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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田美佐夫回到病房后，我无法思考任何事情。这不是因为身体疲劳。自己有可能是根据不可能存在的理论出生的，这个发现给了我一种奇妙的解放感和不舒服的感觉。这种感觉，同混迹于石山治荣和她的孩子们中间、被看做成绩优异的哥哥时那种不踏实的感觉有相通的地方。

至于我的病情，由于链霉素的作用，病灶被从肺的健康部分隔离开来，开始一点点钙化。大约两个月前，负责我的外川医生就对我说过：“每次检查，你的病情都在好转，好得令人吃惊。现在这样，已经可以回家疗养了，只是当心一些，做些气胸疗法比较好。另外，我还准备用对氨基水杨酸等化学疗法加以配合，所以还是再观察一下吧。不管怎么说，现在还没有发现链霉素的副作用，实在是太幸运了。虽然有个体的差异，但是对这个结果我有充分的自信。”

他三十四五岁，是一个年富力强的医生，他的话明白地显示出他的想法：如果新药能作为医疗保险范围内的药物使用，就会有更多的患者得救，所以想尽快试用。

奇怪的是，听了他的话，我心里陡然生出一种还想在疗养院住上一段时间的心情。和尾林夫人沙龙的学者及研究人员、高田歌会的上原以及几个同龄人，还有护士们的交往使得这所疗养院令人心情舒畅。也许，对他们来说，能从面对死神的日常生活中逃脱出来的患者，也是一个宝贵的存在吧。况且，让我犹豫着不想离开疗养院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就算出去了，我也是无处可去。

在我住疗养院期间，我所属的党组织，由于在有晚年斯大林和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出席的会议上被定为宗派主义，已经呈现出崩溃的状态。势头强劲的“所感派”按照中国的指示采用了军事方针。在地方，称为山村工作队的武装集团袭击、打劫地主宅邸的事件时有发生，都似乎是这种军事方针的影响；而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镇压集会的警察和集会参加者之间也发生了冲突，甚至还扔了燃烧瓶。

来这里之前，关于我的去处，我只告诉了一个同志。虽然我想谁都不要见了，但又想留一条联系的通道。其间，举行了选举，撤销了开除令的父亲第八次当选，而共产党由于错误方针作祟，竟无一人当选。

从摆放在疗养院谈话室的报纸上，我得到这样一些印象：革新势力分裂，陷入既下令搞武装斗争又主张和平主义的自相矛盾之中，即使还能到处上演一点小冲突，但整体上已经趋于低潮，濒临崩溃。而我，现在却居于远离世俗的高地。在这里，尾林夫人的沙龙和高田美佐夫的歌会卷着各自的漩涡，而这两个漩涡，正被生和死这两束炫目的光照得通明。

高田接受第二次补正手术那天，我一直把他送到手术室门前。我握着他的手，只能说些无聊的话语来鼓励他：“你要使足力气挺住啊。”而浮现在脑子里的后半句——“为了破灭，我需要你”——却没有说出口。

“要是我死了，那本《静夜》就作为我的遗物送给你了。重要的是把她当做精神的母亲，而不是生身的母亲。”高田美佐夫扔给我这句有些莫名其妙的话之后，无言地笑了。过了很久，我才想到，高田真正想要说的，也许是“重要的是精神的爱恋，而不是作为恋爱对象的女人”吧。

护士把他像绑架一样从我面前搬到了移动病床上。回病房时，我看到原来曾经负责同下面联系的同志宫本，正站在走廊上等我。他是著名汉学家的儿子，名字叫“熙明”。名字中用了一个日常很少用到的“熙”字，就冲这一点，他的出身便可窥见一斑。一看到我，他就绽开一脸的怀念，开口道：“这不挺精神的吗？！好多了？”

宫本跟着我进了病房，卸下肩上的背包。我对他说：“托你的福啊，好像就算活下来了吧。我想我眼下可能还得在这儿待着。”

“我这就要到山村工作队的基地去。”他好像有些犹豫，但他还是告诉了我，并表明，这是他自己要去的。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虽说是党的指示，可错的就是错的！”我的语气顿时变得严厉起来。

宫本惊呆地看了我一会儿，脸上肌肉的紧张才渐渐舒缓开，低下头说：“我也有疑问，但我觉得，也不能老是观望啊。”说完，又补了一句：“这好像也是恢复党籍的一个考验呢。”

我想起“二·二六”事件中起义失败的青年军官们被迫开赴和日中战争1最为艰难的战场的事情。“二·二六”事件和革命运动，在我不久以前的思想中决不是一回事，可是，正如宫本的话所引起的联想那样，现在是一回事了。然而，这个联想，我却没能对宫本说出来。我只是说：“不过，你别太勉强自己。说句大白话，得了结核，我才明白，自己的身体得自己保重才行。”说完我又想起来，便对他说：“搞法国文学的角泽也在这个疗养院里呢。病情一度恶化得很厉害，但现在好了。你见见他吧。”

可他却摇着头，小声解释道：“其实，我上山来的事儿谁也不能告诉。我倒是挺想见见他的。”

“和你同在宗教学科的下川也在这儿呢。他和党可没有关系了。”我不理会他，继续说着。

宫本像个挨了骂的孩子，一直默不作声。后来，他说必须趁着天还没黑赶回去，所以，待了三十分钟左右就回去了。这所疗养院附近好像就有一个基地。我在正门上下车的地方，目送他背着沉重的行李，迈着显示健康的坚实步伐渐渐远去，可他却一次也没有回头看我。

我今天目送了两个友人，我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尽管如此，也许是在楠次郎和平松佐智子这对不可能共同生活的男女间出生的我，目送可能是进入死境的人——一个是有奈良显赫名门血统的歌人，一个是著名汉学家的儿子——这总让我依稀觉得有些可笑。

过了不到十天，一个晴日的上午，神户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像上次一样，一见到我，就用强加于人的口吻说：“恭喜啊，下个月末出院。我刚刚得到院长的许可，具体的他说他直接跟你说。其实，你也知道，头儿当了议长，这也是在野党共同推荐的，所以有必要在身边集结一些工作人员。头儿正等着你回去呢。”他一口气说完，也许是意识到自己也是众院议长的工作人员（尽管这个词儿他还没有用惯），他的语调与平时有些不同，显得很高亢。

我脱口叫道：“那可不行！随便作出决定，这本身就是荒谬的！我拒绝！我是请求他让我自由了的！”

神户谷突然收起了要说服我的态度，像看外星人似的看着我，说：“啊，这是头儿给你的信。”说着，从衣服内兜里掏出一个信封，说了句“那对不起告辞了”便一阵风一样消失了身影。

我像是看什么危险品一样，盯着放在桌上的信封看了一会儿，于是，最初想看也不看就随手撕了扔掉的愤怒情绪一下子就打蔫了。

山里的冬天就要到了。到这里来的时候，那年的最后一场春雪刚刚下过不久。已经过去一年半的时间了。

离疗养院走路十分钟左右的地方有一座土坡，上面铺天盖地的满天星的原生群落，叶子红得烧着了一般，在它的红的映衬之下，落叶松林则是浑黄一片。这是八岳这一带最美的季节了。于是，在我的印象中，神户谷的出现，就像是锦绣的大自然中飘过的一股尘烟。

多么令人讨厌的家伙！楠次郎竟然会用这种人，真让人受不了！我这么想着，出了病房，看到微风吹过，落叶松林那尽染山峦的黄，正把微弱的山音传往谷底；不知名字的小鸟们短促地啼叫着在树枝间飞来飞去时，满天星的红也随着微微摇动。看着这些，我的心绪渐渐平静下来，开始集中思考起一直在这里待下去的办法来。

出病房时我打开了父亲的信，上面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听说你大有好转，很高兴。希望你好好治病，尽快回来。”

我想起这封短信，又确认自己不想下山，于是迷惘之中，我想到，可以跟尾林夫人商量商量。

我掉转方向，向她的特别病房走去。她仿佛早就听说了我要出院的消息，我刚敲了门进去，她就对我寒暄道：“楠君，祝贺你，听说你要出院了？”

我一下子就没有了商量的勇气，只得含混地支吾道：“还有很多问题呢。”

“啊，你快请坐啊。周先生好像也要回东京，那沙龙就要空落落的了。不过，要是没有恢复健康、重整旗鼓又出发的人啊，也够让人郁闷的不是？我挺高兴的。”她一如既往，对自己的判断不抱任何怀疑地说。

“其实我已经离开了楠家，没有义务遵从父亲的希望了，我是自由的，可他当了议长，好像工作人员又不够用，所以让我回去。”我终于挑明了难以启齿的话题。

“是吗，连工作都定下了，就更没的说了。你从这儿毕业的前一天晚上，大家伙儿一块庆祝一下吧。周先生说，他要去东京，靠上海财阀的关系筹资开一家日本最好的中华料理店，回头咱们好好让他请一顿客！”

我再也没有气力和她认真商量了，便说：“到时候还请多关照，可能是下个月末吧。”正说着，正好疗养院院长派人来叫我了。

院长的话的结论和神户谷一样，只是在楠议长的请求这点上语感稍有些出入。

按照神户谷的说法，议长非常强烈地希望我回东京，可在院长那里，则不过是最初步的询问——如果我有给父亲帮忙的意愿，目前的健康状况是否可能。

外川医生从医生的立场出发，说：“我倒是希望再做半年的预后观察，所以，如果能作为链霉素的使用病例，出院后定期向我们报告一下健康状况，就太好了。您也知道，这里夏天气候宜人，您可以来避暑，每天按门诊接待您。结核菌已经有一年没查出来了，病灶的钙化也基本巩固住了，正常的工作应该没有问题。”

外川医生的话有理有据，干脆利落。院长也接过话茬，解释说：“我已经和东京邮电医院联系好了，尽量坚持一周一次做气胸，最长也不要超过十天，因为，如果空气跑掉了，过早地和肋膜粘连的话，就麻烦了。外川君希望的报告，你通过东京邮电医院就行。”

听了这些话，我更加无法将自己想留在疗养院的希望说出口了。外川医生虽然表达了一点挽留的意思，但仔细听来，也不过是出于一个医生想继续观察的立场而已。而且，如果冷静地分析一下，我的希望也许只是源自惧怕回归社会的心理。由于战败后生活状态的恶化，结核病患者增多，恢复了健康，就应该尽快给希望住院治疗的人腾出床位，这也是一种义务吧。

我如此反省着自己，想，问题是我回归社会后该怎么活下去。我想听听角泽的意见。尽管他精神很充沛，但长时间的散步还不行，所以我决定在他病房里和他谈。我试探地询问他，一个曾经是共产党员的人，是不是可以成为改进党出身的议长的工作人员或者秘书。虽说是在野党共同推荐的，但改进党毕竟是一个保守政党。

“那就要看你的了。”角泽的声音听起来不太高兴，“如果你秘书工作做得好，想日后继承父业成为保守政治家，那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嘛，只不过我是绝不和你再交往了。”然后，他好像突然来了气，声色俱厉地说：“我年轻那会儿也热衷于共产主义，万分英勇来着。谁想啊哈哈地抱着肚子大笑就笑好了，我可不想看这种人的嘴脸！”说完，便不做声了。

显然，我的询问伤害了他。在他的非难还在继续的当儿，我不断地问自己：你还犹豫什么？！

“对不起，我太感情用事了。”沉默的角泽动了动身子，用低沉而颤抖的声音告诉我，“我对包括最近的共产党在内的革新特别生气。”接着，他问我知不知道，由于共产党军事方针失败的缘故，时下，在除共产党以外的革新政党中，有一种推举改进党的重光总裁为首相候补的动向。我说不知道，他便又恢复了常态，说：“真有的。只能说他们完全忘记了原则。共产党情报局等组织上了德田、野坂这些人的当，出台一些不负责任的方针，所以，真不知道日本的改革该怎么办才好啊。”然后又笑着说：“也真够你受的，你出生的环境太恶劣了。”

我稍微放了点心，问道：“要是在比较安静的气氛中和尾林夫人商量一下的话，她会怎么说呢？”

“那太清楚了，”角泽立刻模仿着尾林夫人的语调，说：“啊，楠君，你做就是了。即使是共产主义者，不学习保守政治也不行啊。如果你能推进妇女解放，我就支持你！现在的状况，离男女平等还远着呢。”角泽说着，又哧哧地笑起来，还好像要弥补刚才对我的非难一样，说：“不妨这样说，在形势不利的时候，躲进改良主义中，等待挽回劣势的机会。我是共产主义者，说得准没错儿！哎，不要烦恼了，天真的理想主义中是没有荣耀的。”说完，诙谐地仰头看天去了。

改进党总裁重光葵前来说服时，楠次郎是很高兴的。重光说：“在下次国会上，我想推荐你当议长。当然，这也是稳操胜券才行。从你批判辅弼政治的经历来看，左右的社会党也会同意的。为了改变向美国一边倒的吉田自由党的政治，只有这样了。”

这是继大隈重信之后，自己作为政治家第一次受到承认，楠次郎顿时觉得年轻了许多。正值撤销长达五年之久的开除公职令后不久，楠次郎感到了莫大的喜悦。他想，改进党出来个议长，也算得上颇具大隈末裔的风范了。尽管如此，他还是首先采取了审慎的接受方法。他说：“我是个率性而为的人，又不拘小节，这能行吗？”

楠次郎对自己思考的问题会燃起热情、制订缜密的计划，但是如果被强加上规则、手续之类的东西，就会觉得无聊，脑子也不转弯儿了。以前任拓务省政务次官时，也净是麻烦事，这下如果当了国会议长，自己怕还受不了那么繁杂的事务呢。况且眼下正是事业上最重要的时期，事业规模也正蒸蒸日上。

楠次郎经营的实业的大部分，是以铁路、运输、房地产为基础的，这些都是趁着那些既成势力因战败而不知所措、财阀解体等时机，和官府争夺而得的。尽管自己想当这个议长，这也是件脸上有光的事情，可还是得先想好了才行。于是他颔首对重光说道：“您刚才说的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可是，我有一些实业，不知道能不能保持住我在第一线时的态势。请让我考虑一天，不，还是两天吧。”

“我也是考虑了很久的，为了国家社稷，也只能如此了。我是下了决心的，拜托了啊。”重光总裁像外交官那样将左手放在胸前，低下了头。

次郎小声地问：“主张重光当首相的说法会怎么样呢？”

在之前的选举中，自由党从二百四十席骤减到一百九十九席，改进党也减少了九个席位，而社会党虽然分裂成了左右两派，但合计增加了二十七席，由于讨厌吉田茂独裁而使自由党分崩离析的分裂自由党获得了三十五个席位。报纸分析认为，虽然依旧是保守势力居强，但吉田茂自由党正开始受到广泛的反对。

重光首相论就是在这种气氛中浮出水面的，众院议长选举就算是打了个前站。

“现在的形势可以说还无法预料，破坏是政界的常事。”

“那就是说，如果我被选为议长、而你没有当上总理的话，就等于是我上了二楼而被人抽走了梯子。”

。?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