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樱沉默着。次郎想起说出孙清的事的那天晚上，那天也是这样的场面。不久，阿樱应道：“我就想到是这么回事儿了。我有一个请求。”

上次也是这样，次郎有些紧张。在他的想法中，用意志力斩断一旦出现的缘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以的。虽然有时候可能是自然疏远，或是男人之间因主义主张对立而绝交，但男女关系却不同。如果是女人另有相好，那是有悖人伦，所以当然得一甩了之，可是，男人有了情人，却没有必要离婚。如果阿樱要求分手，那无异于向世界宣布，自己让她骑在脖颈上了。她究竟会要求什么呢？次郎拉好了架势，等待阿樱开口。

“我决定在轻井泽生活，你过你的，请不要管我，只要你高兴就行。恭次就拜托你了，他一直是我带的，有感情了。平时他挺老实的，但也很耿直倔强，太强制了，就有走上邪路的危险。”阿樱恳切地说。

次郎像被人背起来摔倒了一样，也只有沉默。在这种静默中，次郎想起阿樱曾说过他“不适合教育孩子”。次郎不太明白阿樱的“请求”的意图。两岁时收养他后的十四年间，阿樱的慈善恐怕亲生母亲都有所不及，恭次能长大成人都是阿樱的功劳，加之还有孙清，次郎在教育问题上是无法不感谢阿樱的，可到了恭次这儿，她又要“请求”，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不知道了。听起来有点儿像“这就和你分手了”。大城市的粮食问题日渐紧迫，住在轻井泽，可能就回不了东京了。另外，生活状态恶化，阿樱对健康也许会失去自信，她的肾病也会加重的。

“知道了，恭次的事儿你放心吧。他已经不是孩子了，这个年龄，父亲的存在更重要了。我就是跟着祖父的嘛。只是，我很担心你的健康。你就一个人，要是不知不觉间恶化了可不得了，到时候别耽误了，你可告诉我啊。”

看到次郎有意识地语言表情双管齐下来表达诚意，阿樱不作声地笑了。她似乎不像是在蔑视次郎，但也不像是感谢次郎，硬要说的话，那仿佛是一种对带有善意的异质生物的微笑。

“生活费请你按时寄来。”阿樱的叮嘱可以让次郎稍加放心了些，但阿樱这个女人也有自己管不了的地方，次郎反倒心里没底了。

过了一会儿，阿樱问道：“你打算怎么着呢？一个人，什么都不会不是？”这年年初，日本军队从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1撤退，就在前几天，北边阿图岛2的守备队也全军覆没了。败局已定。次郎打算到了紧要关头，就把石山治荣和三个孩子疏散到箱根去，而恭次，则想托付给阿樱。阿樱答应了之后，如此问道。

“就是啊，到那时候，我就是在东京也没辙啊。不过，还有作为政治家需要做的工作，我住议员宿舍就是了。”

进入今年之后，次郎突然小便困难起来，有一天甚至一滴未出，被连忙抬到医院。医生的诊断为前列腺肥大，病情严重，迟早要手术。那以后，次郎总是害怕尿闭症，因为一旦发生尿闭症，就不得不在尿道里***导尿管进行人工排尿，而且就算是两三天的旅行，也必须要带上治荣当护士。次郎跟阿樱说过这件事，是想给她一个印象：自己在性事上已经不行了。那时候把石山治荣的事说出来就好了，可次郎到底没说出口，只是暗示了一下石山治荣的存在：“要是没有人当护士陪我，我都没法子出远门。我是真不想变老啊。”

我是一边说明为写传记而开始查阅资料的过程，一边无视时间的流逝和时间的顺序，讲述战败临近时楠次郎和阿樱的关系，以及石山治荣及其三个孩子的出现的。这是不得已，因为，我认为我必须首先搞清楚自己在这个家里（这个家的家长是楠次郎，可不论到底是出生在哪儿，这个家都有些怪怪的）的位置，以及楠次郎和我的关系。如果不这样，在描绘大正十二年以后开始有计划地脚踩政治、事业两只船时，就会带有多余的揶揄和批判，失去传记的客观性和说服力，而且，我已经暗暗地感觉到，我内心里就有朝着那个方向倾斜的不安定因素。

我对自己是广田裕三郎夫妇的遗孤这个说法一直持有疑问。的确，如果看户籍，在楠次郎和阿樱收养我之前，我的名字叫广田恭次。

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当过政务次官。这次一查才知道，是现在不复存在的拓务省的政务次官。作为年轻的众院议员，这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成功，老家“楠次郎后援会”的干部还曾特地上京，在下落合的家里召开过私密的庆祝会。小林银兵卫亦在其中。

他把手掌放在我头顶，说：“你爸爸出息了，我们高兴啊。将来不是博士就是大臣哪，孩子，好好学吧。”

“将来不是博士就是大臣”是当时意味着出息发迹的惯用说法。

户籍上，楠次郎是我的父亲，所以，小林银兵卫当然要说这些。可是当时，包括养母在内，人际间有一种微妙的空气在游动。这样的场面一多，我渐渐知道，很多人都认为楠次郎不是我的养父，而是我的亲生父亲。而我自己，在当父亲相关公司的专任董事或董事长时，也暗暗地利用了这个传言。我是具有绝对支配权的创业者楠次郎的亲生儿子，这个暗示，对我这个没有实力的经营者来说，是很方便的。

小时候，有几回，我差点儿挨楠次郎的打。原因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当时他真的很生气，是养母一溜小跑从厨房出来训斥我，替我向次郎道歉，才使我免遭毒打。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几次，我想，他的行动证明，在他的意识中，我是他亲生的孩子。

我曾和小我四岁的清明、小我六岁的清康，以及在一般认为已经生不了孩子的年龄时生下的峰子，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阿樱疏散到轻井泽以后，我和他们一起疏散到箱根，在那里，到我独自住到耳房之前，我们都在一起。虽然不过是很短一段时间，但不知为什么，我总感到自己和他们性情不投。对清康和峰子倒没觉得那么合不来，但和清明就不行了。至于理由，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这种合不来，是气味、呼吸、瞬间的表情变化等等的差异，换句话说，只能说成是直感上的东西。那时，正值战败之前，由于从下落合搬到上目黑的楠家宅邸被政府接收了，所以，想来那应该是住在麻布时的事情。

在东京山手1受到毁灭性打击的那天晚上，我们和楠次郎都躲在麻布家院子里挖得很深的防空壕里。数名学生在各自的岗位上进行警备，一有危险就到同一个防空壕里避难。

当时，我读旧制高二，属于帝都防卫队这个组织。这是一种因消防队员都被征兵充军而建立的制度，目的是补充人手的不足。一有空袭警报，我就必须全副武装，穿过麻布笄町、霞町、青山墓地，跑到四谷三丁目的消防署去。这个制度也随着东京焦土化面积的扩大而有名无实了。3月15日，庶民区一带被烧的晚上，在我这个“片儿长”的指示下向下谷、江东、深川出动的三辆消防车都没有回来。其中有三个人是我的同学，一个直接挨了燃烧弹，另两个在灭火过程中被浓烟窒息而死。死，就在我们近旁。

然而，5月大空袭时，听说敌机的目标是山手，我就没有去消防署。正如预料，一进防空壕，远处就传来了打着旋的风吼，中间还混杂着大树裂开的声音、人的叫喊和悲鸣，如间歇的巨浪一般回响。

“恭次！”父亲唤道。也许是为了不让别人听见而压着嗓子，父亲的声音很小，但还可以听清：“恭次，你母亲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你要好生记住，她是个佛一样的人。”

那时，我毫不怀疑地点了点头。又有巨浪般的声音传来。

当时，父亲是不是做好死的准备了？我不这么想。他一定是在想，自己也许要死了，所以才打算在恭次还活着的时候告诉他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