中叶，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在1750年的前后，此地曾经有过一位堤长。对于筑坝和修水闸一类的事情，他比一般的农民和地主是要懂得多一些，但还远远不够，因为那些有学问的人写的有关书籍，他只读过很少一点点。他的知识都是自个儿琢磨出来的，而且是从小就开始这么做。您肯定听说过，先生，佛里斯兰人都长于算术。也许人家还对您讲过咱们法莱托夫特村的汉斯·摩姆逊吧。这摩姆逊是个农民，却会造指南针、航海钟、望远镜和管风琴什么的。喏，后来那位堤长的父亲，他就是这么个人，只不过比较的不足道罢了。他有几小块沼泽地，种着油菜和豆子，也养了一头奶牛。秋天和春天，他常去地头比比量量。寒冬一到，当海上刮来的西北风把他的窗板摇得哗啦啦响的时候，他就坐在屋子里，不停地刻呀，凿呀。儿子多半也坐在旁边，常常放下正在读的课本或圣经，观察起父亲怎样测量和计算来，一看出了神总把小手插在自己的满头金发里。一天晚上，他问父亲，为什么父亲刚刚写下来的那个算式就正好是这样，而不能是另一个样子，并且随即讲出了自己的想法。可父亲不知怎么回答他好，只得摇摇头说：“这个我对你讲不清楚，反正就得这样，是你自己错了。要是你一定想弄个明白，咱们阁楼上有一口木箱，箱子里有一本某个叫奥伊克里德的人写的书，明天你上去把它找出来读读好了！”

第二天，年轻人果然爬上阁楼，很快找到了那本书，要知道家里的书本来就不多嘛。可是，当他把书放到父亲面前的桌子上时，老头子笑了。原来这是一本荷兰文的奥伊克里德教程，而荷兰文虽说一半是德语，父子俩却谁也看不懂。

“可不，可不，”老头子说，“这本书还是我爸爸的哩，他老人家读得懂。难道就连一本德国人写的都没有吗？”

儿子是个话不多的人。他默默地望着父亲，只说了句：“没有。我就拿这本可以吗？”老头子点了点头，同时还拿出另一本破烂不堪的小书来。“还有这本？”儿子又问。“两本都拿去吧！”父亲特德·海因说，“它们不会对你有多少用处的。”这第二本书是一部简明荷兰语语法。小伙子得到它时冬天才开始不久，等到他家园子里的刺莓终于又成熟起来的时候，这本小册子已大大帮助了他，使他完全能读懂当时广为流行的奥伊克里德几何教程啦。

我不是不知道，先生——教员中断了自己讲的故事——人家说汉斯·摩姆逊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不过，早在摩姆逊诞生之前，我们这一带就已流传着豪克·海因，也就是那个男孩的故事了。您想必也了解，啥时候只要出现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人家就把他的前人可能做过的一切，好也罢歹也罢，一股脑儿统统加在他身上。

当老头子发现，他儿子既不喜欢牛也不喜欢羊，对蚕豆开花了这类使沼泽地的每一个农民都乐不可支的事情几乎视而不见的时候，心里就不免嘀咕开了：这么小小一块地，要说养活一个农民和他的小子还凑合，可要养一位半吊子学究跟他的仆人就不行啰，照此下去他自己不是也休想过好日子了吗？于是，他就把自己这个大小子送到堤上去，让他和其他民工一起在那儿推小车，从复活节一直干到圣马丁节。“这样总可以叫他忘掉他那奥伊克里德了。”老头子自言自语说。

小伙子果然推小车去了。可谁知他仍旧把奥伊克里德教程时时带在口袋里，别的民工都去吃早饭或晚饭了，他却坐在底朝天的小车上念他的书。秋天涨了潮，筑坝工程常常不得不停下来，这时他也不跟其他人一块儿回家去，而是双手抱着膝盖，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坐在临海一边的斜坡上，望着那舐噬坝壁草皮的浊浪出神。海潮越涨越高，最后冲刷到了他的脚，水沫溅到了他的脸上，他这才往上移一移，然后又照样坐在那里。他既听不见海浪的哗哗声，也听不见在他头顶和四周飞来飞去的海鸥和其他海鸟的啼叫。他同样不曾注意，鸟儿的翅膀经常差一点儿擦到了他，并用黑色的小眼睛对着他的眼睛瞧。他也看不见，茫茫无际的、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夜色已经慢慢铺展开来。他坐在那儿唯一看得见的，只有潮头不再上涨时一次又一次重重击打着同一块地方的浪花，看着它们如何终于把那陡峭坝壁上的草皮给冲刷掉。

这么凝视了很久很久以后，他要么慢慢地点点头，要么用手在空中画一条平缓的弧线，仿佛想给那海堤变出一面不怎么陡的斜坡似的。直到暮色四合，一切生物都在他眼前消失不见，他耳中仅仅剩下轰然作响的海潮声的时候，他才站身起来，穿着几乎湿透了的衣服走回家去。

一天傍晚，当豪克这么走进父亲房中，正在擦拭自己那些测量仪的老头子就发话了：

“你在坝上搞什么鬼？不淹死你才怪哩，今儿个潮水涨得这么猛！”豪克执拗地望着他父亲。

“听见没有？我说你会淹死的。”“听见了，”豪克回答，“可我并没有淹死！”“没淹死，”老头子失神地盯着他的脸，过了好久又嘀咕一句——“这回还没有。”

“可是，”豪克接着说，“咱们的海堤压根儿不中用！”“什么什么，你说？”

“我说海堤！”“海堤怎么啦？”

“海堤压根儿不中用，爸爸！”豪克回答。老头子冲他一笑。“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孩子？你可不是吕贝克那个神童啊！”小伙子却根本不搭他的茬儿。“临水的一边坝壁太陡，”他说，“要是海潮来得比以往更猛些，我们堤内的人也会淹死的！”老人从袋里掏出他的嚼烟，扯下一块来塞进嘴里。“今儿个你到底推了多少车土？”他没好气地问，因为他看出来，修堤坝这件工作并没使他儿子停止动脑筋。“不知道，爸爸，”豪克回答，“大概跟其他人差不多吧，有那么六七车。可是——堤坝一定得筑成另一个样子！”“喏，”老头子发出一声冷笑，“看样子你没准儿会当上堤长哩，到那时你再去重筑它吧！”

“是的，爸爸！”儿子回答。父亲怔怔地望着他，喉头连连动了几下，临了儿子自顾自地踱出门去了，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儿子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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