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诗句随处可见。我心里羞愧得有好几次想要中止出版。作者的名字也是令人挠头的事情之一。我既不想用真名，也不喜欢进行党的活动时用的横濑郁夫这个名字。于是我这才明白，自己没有应该归属的地方，连笔名都难以决定。

同一个时期，作为议长，次郎对吉田首相领导能力的日渐衰微抱有一种危机感。原因之一就是，因与占领军勾结在一起的吉田茂而被开除的政治家们陆续被撤销了开除令，开始考虑如何把吉田茂赶下台。另外，对吉田茂及其身边的官僚派，也和对被称为党人派的鸠山一郎、三木武夫、河野一郎等人的性质和感觉完全不同。

次郎认为保守势力必须大同团结、共度旧金山讲和条约后的危机，是在去皇宫拜见天皇之后。年轻时起，次郎就有政治是追求理想的舞台、实业是为了获得政治所需资金的现场这种想法，而当了被称为国家权力最高机构的众院的议长，这种思想变得更加突出了。

在次郎看来，重光、芦田、绪方等领导人似乎都是可以敞开心扉倾情相谈的人，特别是芦田，他曾经因卷入昭和电工事件而遭到逮捕（对此事件，有受人陷害的阴谋说和占领军内部的势力抗争说），最终被无罪释放，经历过如此屈辱的岁月，在法院下达无罪释放的判决时，他只回答了一句话：“任何事都是神的意志，别无他物。”次郎认为，芦田的这种态度十分值得钦佩。他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送给芦田那幅桥本关雪的日本画轴，庆祝他被无罪释放的。斋藤隆夫因反军演说而被除名时，芦田就是持反对意见的七个议员之一。次郎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对除名的决定投了赞成票，受到了妻子阿樱的批评。就在这一点上，次郎也觉得自愧弗如。

入秋以后，次郎去伊势神宫参拜回来时，绕道滋贺县，在祖父清太郎的墓前报告了就任议长的消息，并召开了感谢长年的支持者的集会。故里的支持者们极为狂热，草野和鲶江在休息室甚至感激涕零，认为“安政大狱”以来总是无奈地忍受不公正待遇的滋贺县，自此可以傲视全日本了。置身于这种亢奋的气氛中，次郎第一次感到，自己当上议长，是对家乡的报恩。这种想法，驱走了国会召开期间，每天出了议长室、去会场的途中见到的人们时经常想起的一个情景。

那是一个男人的身影，多贺神社祭祀庙会那天晚上，他在商人旅馆大房间占了一角，重复进行着舞蹈一样的姿势。年幼的次郎问祖父他是什么人，祖父清太郎告诉次郎，他是出家人，还解释说，就是不用拼命干活挣钱，玩儿着向那边儿去的人。

次郎跟议长办公室的常客们打着招呼，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从他们的身影联想到多贺神社祭祀庙会那天晚上的情景，但只有那时，他才觉得有一股凉气倏然掠过。

回老家开凯旋报告会时，看到为自己就任议长而狂喜的群众，他觉得自己是代表着他们去见天皇陛下的。于是他下了决心，事已至此，要行动起来，不再计较作为政治家的得失。回来后，他便向到东京来上访的县议员和市町村长热心讲解保守联合的必要性，同时，还观察他们的反应，全力打磨联合的理论发展。

然而，检察机关搜查了山下汽船公司和日本海运公司的消息，给次郎昂扬的情绪泼了一盆冷水。次郎有过这样一个构想：在伊豆箱根地区观光开发的延长线上，用汽船连接东京、大岛和八丈岛等伊豆七岛。虽然同运输省陆运局在和五岛庆太的斗争中十分敌对，但同海运局系统的工作人员却商量过多次了。次郎很早以前就通过海运局干部的介绍结识了造船公司的经营者，其中，和山下汽船的创业者的关系最为亲密。正因如此，次郎闻听朋友的后任、山下汽船的社长被逮捕的消息，大吃了一惊。

为激活因战败而毁灭的海上运输能力，政府给了造船公司以多方优惠政策和法律，其中就有造船利息补给法。次郎经调查得知，检察机关怀疑，围绕这个法案的成立，造船业界的政治捐款主要都流向了自由党。

随着时间的推移，造船方面被逮捕的人不断增多，自由党的干事长、政调会长、改进党的高层领导都陆续开始接受情况调查。据次郎观察，吉田首相似乎没有正确理解这个事件的重大。亲信当政，都是报喜不报忧的。也许正因如此，吉田还在发表外出计划。

次郎忍不住约见了自由党副总裁绪方竹虎，并将结果用书信的形式转达给了芦田：“刚才绪方来访。一俟预算案通过，检察机关便出手，亦为必然。为挽回局势，除保守联合、人心一致外，别无他途。如此一来，检察机关方面在国民面前有了交代，便理应收手。这与政府对检察机关高层的意思的摸底，以及小生对直接办案人员的意向的试探结果完全是一致的。我确信，救国之路，唯此一条。据说总理亦下定决心，小生亦将在仁兄首倡之下，随时准备说服重光总裁及干部，还望赐教。祈望仁兄勇往直前，大获成功。”

读了这封信，芦田感到心里热乎乎的。接到信后的第一印象就是，现在竟还有如此纯情之人！虽然逻辑上跳跃很大，但芦田十分清楚，在政界行事靠的并不是逻辑，所以这也算不得大碍。这封信传达给他的，是楠次郎的热情。他信赖自己。这对被称为智谋之将而处处受到防备的芦田来说，是很让他受用的。

他想象着绪方竹虎和楠次郎谈话时的表情。绪方曾是《朝日新闻》的主笔兼董事长，战争末期进入政界，完全抛弃了新闻记者的立场，被指名为a级战犯，开除令撤销后加入了自由党，就任副总裁。“批判是进步的，政治是保守的”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芦田一直认为，他本质上还是一个新闻记者，而作为政治家，他还是一个门外汉。想到这儿，芦田又忽然想起来，楠次郎也是个外行，他的根是商人，又要在政治上寻求理想；重光葵怎么说都是一个外交官，作为政治家，他也是只能让人干着急。对此，虽然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分析，但令人意外的是，推动政治的，也许正是这些外行。这样，自己的任务，也许就是作为专业政治家，把认真的门外汉拧成一股绳。

芦田自秋末开始实行保守联合后，感到自己对专业政治家沉湎于自己的立场和小手段、丝毫不顾大义的狭隘做法的厌恶情绪消散了一些。他告诫自己，自己的弱点也许正是专业政治家。他想照次郎说的那样去做做看，便探访了重光。芦田劝重光说，不把保守的党的干部层层扒光、建立强有力的新党，就无法跨越讲和条约后的危机。听了他的话，重光说：“既然大义已如此明朗，我愿做一兵卒，赴汤蹈火。”

这个答复超出了芦田的预想，芦田心情振奋，给楠次郎打电话，而楠次郎也像是在等他的电话一样，马上告诉他说：“为试探绪方的想法，我去了一趟大矶，刚回来。吉田的想法好像没有错。”二人决定分头为保守联合做好先头工作。芦田想，还是绪方的外行风格让吉田首相也变乖了。

然而，造船贪污案的进展太快了。人们风传自由党干事长佐藤荣作将被逮捕，这令次郎对检察机关似乎操纵着舆论的情形感到十分遗憾。与之对抗的手段，只有援用法律了：如果国会召开时许诺请求在国会上通不过，就不能逮捕。这里面没有大义名分，定会使人们对整个保守势力的舆论再度恶化。就在芦田、楠、重光、绪方进退维谷之时，法务大臣犬养对最高检察院检察长佐藤藤佐行使了指挥权，下令“暂时推延佐藤荣作的逮捕请求，继续任意搜查”。如果有人对这种做法提出批判，说这是政府在恶意使用避免三权分立的摩擦而设立的制度，他们是不可辩白的。报纸和刚刚开始启动的电视报道都一齐发出了谴责，但三天后提出的吉田内阁不信任案，还是因为自由党分裂奏效、改进党无法统一而被否决了。

身处漩涡中的次郎有这样一个印象：即使经历了战败这个变革，政治的水平却与从前毫无二致。尽管军阀抬头的原因之一可以说是政党政治的腐败，但对历史也是缺乏反省的。次郎有些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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