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母亲是个了不起的女人。”这应该是说我死去的生母、广田裕三郎的妻子。如果我的生身父亲是楠次郎，我不会是他和广田裕三郎的妻子的孩子吧？也许，那个当了裕三郎妻子的人“是个佛一样的人”，在和父亲有了很深的关系后才和裕三郎结的婚？作为交换条件，裕三郎将楠次郎和那个佛一样的女人所生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收养，而次郎答应照顾弟弟一辈子，裕三郎就是这样娶到了“赏”来的妻子？另外，或许我的亲生母亲完全另有其人，这种想象中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次郎的误算在于，没有想到在我生下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先是裕三郎、三个月后是我的生母都去世了。父亲把我带到下落合的家里，不得不让阿樱来训育我。

我想去海军学校、升入旧制高中时想去松本，是因为向往披雪的阿尔卑斯山的风景，想加入山岳部登山；如果父亲允许，我想去鹿儿岛的第七高中；如果他说太远，就选择夹在富士山和太平洋之间的静冈高中，是因为我想待在无边无际的大海旁而远离楠次郎，想让想象在黑潮的流动中和直插云霄的棱线上飘泊。那时的我也感染上了吸引年轻人的浪漫主义。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给拉上前线，毋宁说我甚至将其作为一种干净的生活方式心向往之。我在防空壕中听到父亲这些关于生母的话，也没有想追究下去，那个佛一样的女人到底是谁。

对真正的孤儿楠次郎来说，很早就成了孤儿的我也许和其他孩子有点不同。也许，比照自己，他也在我身上看到了孤儿这种人的危险性。尽管如此，在空袭频繁的时候，父亲看到死神的影子已经靠近了我。对战争的走向，他是怎么看的呢？

我总觉得，父亲的眼睛大概就是从土墙里面窥视穿过街道的武士们的、祖传的眼睛。这种旁观者的姿态，一定是楠次郎没有列入辅弼议员第一批推荐名单的原因。只有永井柳太郎和其他众多众院议员一起入选，这对楠次郎来说，是永井柳太郎的背信行为。父亲理应懂得，自己作为一家之长的任务，就是保证家里不出一个受政府蛊惑而参加战争、丢了性命的冒失鬼。

从阿樱那里听说我要去军校而被说服时，次郎得知阿樱的想法和自己的想法久违地取得了一致，很是高兴。原本对日本与中国的战争持批判态度的阿樱，是顺着去请新渡户稻造做《新日本》杂志主笔时的想法，来说服我的。

决心写传记时，据说不论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自杀人数都有所增加。听到这些，我发现，在多愁善感的少年时代，表现为战争这种形式的死亡从对面迫近，反倒剥夺了我想要自杀的余裕。如果不是那样，自己生母的形象只存在于动荡中这个事实，会更加气势汹汹地威胁我。我想坦白地说，战争结束后，“活着也是无奈”的想法不止一次地袭上心头。这回，是革命的理想拯救了我，然而，一辈子不知道倦怠、怠惰、安逸为何物的楠次郎，究竟是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我的呢？

好了，我必须要回到传记的正路上来了。

大正十一年1月，以前一直立志从政的楠次郎的靠山大隈重信去世。这使得次郎的心境有了很大的转变。结束了为期一年的第二次出国学习回到日本的永井柳太郎，于翌年大正九年在选举中当选。与他的信条比较接近的宪政会虽然受到了原敬麾下的政友会的压制，但永井还是以其天生的雄辩而当选了。在第一次议会演说中，他就对原敬的独裁加以批判：“当今世界中，尚在主张阶级专政的，西有俄国过激政府的尼古拉·列宁1，东有我国的原敬总理大臣”，因绝大多数执政党议员的动议而受到停止登院的处分。报纸杂志群起支持永井，他的处女演说获得了巨大成功。这是不受元老控制的第一个政党内阁，原敬的独裁政策受到舆论的反对，永井柳太郎站到了批判原敬的旗手的位置上。

楠次郎看到永井的活跃，尽管多少混有一些嫉妒的成分，但还是热血沸腾。后藤新平从国政转而成了东京市长，也让次郎的政治言论获得了自由。

次郎在箱根、伊豆描绘的开发构想，因收购了三岛至修善寺间的骏函铁路，而搭成了大的骨架；沓挂方面，汤川的发电厂已竣工并开始送电，别墅分售也顺利进行，资金上比较乐观。沓挂的事业已经是第五年了，他渐渐认识到，这样的工作很适合自己。经营出版社、铁厂、橡胶公司，需要为撰稿人、银行以及提供原料的大企业和产品销路费神，还得低下头去，扼杀自己的主张，搞得筋疲力尽，但开发事业却能和自己的理想直线联系在一起。在同地主的谈判中，十多岁在滋贺县进行耕地整理时与农民交涉的经验就起了很大作用。麻烦的是与官厅衙门之间交涉许可，但他发现，如果求政治家打个招呼，结论就下得出奇地快。在庆祝后藤新平就任东京市长的宴会上，次郎脑子里还闪出一个新构想：和新市长合作，在郊外建一个让人恍若身在外国的大学城。这种事业和政治家是可以两立的，毋宁说，政治家的身份是必要的，这种判断引诱着他不断走向政治。

大正十一年1月17日，大隈先生的国葬在日比谷举行。那天，小林银兵卫领着已经十四岁的良子，从滋贺县来到了东京。傍晚，回到下落合家的小林银兵卫说：“哎呀，人真多啊，我从早稻田大隈府上附近走到日比谷公园，前后左右都是人，什么都看不见，只能从远处看见有仪仗队护卫的灵柩。哎呀呀，人多极了。”银兵卫天真地讲述着，他的兴奋还没有退去，因喝酒过多而变红的鼻子头油光锃亮的。

次郎就走在灵柩的后面，时而还替换一下疲惫的长者。一边走，一边回想着自己和永井站着说话时被大隈叫住的情景，回想着和阿樱的婚礼上大隈的祝词，回想着他比起红芜菁来更喜欢甜煮颌须鱼，回想着他结束讲话时“是……的”的句尾的幽默，回想着他在车窗演讲中锤炼出来的任何人也无法模仿的鼓动力……据说，这一天，灵柩经过的沿途上有一百五十万人。次郎想，元老们惧怕这“早稻田第一吹”，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伟人一个个都走了。”听到大隈去世的消息，阿樱哭着说。以前从未掉过泪的阿樱，第一次在次郎面前流泪了，次郎于是知道，她对大隈的精神依赖是多么地深。

由于预想到了行人之多，她原本打算尽量待在家里，可最后还是坚持不住，便带着刚刚来到东京的良子和孙清，从音羽冈上目送灵柩在仪仗队护卫下缓缓向日比谷方向移动。

“目送队伍行进，我觉得我的前半生也走了。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还有那些孩子……”阿樱说的“那些孩子”也包括良子在内，次郎听到阿樱这么说，会意地点点头，意思是，良子和孙清就拜托了。这两个孩子对他来说，是初期人生的遗产。结婚六年，阿樱是唯一一个征服了次郎的女人，这一点毫无改变。次郎想让阿樱和自己的故乡联系得更紧密一些，才让小林银兵卫来到自己家里，五个人一起吃了饭。当然，其中也不乏对他养育良子的感激。当时孙清上小学三年级，时而会有一些令人惊讶的自我主张，但还是很温顺，对阿樱来说是一个比较容易教育的孩子。

遗憾的是，我没有和孙清在一起的记忆。这大概是十四岁的年龄差异所致。尽管我还依稀记着仿佛在上目黑西乡山家的客厅见过穿军装的哥哥。如果这个记忆是对的，那是哥哥要去满洲之前请假回家时的事，还是平安回国时的事？

“在咱老家，最近也兴起护宪运动了。”银兵卫说。

“这么说，崛部久太郎的地盘就更坚固了。”

听次郎说到护宪派无党派人士崛部，银兵卫摇着头，说：“不，不，这就是乡下的有趣之处喽。”接着，他解释说，实行小选区制度的滋贺县第五选区的犬上郡、东畑郡的人，多认为崛部众院议员出身上流阶级，和自己种族不同，他们坚信护宪运动是为民众的运动，所以崛部的人气不会很旺。然后又补充道：“说起来，次郎，你当过农民，这很有利啊，乡下啊，讲道理不行，得对脾气啊。”

听了银兵卫的话，次郎大受鼓舞。次郎本来就和永井柳太郎一起属于护宪派，如果参加选举，不能从被批判为特权阶级内阁高桥是清内阁的势力出马，只能从脱离了政友会的自称政友本党的这边参加竞选。这让次郎有点郁闷。

银兵卫的话让次郎燃起了希望。

“啊，对了，明年是清太郎的十七年忌日吧，几月份来着？”银兵卫又问起次郎祖父、楠清太郎的忌辰。

满脑子选举的次郎，思路一下子给拉回到现实，答道：“是4月份，4月4号。”搭话时，一个计划倏然穿过他的脑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