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让世道变得更加紧迫，拥有自由思想的人都不得已被迫住进桃源乡。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女作家也许在能乐的世界中找到了一点可以呼吸的空间，我的养母阿樱大概也是同样的心境。如果是这样，她和父亲就已经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了。在那个愚劣的年代里人所能够去的地方，也许就是能乐所象征的桃源乡了吧。然而，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从父亲留下的资料里发现不知读者的短歌和信笺片断之前，这种想法就在我心中形成了。阿樱长期潜移默化中给我的某种暗示，还有楠次郎关于母亲的提示，也将这种印象刻在了我的心中。

坐着选举用的小型卡车走村串户时，父亲说过：“下面就是桃源乡了，过门不入也未尝不可，可那也不行啊。”

我当时有些心不在焉，只是想，这村子大概是对政治不太关心吧。事到如今，我只是可以想想那个村子在哪儿、父亲的话有什么用意，但关于地理的记忆却早已彻底消失，这实在是太遗憾了。

大正十三年5月举行的普选法施行前的那次选举，是在各个小选区势均力敌的激烈竞争中进行的。楠次郎挑战的对象是崛部久太郎，他出身于彦根藩家臣之长家庭，是父亲读早稻田大学时的前辈，早父亲四届。他原属护宪派，所以，持有同样思想的次郎不得不从脱离了政友会、欲与护宪派联合的政友本党方面参加竞选。在次郎的想法中，主义主张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但稍稍一点点的话，但改无妨，毕竟，当选才应该是第一位的。但问题是，这么一来，永井柳太郎就必须要站在崛部一边了。

次郎给永井柳太郎写信说明了选区的情况，并保证当选后一定合流。当时永井不在，夫人贵久代等他一回来就把信给了他，所以回信也很快就到了，信中说：“前略。阿樱夫人贵体如何？我非常理解此时无法活动的阿樱的心情和次郎兄的担心，在此企望阿樱夫人早日痊愈。

“次郎兄此次因诸般事情受到执政党的支持，小生作为在野党一员，不得不战，实乃一大痛心之事。多年以管鲍相许之人，一朝战场相见，诚为断肠之事。然兄既为政战初阵，小生焉有不以辩才之最大武器相助之理？此确为悲惨之事。

“奉公者之去留进退，首先必以大义决定之。”

永井柳太郎在对自己不徇私情、无法前去声援的做法进行了晓之以理的解释之后，又郑重地补充道：“切望次郎兄不必为小生自身的军费问题而烦扰，亦望能助兄一臂之力，敬请关照。”

次郎想，永井柳太郎的诚实在这封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了，而婉拒实业家次郎的资金募集，显示出了他学者的一面。毕竟，作为政治家，认为两者可以泾渭分明、能得就得的人是多数。

在准备向政界进军的过程中，次郎被反复地告知，关于政策的论说只是获得选票的一个小小的因素。于是，如何创造对有投票权的人具有影响力的权威人士、县议会议员、村议会议员、农会干部、工商联合会会长等都支持楠次郎的局面，就变得至关重要。如果是在掌权之后，办法多得是。可是，对一个将要成为众院议员的人来说，有什么办法可想呢？资金虽然是可以调动的，但那是自己出大力、流大汗挣来的钱，同大隈重信那样的大政治家们一个电话钱就到的情形可不一样。这就是次郎的想法。而且，公司状况又不太好，无法为选举提供太多的资金。可不使用资金，又怎样稳定团体方面的选票呢？

次郎打算将多贺神社法会团体、近江神宫在东畑郡等地的同族团体、农会、工商联等开拓为可望获得大量选票的“票田”。在寻找可以巴结到这些组织当权者的人脉的过程中，次郎意外发现，弟弟裕三郎，在想方设法亲近核心人物方面有着独特的才能，他能接近对方，并不让对方产生任何戒心，可次郎就不行。

次郎让裕三郎和东京同乡会干部、自己经营证券公司的岩田助八作为幕后人员，帮助自己进行选举活动。岩田助八是小林金兵卫去世的前妻的弟弟，是银兵卫的舅舅，十分便于代替次郎去滋贺县活动，且能弥补弟弟裕三郎魄力不足的地方。

祭奠祖父清太郎的法事的准备阶段的一天，次郎问裕三郎：“你那会儿常去的‘松平’的老板娘怎么样了？我听说他和滋贺县出身的有权人结婚了，现在她还开店吗？”

“啊，那个老板娘啊，次郎你不是更了解情况吗？！”裕三郎立刻答道。

次郎暗想，这家伙是不是以他游手好闲者的第六感，知道我和老板娘的事儿了？但他马上若无其事地说：“什么呀，说正经的，我是想知道她跟有多大权的人结婚了，这都是为了选举，可不是胡说八道的哟。”次郎说这话的时候，表情严肃，一本正经。

也许是跟东京的滋贺县同乡会的什么人打听的，裕三郎很快就得到消息说，平松摄绪很早以前就关了那家店铺，现在在濑田的石山寺附近过着隐居生活。她撤回东京后，好像还在尼姑庵住过一段时间。汇报完毕，裕三郎说：“我想上一趟滋贺，去个四五天。”

见裕三郎一反常态，目光灼灼，次郎想，他大概抓住什么了吧。如果按她曾经说过的话来推测，从婆家跑出来、来到东京的平松摄绪，在再次落户乡里之前，可能吃了很多苦。

次郎从裕三郎的报告中注意到一点：她曾在尼姑庵住过一段时间。于是就想了解一下，滋贺县有多少尼姑庵，有多少尼姑，尼姑庵和普通寺院之间关系如何等等。

次郎知道，很多寺院和城镇每年都有集日，多贺神社亦然。特别是挨着彦根的长浜的集市规模尤其大，鱼商、豆腐店、年糕店、点心店、绸缎庄等等从各国聚集而来，编席子的匠人、铁匠、吹玻璃的、卖烟袋杆的、卖花的、耍杂耍的、变魔术的，会大大吸引人们的眼球，除此之外，还要搭戏棚子，热闹非凡，就算逗留几天，也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只有在这个集市上，农民也成为客人，年轻男女也才别有天地。

次郎记得自己让祖父买了棉花糖，吃惊地盯着转得眼晕的红风车看。那大概是父亲死后第二年的记忆。糟糕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所以清太郎尽量带次郎去那些令人高兴的地方。也许，祖父在集市上也有户头，兼做经纪买卖吧。仿佛是被次郎记忆中的红风车转出来的一般，次郎接着又想起了一个男人的身姿，集市隔断马路的空地上，他站在空箱子上，进行着他的演说。跟祖父一问，才知道是在叫喊着“打倒清国”。按照集市的规定，不得在市上进行政治演说。连孩子次郎都觉得他的解释很不可思议，所以，回家的路上，祖父也没忘了训诫次郎：“老话说，有喜有忧，有乐有苦。次郎你可不要忘了啊。”

次郎一边接连从记忆中取出长浜集市的光景，一边想，自己要是成了政治家，一定要让老百姓过上这种节日般自由、热闹的日子，然后再挥鞭子。糖块和鞭子就是政治。这样，人们定能在劳作中感受到人生的价值。

次年的法事那一天，裕三郎按照次郎的吩咐，带着平松摄绪出现了。法事按既定安排结束后，人们对次郎的孝行交口称赞。待客人们都散去之后，在次郎出生的老屋，分别了近十年的次郎和平松摄绪面对面地坐到了一起。

刚才也许是因为人多杂乱，次郎并没有注意到她还带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

“久违了。你终于成功了。”摄绪谦恭地问候道。接着，回头看看带来的姑娘，说：“这是我侄女，最近要到东京来念书，有什么事的时候，还请你帮她一把啊。”

那个姑娘一直注视着次郎，这时马上接过话，低头说：“我叫平松佐智子。”虽然稚气未脱，但她的长相却很惹眼。

“啊啊，是吗，是个好姑娘啊。”

听到次郎老练的问候，佐智子“哧”的一声耸着肩膀笑了。次郎顺着她的视线看了看自己的膝下，这才注意到，刚才送客人们走后，想放松一下，就解了裤子纽扣，松了腰带，现在，前面敞开着，露出了白衬衣。

“哎哟哎哟，这……”次郎很少这样尴尬，急忙系上扣子。

法事开始，平松摄绪和裕三郎一起进入帐篷时，次郎瞥了她一眼。不知是因为过去了近十年的时间，还是因为回乡后住过尼姑庵，次郎觉得她更加稳重了，可面对面这样一看，印象就有所不同了。略微有些凹陷的眼睛，目光锐利，嘴唇和脖子周围赘着厚肉，像个诡异的女巫。

等她侄女寒暄过后先回去了，次郎急急开口道：“什么时候想好好和你聊聊呢。”然后告诉她，自己正在为参加下次选举做准备，顺便想听听她有没有什么好主意。

“我可帮不上什么忙。”平松摄绪嘴上虽这么说着，但次郎问到具体问题时，却对滋贺县寺院间的横的关系、谁在宗教界最有影响力、尼姑庵的数量等问题一一阐述了自己的意见。

“石山的管长1人品很好，要是和你对脾气，会不问宗派，为你跟各个寺院打招呼的。神社这边，嗯，还是近江神宫吧，多贺神社的信徒团体倒是比较有凝聚力。”摄绪开始带有教诲的语气了。

次郎问到睿山如何时，摄绪以“太特别”为由不予推荐。她的回答，有些地方与次郎的大致想象是一致的，但也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其中，一个新的发现就是，世上的评价和在僧侣中的影响力大相径庭，甚至是正相反。

对平松摄绪，次郎觉得，还是住在桃源乡里看问题才能不受欲望左右而看得清楚，但他又觉得，不对，一看那锐利的目光和有什么事时叽里骨碌转的眼睛，就知道她可“不是一般战士”。

临走的时候，她留下一堆鼓励的话，有些词次郎都听不大懂了，大意是说：“东京啊大阪什么的就不用说了，在生你的故土，村民们走在大街上就很不易了。你也下了很大决心，可一定要发奋啊。”

选举于翌年5月举行。竞争对手崛部久太郎的出身和次郎迥然不同，在权势主义之风颇为强劲的滋贺县，对手占有利地位。次郎左思右想，反复推敲，最后一咬牙，采用了非此即彼的战略——“选家臣之长的后代，还是选土著居民的后代？”如果不是对普通选举的热望日渐高涨的时代，这种冒险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特定的大地主所有的土地，应该分配给热心于农业生产的农民。只有减少佃耕制度，增加贫农、中农，才能培养他们的爱国之心。保卫自己土地的热情，就是捍卫自己家族、家庭的热情，也正是爱国的热情。”次郎运用在大学辩论部锻炼出来的口才，在每场演讲中都要讲到这段。

只是，如果光是这些，会给人一种过激的印象，所以，次郎还使用了请东京实业界和学界顶尖人物每天用电报发来推荐信和鼓励信的战术。第二届大隈内阁时，发行《公民同盟丛书》，作为《新日本》杂志的社长兼总编向进步经营者约稿，曾起了很大作用。

次郎的选举事务所里，张贴着早稻田大学校长高田早苗、劝业银行总裁尾原仲治、山下汽船社长山下龟三郎、日本兴业银行总裁小野英二郎、神田银行行长神田镭藏、伯爵小笠原长干、东京电灯公司董事长若尾璋八、实业之日本公司董事长增田义一、东大教授、林学博士本多静六等各方面的领导、名人发来的鼓励电报和关于楠次郎的人物评介，事务所墙上贴不下，就贴到了临时揭示板上。专门为楠次郎三天发行一次的宣传报纸《琵琶湖新报》上，刊登着这些人的谈话、座谈会实录以及《大隈重信与楠次郎》之类的评论。

这种宣传战术，是崛部阵营所没有料想到的。他们急忙研究了半天，看这样做是不是违反了选举法，但由于次郎从两年前开始成立会员组织，会报分发给每年缴纳六钱会费的人，所以，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为避免与选举法发生抵触，会报不发给非会员，在这一原则下，《琵琶湖新报》都是大家传阅的。次郎以《我的农民时代》为题，每期连载农民的尊贵、工作的辛苦、土地改良的辛劳、农民的喜悦等。

在大津、草津、近江八幡、守山等城市，除了“给农民以土地”之外，又增加了“要牺牲农村的工业化，还是要获得农村支持的工业化”、“走向富国强兵的两条路”的话题，并在青年会主办的、看似与选举无关的演讲会上，请来新渡户稻造、高田早苗以及《新日本》时期关系走得很近的学者做演讲。

如果是明治时代，这样的活动在农村可能没什么成效，然而，始于大正三年的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因未成为战场而有幸得以发展，教育得到普及，言论也变得活跃起来。

另一方面，一如既往、以挨家访问为主的选举活动到了短兵相接、剑拔弩张的地步。为对付楠次郎阵营的新战术，崛部强化了历来的战术，以及和工商联合会、农会干部的宴会战术，加强了挨家访问的力度。

在这样的宴会上，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有崛部的支持者提出这样的意见：“楠次郎有危险思想。据说他是提出‘西有列宁，东有原敬’的永井柳太郎的别动队。”“警察难道对这种不稳定分子放任自流吗？”还有人愤慨地说：“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淳风美俗，制定宪法之类，本身就是错误的。”其中还有苦口婆心的认真的国学家和歌人认为：“没有士族一定要败给土著居民后代的道理，农民归根到底只是农民，他们没有资格谈论天下经纶。”

楠次郎在这方面也必须攻击、反驳。不擅长宴会请客的次郎，将全副精力都投入到了个人演讲会和挨家访问上。次郎的安排多是这样的：无法参加也不想参加崛部派的县议会议员为其垫场，楠次郎演讲，政友本党的著名政治家声援演讲，但次郎将县议会议员推崇为政治上的前辈，对方讲话的时候，他务必下台到听众席上认真倾听。虽然和永井柳太郎风格不同，但次郎对自己的口才充满自信。问题就是晚上的走家串户。

演讲会上，警察也不是中立的，常常在次郎演讲过程中警告他：“演讲人注意！”当时，集会时警察有在场的权限。因实施了“过激社会运动取缔法”，选举之际，这个法律往往被扩大解释，警察则常常对在野党候补者拿出威压的态度。这都是因为次郎的演讲威胁到了由天皇和财产私有制构成的国体。而且，从选举法来看，挨家访问介于合法与违法之间的情形比较多。起初，工作人员在村子入口处就受到警察盘问、只得沮丧地回来的事接连发生。

次郎动了脑筋，将楠派一百八十名青年团员两个人一组分成小组，让他们带着手电和哨子。这不仅是对付警察的策略，也是遭遇崛部派工作人员时的战斗准备。每天晚上，三四个小组进入同一个村庄，他们约定，只要哨声一响，大家就都飞奔而去，那时，手电画着圆圈的地方就是和敌人遭遇的现场。政府执政党方面的工作人员即便对对立面的工作人员施加暴力、使之受伤，警察也只是将其当做村里年轻人打架，不予理睬，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崛部久太郎在中央尽管属于在野党方面，但也是出身于家臣之长的家庭的现任众院议员，所以对待警察的方式和政府是一样的。

在开发实业上也是一个地道的现场主义者的次郎，也成为青年团团员之一，加入到了选举活动中。那天晚上去的村子有很多当权者，是被定为重点的犬上郡的一个较大的村庄。走完两家、正要进第三家的时候，次郎他们听到了哨声。他们找准方向跑了过去，在夜色中也看得见，人群中有手电在画着圈。伙伴们似乎被大批敌人包围了，还听得见争执的声音。

“你们上这儿干什么来了？！这是我们的村子！”吼声如雷。

“怎么了，怎么了！”和次郎一组的青年团员为通知同伙来，大声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