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韩王为相，置二大瓮于坐屏后。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满即焚之于通衢。李文靖公曰：「沆居重位，实无补万分，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惟此少以报国尔。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狥所陈请，施行一事，即所伤多矣。」陆象山云：「往时充员敕局，浮食是惭。惟是四方奏请，廷臣面对，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详。其或书生贵游，不谙民事，轻于献计，不知一旦施行，片纸之出，兆姓蒙害。每与同官悉意论驳，朝廷清明，常得寝罢。编摩之事，稽考之勤，顾何足以当大官之膳，或庶几者，仅此可以偿万一耳。」凡此皆至论。夫子曰：「仍旧贯，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变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轻也。或曰，若是，则将坐视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欤？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变法，不可也。不守法则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韩、范之建明于庆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于熙宁者，因弊而变法也。一得一失，盖可睹矣。【盖可睹矣　「睹」，诸本作「观」。】或曰，荆公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法度，岂可厚诽乎？余曰，有志于二帝三王，当自格君心始，不当自变法度始。有尧舜之君，则有尧舜之治，有禹汤之君，则有禹汤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则，王莽之井田，房管之车战，适足以贻千古之诮耳。朱文公云：「浙间学者，推尊史记，谓夏纪赞用行夏之时事，【夏纪赞用行夏之时事　「行」字原无，依下「商纪赞用乘殷之辂事」句，据诸本补。】商纪赞用乘殷之辂事，至高祖纪赞则曰：朝以十月，黄屋左纛。讥其不用夏时商辂也。迁之意，诚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时、乘商辂，亦只是汉高祖，终不可谓之禹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