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烤肉店这个姓朴的店主。他出生在平壤，是和他那不容分说被宪兵带到日本来的父亲一起来的，三十出头，人高马大。一说到朝鲜战争，他就情绪激昂，言必称北朝鲜必胜。

“就算帝国主义那群家伙暂时占了优势，可人家打惯了游击战啊。”说完，他还低声哼起了革命歌曲。就是这个姓朴的店主，和自由劳动者、我所属的党组织的核心郡山弘史，给了我很大帮助。郡山是个诗人，三年前听信了德田球一突然提出的“九月革命说”，变卖了仙台的宅地，夫妇一起来到了东京。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我感到了一种自由，这完全不同于在大学里。在楠家时，大学对我来说就是解放区的感觉，可身处喧闹中的烤肉店，我却觉着，大学就像是一个知识竞技场。我在城北地区见到的人都比我年长，但谁都没想着要领导日本、要鹤立鸡群，他们的基准只是自己的生活是否能说得过去，他们的行动都在自然生活的延长线上。

到了3月，被下令逮捕的危险一消除，我就成了《新日本文学》杂志的编辑人员。以前也是以东京大学文化活动负责人的身份去帮忙的，但对已经大学毕业、没有了学生身份的我来说，尽管没有工资，但能成为正式成员，我也觉得心有所属。

不久，我学生时代就加入了的组织因党的统一而解散了，每个人都得作自我批评才能回到党内，可我没有服从这个决定。一方面，我有一种自认败北的心情，另一方面，我也被这样一种情绪炙烤着：如果把我当做间谍的组织不洗清我是黑龙会头目的儿子之类的伪装经历，我就不回去。

回想起来，我那会儿真是比现在较真儿多了。我的独立，是否定父亲生活方式的独立，是为了入党，但在我的意识中，利害得失的原理是无法在现实中运用的。即便在形式上我似乎是失败了，可我拒绝通过在公开场合自我批评的方式和党融为一体、认为只要逐渐将路线纳入正轨就行这种现实的、“政治的”判断。

现在，我想，当时我也许只是不想成为一个大人罢了，我唯一可以说清楚的就是，我没有比那会儿活得更认真的时候了。

我开始到事务所上班了。事务所就建在空袭的废墟上，离新宿站步行大约七八分钟。木制二层楼的一楼是新日本文学事务所，二楼是因出版《倾听海神之声》1而获得资金的通称“海神会”的组织用作推进学生和平运动本部的事务所。

城北地区还有和我一样拒绝回到党内的人。自由劳动者郡山、新日本文学会会员、文艺评论家、雕刻家、画家秋田雨雀领导的剧团的研修生、住在被称作池袋门帕尔纳斯2一带的几位艺术家就是这样的人。姓朴的店主不是党员，所以不在之列。

我一周必须和他们见一次面，就其后的共产党的动向和他们交换信息，商量今后的行动。

然而，我的这种生活只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十六名东京大学学生，和我一样触犯了波茨坦政令，遭到了逮捕，甚至还被送上了军事法庭。此前，刚刚发生声援在东京都知事选举中成为候补的哲学系革新派无党派人士出隆教授的活动，我却无法为了他们的救援活动在新日本文学会以及城北地区露面了。

斗争持续了七十天，结果，有十三名学生免予起诉，被送上军事法庭的三个学生也获得缓刑，被释放了。然而，为将此次斗争的记录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我决定举办一次以国文系出身、已成为知名评论家的学长们为核心的集训。

书名我都定好了，就把救援活动小册子的标题原封拿来，叫《告吾友》。写完后，时隔四个月回到城北地区时，老朴从店里出来，说：“横濑君，你可瘦了啊，哪儿不舒服吗？”

“没有，不可能啊，我意气可是高涨着呢！”我来回摸着下巴答道，心里却对他的话难以释怀。

从开春时起，一到晚上，我就会咳嗽，就像感冒久治不愈一样。再有，参加《告吾友》的执笔，使我痛感到自己文笔太差。写着写着，文思就从四面八方喷涌而出，搞得不知道谁什么时候在哪儿做了什么了，起承转接也都乱了。丧失了自信，再加上健康上的不安，使我心情不振。

时隔四个月，城北地区的组织事实上已经垮掉了。而且，大学的细胞在形式上所属的文京地区委员会以及大学原来的同志们，分别来到各自的同伴中间，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每周都会传话来，要我们尽早解散组织、尽快回到党内。

我下定决心，召集来郡山弘史等数名活动家，提议遵照上面的指示，解散组织。大家都沉默了一阵子，却没有人主张和党内那些有失公正的领导人斗争到底。

良久，郡山问道：“那，横濑君怎么办？”

“我回不了党内。我倒是想过，可是，我不能写自我批评书吧。”说着，一股懊悔的心情涌上心头。幸好，一阵剧烈的咳嗽，掩盖了快要流出的眼泪。

我无处可去，就又回到了麻布我那网球场边上的小屋里。从明天起，我可去的地方，也就只有新宿的新日本文学会的事务所了。我呆呆地想，我已经毕业了，为将来的生活计，还是应该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才是。

也许是因为点了煤气炉，温度有了变化，我又剧烈地咳嗽起来。喉咙深处顶上来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我急忙到厕所去吐，便池顿时给染得通红，血里包着细小的气泡，扑扑地跳着。我看着，想，这是什么啊，这时喉咙深处又有一股东西顶上来，红色的气泡就又落了一便池。于是，惊讶就一点点变成了一个念头：坏了。

25

疗养院建在八岳东侧山麓缓缓延伸的斜坡上。病房共有四栋，此外还另有手术室、诊察室、事务管理栋，再加上食堂、谈话室、图书馆，从附近的川上村和海口牧场望去，俨然是一座偌大的城堡。

父亲的主治医生是东京邮电医院的主任，所以我才得以以原邮电省干部相关者的身份，住到这所八岳疗养院里来。

为阻止咯血不止、急剧衰弱的病情继续恶化，我最终依靠了父亲的“关系”。这虽然可以说是一种紧急措施，但我还是感到了败北的苦涩。

邮电医院呼吸器科的医生提议，使用链霉素治疗，这种药当时还只是在占领军中间使用。“目前还没有临床病例，据说也有副作用，好像会引起听觉障碍。如果是以临床试验的名义，也许还能搞到手。怎么样？”医生征求我的意见道。

我则回答说：“拜托您了！不管怎么说，咯血不止住，就什么都谈不上。”

看医生深深点头的样子，我知道，他似乎也正想用用看呢。

这种新药的疗效是戏剧性的。注射的第三天，咯血就止住了，吐出的痰不再是红颜色的了。距离第一次恶化已经三个月过去了，病情基本上稳定下来的时候，医生说：“好像疗效还不错啊，真是感谢神灵保佑啊。不过，眼下还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你心里要有个数儿。”说完，他建议我找个空气好一些的疗养院，进行长期疗养。

当时还没有修公路，所以，我们一大早从麻布出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才抵达长野县八岳疗养院。当然，这也是为了照顾身体的状况。看到在山麓快速蔓延的黄昏景色时，我感到，那种失败感正一点一点徐缓地渗进落叶的树林。

那是一片落叶松林，四周只剩下一望无际的枝干。在勉强能跑一辆车的路上，我们的车左弯右拐的，继续前行。这里好像两三天前下了场大雪，道路以外的地方白茫茫一片，薄暮渐渐降临树间，只有远处八岳的群峰，在斜阳的照射下，闪着炫目的银白。不久，在林子尽头，就出现了一座红瓦白墙的建筑，宛若一座城堡。疗养院入口处的大房间上方，是镶着时钟的塔楼。

大门在平淡无奇的门廊深处。车子停下来的时候，迎接我的是一个熟悉的声音：“一路辛苦了啊。”

是综合房地产公司总务部长神户谷。

“头儿很担心，让我先行一步，做好准备，所以我昨晚就来了。”他用大得出奇的声音说着，见我有些晕晕乎乎的，下车下得很慢，就伸出手来，想搀扶我。

我嘴上说着“谢谢谢谢，不要紧的”，可心里却不很痛快。

以前，山中疗养院这个词对我来说是极具魅力的。那里应该是远离一旦意见分歧就立刻视对方为阶级敌人、被痛骂为宗派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的党内斗争的地方，也是远离土崩瓦解的楠家男女争执漩涡的地方。因此，意外出现的神户谷，便有些世俗对我的追捕者的味道了。

我掩饰着不快的表情，说：“让您特意跑来，心里真是过意不去，那您……”下半句我没有说出来——以后怎么打算？

“啊，我把恭次君介绍给院长和护士以后，就借这辆车回去。我也正忙着呢。”神户回答。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这时，他站到我面前，说：“单间老是空不出来。恭次君是十七号病房。”

听他这么一说，我缓缓地迈出脚步。我听得见房间里传出的混杂着气喘的剧烈咳嗽。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单间空出来，就意味着住在那里的重症患者死了。

神户谷带我见了院长，一个红脸膛、大高个的男人。他说出我父亲的名字，把负责为我治疗的医生叫到了他的房间里。门外响起拖鞋的声音时，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外川医生就出现了，他瘦高瘦高的，看上去三十四五岁的样子。他一边看着我的病例，一边问道：“楠先生打了一个疗程的链霉素，没什么副作用吗？”听我说没有，他又不知是对我还是对院长说：“那，是不是还要打一个疗程，我和东京那边商量好了再决定吧。”

神户谷立刻插嘴道：“那就拜托您了。这是头儿最疼爱的公子了。”

院长接过话去，说：“放心吧。又劳您费心了，请代我问候先生。”

外川医生一副对神户谷和院长的对话毫不介意的样子，告诉我说：“看看结果，如果病情完全控制住了，咱们再探讨，病灶摘除、肺叶切除、成形手术、人工气胸……有很多办法可以选择呢。”看得出，这话也是对院长和神户谷说的。

“要在这儿住多久？”我壮着胆子在神户谷面前问了一句。我也是想告诉他们，我巴不得在这八岳山麓隐居下去呢。

“这可说不好，要看病情了，不过，就按年为单位打算吧。”外川医生说。

院长不知道我的心思，还安慰我说：“像您这样，能自己走路，谈论一下住院时间的，已经算是很幸运的患者了。”

神户谷回去、我在自己的病房安顿下来时，外面已经黑天了。没有食欲。远处山脚的方向像是有一些嘈嘈杂杂的声音，那也许是我以前度过的时光吧。依旧是呻吟、咳嗽的声音，时不时还有带轮子的重物碾过走廊的声音。

我站起身，从窗户向外眺望，看到门口大厅的方向灯火通明。那里紧挨着轻症患者在必须老老实实睡觉的安静时间外聊天说话、下围棋象棋的地方。我也被告知，如果检查结果说痰和唾液里没有结核菌，我也可以去食堂吃饭，去谈话室消遣。

换一个新地方，不习惯，大脑兴奋，睡不着觉。我陷入一种没来由的惭愧之中。我想，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不管怎么说，这么活着本身就是可耻的。这么一想，我却更想活下去了。

我一直以为，以前是与楠家人拉开了一段距离来看待他们的。我自幼失去父母，是下落合的阿樱把我养大的，战争中家人都为躲避空袭疏散到地方的时候，我和父亲留在麻布的家里，即使战争结束后，我也只在下落合住了一年，就离开了回到沓挂的阿樱，一直住在生了三个孩子、占据了事实妻子宝座的石山治荣家旁边的小屋里。

睡觉的时候我想，觉得也许正是这样的境遇，给了我沉思度日的生活态度。上了大学以后，我脱离了原来的生活方式，这其中有家道的中落，有战败导致的国家体制的骤变，有连天皇都宣布自己是“人”了、可社会世道的本质却没有改变的矛盾及由此衍生的混乱，还有对那些一夜之间就摇身一变成为“民主主义者”的大人们的肤浅、卑劣和没有操守的厌恶，这些因素掺杂在一起，我才在政治活动的诱惑下一发不可收拾。

然而，与这种想法接踵而来的，是浮上我心头的耻辱感——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我把自己当做领袖的证据。

在我这种想法的深处，则有一种出身不明的不安时隐时现，宛若幽暗的光影。这种不安的感觉——我其实是楠次郎的儿子，而不是因恶性感冒于昭和四年相继去世的次郎的弟弟广田裕三郎和青山莲的孩子——在到这里来以后变得越来越强烈了，可是，想想看，它又似乎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心里的什么地方了。户籍和出身的家系同世上其他的约定一样，不过是暂时的，所以，只有我就是我的事实才是靠得住的现实。我越这样想，越觉得自己是不确定的存在。

想着想着，我不知什么时候好像又睡着了。醒过神来，发觉自己已经在御茶水站前，面向学生们和从医院、公司下班的人们进行着演讲。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过了圣桥来到这里，我们举着红旗，从摆着小册子的折叠台子前经过，走向检票口，也有人直接下了骏河台的坡，向古旧书店颇为集中的神田商店街走去。

我握着话筒喊道：“各位，帝国主义者又要挑起战争。我国深受广岛、长崎原子弹之害，我们有资格呼吁，绝不可以再发动战争了。请各位在倡导禁止使用原子弹的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字！”

我给自己鼓劲：自己说得没错。可是，说着没有错误的话，就有资格呼吁人们参加行动了吗？反倒是委身于自虐的漩涡来得更容易些。我心里开始动摇起来。

“各位，为了日本的独立与和平，为了富裕而光明的生活！”我眼前又浮现出在另外一个地方叫喊着的自己。

我脑子里响起一个声音，好像是在批评别人：不能用看似充实的语气表达空洞的语言。

“各位，信神和不信神的人们，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共同反对法西斯！”

这更不行了，首先，你体验过有信仰的苦恼和没有信仰的苦恼吗？你别在那儿胡说八道了！于是，我觉出羞红的脸火辣辣的。就这样，我醒了过来。

这些话都是以法国反德抵抗运动中阿拉贡的诗句为基础的。演讲时我喊口号一样说出的“我们绝不当杜鲁门1的雇佣军”这句话，因有与取缔反对占领军的言行的三二五号政令相抵触的嫌疑，而成了潜入地下的契机，也成了难忘的集会记忆。我曾以为，当时的我，已经进入到了权力因我使用的语言而受到撼动、政治行动也因此而受到组织的过程之中了。如今回首，过去的一切行动，仿佛都是无奈而轻薄的。

在耻辱感中回想起自己的活动时，也许是潜意识中想弥补自己行动的轻浮，我想起了池袋西口烤肉店店主朴先生叉腿站着说北朝鲜必胜时的高大身姿，也想起了相信德田球一关于九月革命可能性的断言、将家传酒馆的资产都捐给党、投奔到东京来的郡山弘史，他当时是城北地区领导人，是个被人称作“日工”的自由劳动者。他老婆也和他一起干活，说：“他是个老实人，把自己弄得一无所有、身无分文，就到东京来了。”

虽然郡山的确是“老实人”，也很超然，但却并不让人觉得轻薄。如果没有他在，我真不知道作为组织人员该如何是好。他们的言论就是上级组织的传声筒，这一点有时候比我还严重，结果呢，就是被历史的浪涛打倒在地。尽管如此，却并不轻薄。我翻来覆去地想，我到底是什么地方和他们不一样呢？现在我觉得，他们把我定为间谍，就是钻了我的轻薄这个空子。

走廊上响起两三个人匆忙的脚步声，跑过去以后又消失了。相反的方向又传来难过的“啊啊，啊，啊……”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