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事务次官的人选上，永井起用了河田烈。河田曾在大藏省工作过，很有能力。永井调整了阵势，让河田处理和军队势力对抗的事务，希望楠次郎充当强硬角色。政治评论家马场恒吾评论道：“日本的法西斯独裁政治虽然标榜推翻政党，但斋藤内阁是接受政友会、民政党的支持才成立起来的。因而，议会政治是推不翻的，它也因此而得到拯救。”这让永井放下了心，也为自己的努力得到正确的评价而感到满足。尽管马场的评论和严厉批驳为“总之是法西斯独裁政治的赝品版”的社会主义体系报纸的意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既然一直战斗在普选斗争第一线的大隈重信的后继者永井入了阁，那他就一定会抑制法西斯主义，怀有这种期待的新闻界，却没有将巩固拓务省内部，推进和其他省厅的协调，尽量减少摩擦，在争取舆论的同时准备改革等行政操作纳入思路的姿态。

另一方面，军部把永井柳太郎的入阁看做是出现了阻碍国策名义下的（侵略）亚洲侵略政策的人，也开始了通过财界、贵族院以及政友会将其拉下马的作战，极力反对永井柳太郎凭借拓务大臣的权限革新历来就是军部特权巢穴的桦太长官的更迭和台湾总督府的人事。

在最辛劳的时候，新闻界又体现出了呼应驱逐永井派的煽情诱导的一面，摆开了批判的论阵，认为“永井甚弱”，“看不见他战斗的姿态”。

永井就任大臣的第二年1月27日，社会主义者堺利彦的葬礼在青山殡仪馆举行。永井想起在早稻田大学时听过他的课，就去参加了告别仪式，而这，正中了驱逐永井派的下怀。

“永井这人不是糊涂吗？听说他还是社会主义者呢。”首相召集的早餐会上，财界领袖这样说。这个消息也传到了政务次官次郎耳朵里。很快，三室户子爵在国会上公开质疑，逼迫永井大臣辞职。此人即便在贵族院议员中也因亲近军部而著名，将自己比作明治维新时革新七公卿之一。这是真心想让永井辞职的阵营所没有料到的行动，于是他们以时机不成熟为由提醒三室户撤回质疑，但作为政治家尚不够老成的三室户却并未听从。

永井看出这种动向，悠然作答：“正如劳动争议，或曰佃耕争议，如果当事人的任何一方身上再有一点血有一点泪，不就容易得到解决了吗？这类事情屡有发生。”

对这种意外的反驳，愤怒的三室户情绪亢奋得说不出话来。永井的答辩事实上带有火上浇油的意味。

如果对永井风波放任自流，可能会招致更大的麻烦，次郎很担心。为了争取舆论，他首先拜访了时事新报社社长武藤山治。

武藤曾受到三井的中上川彦次郎的知遇，二十八岁时当上了佳奈宝1的工厂经理，世界大战中使佳奈宝发展成为四大纺织之一，大正十二年，他从为防止阶级斗争激化、首先必须杜绝政界腐败的思想出发，成立了以中小企业为根基的实业同志会，是一个实业家，也是一个热血汉。他的这种经历，让楠次郎顿生亲近之感。

向了解武藤的经营者一打听才知道，虽然他看上去温和敦厚，且高举“温情主义”旗帜，但有着强烈的自信，有一旦闹了别扭就会成为敌人的危险性。

在社长室一见面，次郎就开门见山：“今天，我撇开所有的政治家头衔，是以永井柳太郎的一个后辈的身份来见您的。因此，我即将要说的事情，绝对不会对《时事新报》造成任何影响。”次郎说明了来意，希望只是传达正确的事实，以供参考。“我怕因为紧张说错了话，就写下来了。”次郎说着，递过去一封信，上面写着：

“桦太历来被称为特权的渊薮，每年本应处理一千万石1的公物，实际上却要采伐两千五百万石的木材，这样下去，桦太的森林就会消失，永井柳太郎便以公开招标制度斩断了腐败的根源。

“关于硫酸铵肥料，如果使用抚顺的煤炭，比内地要便宜三成，满铁工厂虽有十八万吨的生产能力，但因财阀的压力只能计划生产九万吨。永井认为，满洲的利权是在全国农民努力下得来的，所以，向水深火热的农村供给廉价肥料是国家的义务，并从这个想法出发，对满铁下达了生产十八万吨的命令。这证明，他并不懦弱。”

等到武藤山治看完，次郎又对自己的来路进行了说明：“我是滋贺县农民出身，在十九岁成为孤儿之前一直当农民，对肥料的重要性感受最痛切。祖父曾领着我去过大阪的劝业博览会，我十五岁就开始学着做肥料生意了。”

随着谈话的深入，武藤山治不断地颔首称是。次郎自信地认为，自己的诉说正撞上了他热血汉的脾性，就更加侃侃而谈起来。但当次郎说到自己很受大隈重信赏识时，武藤山治说：“我知道了，可是，参加堺利彦的葬礼算怎么回事啊。为应该斗争的敌人合掌祈祷，就是懦弱的证据啊。”他问道，目光重又变得犀利起来。

这是预料到了的，次郎正了正姿势，做出一副沉着的样子，答道：“啊，这是永井柳太郎在英国学到的，我想，他是想提示一个绅士般斗争方式的样本，正因为把对手当成敌人才能这样。”然后，又报告说，是事务次官河田烈一大早跑到次郎房间，说大臣去参加堺利彦的葬礼了。这时次郎想起，当时自己就觉得不妙，甚至还想啧啧咂嘴：永井的少女嗜好又来了。

大臣来了以后，次郎马上跑去提了意见。听到次郎的抗议，永井的声音也流露出不满：“在《新日本》的时候，你不是也和山川夫妇、荒畑寒村他们发表侃侃谔谔之论来着？还用了草稿。”

“可你现在是大臣哪，再说，时代也不同了。”次郎也不肯罢休。

“所以我想展示一下绅士风度。我去了，共产党的人也会有好感的不是吗？我想这对举国一致内阁有好处。”尽管这样辩解着，可永井的表情还是像个挨了骂的孩子。

次郎在和武藤山治探讨问题时想起这些，心里一惊。不知不觉间，自己和武藤山治的想法是一致的，和永井柳太郎却是不一致的了。武藤愉快的笑声，打破了次郎的困惑。“哈哈哈，好了，永井柳太郎有个好后辈啊。”于是次郎知道，自己的说服工作成功了。

楠次郎告别了武藤，在车上，次郎一直在想，自己到底为什么、在哪儿，和永井柳太郎想法不一样了呢？

次郎一边和公司的困境斗争，一边不屈不挠地致力于将箱根、轻井泽的名胜地向大众开放的事业，以备定会到来的中产阶级时代的到来。他还在东京郊外建造既不奢侈也不寒酸的文化住宅地，建造理想的国立大学城。这种想法应该是和永井一起学到的大隈重信的思想，然而，对现实政治的应对就不一样了。

次郎想换换心情，便回想起煞费苦心写出的分售地宣传文章。最近成名的剧作家都把它引用到剧本里了。

“一日，美国弗拉建材公司的塔纳经理造访目白文化村时说：‘噢，这是洛杉矶的缩影啊。’如他所说，目白文化村如今已成为优雅美观的住宅地。”

剧本中，这段广告词出现在婚后一年多的某个星期日，丈夫出声地读着广告的场面。“什么呀，那是？”坐在走廊下打着毛活的妻子问。丈夫不理，继续念道：“四万坪的地区内，有整齐的道路、卫生的上下水道、电热供给装置及网球场等设施，众多精致的小木屋和庄重的莱特式建筑，以及优雅的别墅式日本建筑等，坐落在远眺富士、近览林中高地的愉快环境中……”这简直就是综合房地产公司请岸田国士在做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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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次郎看了这出戏，想：“为我们宣传目白文化村固然值得感谢，可都写了些什么烂东西啊，一个年轻人，早早就结了婚，对人生毫无热情，和主人公产生共鸣的人，成不了什么大器。”

这出戏说的是一对年轻夫妇在一个晴朗的周日下午的事。二人对无奈的倦怠感束手无策，也许可以说是在暗示闭塞的时代。结尾处，邻家女孩玩的纸气球落到了这对夫妇家的院子里，使他们的沉郁稍稍得到一点缓解。目白文化村被用作他们倦怠生活的舞台，让次郎心生抵抗：自己为居住在城市的优越的工薪阶层建造住宅地，可不是为了让你们这么吊儿郎当过日子的！

我认为，次郎将看演出的感想如此记录下来，背后一定有这样一种昂扬的情绪：自己已经四十四岁了，作为政治家还算年轻，是在认真地为国家工作。

我在父亲的遗物中发现岸田国士的戏剧小册子，很是意外，同时，对父亲也关心过戏剧和文化而多少感到松了一口气。演出地点虽然不是筑地1小剧场，但因戏剧本身很现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还是留有进步的年轻时代的痕迹。尽管我知道父亲自己修改多次的广告词只是在开头作为道具使用的，但还是想把楠次郎和岸田国士联系起来考虑。

然而，看到“年轻女人就是轻浮，那么无聊的戏居然一直看得那么起劲”这样的记述，我感到很吃惊。楠次郎原来是为了看“年轻女人”和纸气球的。

如果和我养母阿樱一起看的话是很自然的事情，可那时她已经四十六岁了，不能说是“年轻女人”。有可能是石山治荣。她在次郎的人生中抛头露面是在昭和六年，即异母弟弟清明出生那年，可我所了解的治荣是生了清明、清康、峰子这三个孩子，并全身心照顾他们的主妇形象，如果考虑当时的社会氛围，她和岸田国士的戏剧有些不搭界。

即便如此，是我那没有出现过的生母的可能性也很低。因为，第三四次选举之前，次郎和平松摄绪交往的背后，虽有大概是我生母的年轻女性的影子时隐时现，但也许是因为和父亲之间的爱憎纠葛已经解决，她最终也没有现出身姿，就消失在时间的黑暗里。

或许，是阿樱陪着熟人的女儿三四个人一起看的？这也很难想象。记忆中，阿樱像疼爱自己的孩子那样疼爱我，全心全意养育我，但其中却断没有和楠次郎一道全家一起去看戏、游玩或是赏花的光景。这也许同父亲在实业上和在政治上都要不停地恶战苦斗有关系，但更主要的还是楠次郎的性格同阿樱的思想和生活态度大相径庭，无法享受家庭的团栾之乐，所以，如果说我们是一家人，那也是孤寂无聊的一家人。

我这样一想，便不再追究了。我开始觉得，不论父亲和什么样的女性去看戏，都与我无关。

刚当上拓务政务次官的楠次郎，一边辅佐大臣永井柳太郎，一边雄心勃勃地要让南桦太、朝鲜、台湾及满洲的殖民地、占领地的运营走上正轨。

事务次官河田烈也来自大藏省，得以用新奇的目光审视历来的殖民政策。正如次郎在时事新报社社长武藤山治面前激情演说时所指出的那样，在殖民地的运营上，存在着很多问题，只能说是军队和财阀、官僚互相勾结，成为人们谈论的对象。次郎必须查阅资料，听取局长、科长的情况汇报，以此判断对方和腐败有多深的关联、是否还没有丧失正义感。

桦太、台湾这一块，同有利害关系的企业的瓜葛很单纯，情况分析比较好把握，但朝鲜和满洲这一块因和军部关系密切，有一些以“国防的需要”为借口就可能避而不谈的问题。特别是满洲，满铁、军部和中国既有的军阀势力纠缠在一起，为判定利权行为的范围和基于国防大义的行动的范围，十分有必要赶赴实地进行视察。次郎准备届时以认真的满铁干部为依据，探讨一下满蒙开拓团之类的组织该如何发展。

“我这就算是给你打个前站吧，我想，军队里也有好人。另外我也想从当地领导人中选拔一下优秀人才。”次郎解释道。

永井柳太郎用力点点头，说：“走前，找几个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大致有个方向才好吧。”说着，把放在桌上的砚台拉过来，研了墨，探探笔，想了一下，写了两封介绍信交给次郎。

其中一封是写给农林次官石黑忠笃的，另一封是写给陆军兵工厂的石原莞尔的。

次郎听过石黑关于农本主义的演讲，有很多产生共鸣的地方，所以去次官办公室拜访他时，话题很快就开始涉及满洲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农业政策这种具体问题了。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辽阔，不亲身去当地看看是不会知道的，不可能像军人说的那样去镇压。我认为，我们能够做的效果最好的政策，就是帮助农民，领他们过好日子。不能拿支那人当傻瓜，他们也许比日本人还聪明呢。”接着，石黑极力强调，日本的小范围稠密农业方式不适合那里，应该导入大型拖拉机、康拜因等机械，并将成果大幅度地给当地人分享。听到他那种类似协同组合主义的意见，次郎想起了后藤新平有关台湾政策的一席话。他当台湾民政长官的时候，不断提倡原住民的自治、生活习惯的尊重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与开进朝鲜半岛的军队、警察的镇压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次郎问到大型机械能否在日本制造时，记忆里自己少年时为耕地整理而奔忙的经历又仿佛复活了。田间小道的位置哪怕错了五寸，农民们都要挥舞镰刀，拼死相争。他们的愤怒是贫穷的象征，次郎只觉得一种苦涩的东西在胸中翻腾。

石黑断定：“只有从美国进口，革命后的俄国也一直提倡农业机械化，但他们无视农民的习惯，只想着要改造人，所以进展得不顺利。”

“畜牧怎么样呢？我觉着粗放农业和畜牧是近邻。”次郎试探着问。

“对呀！就是的呀！”石黑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向前探着身子说，“先要提高整体生产力，使当地受惠。这是前提。虽然有人认为要压制内地的农业，但不成问题，因为亚洲是饥饿的。”说着说着，石黑的声音渐渐高了起来，也有了抑扬顿挫。“农作物有大豆和棉花，只要利用好气候、风土的差异，满洲和内地就会建立互通有无的关系。内田外相主张‘焦土外交’，真是岂有此理。非沃土外交不可，这是我的信念。”

这次会见之前，外务大臣内田康成，为表明列强如不承认满洲独立、日本就算脱离联合国也要贯彻国策的决心，提出“焦土外交”的说法，这是继币原喜重郎、永井柳太郎之后与欧美的协调路线相对立的。

“要说畜牧，首推绵羊。现在的产量只够满足军需，无法满足民需，让当地受惠。只要农民知道了在日本统治下能过上好日子，生产力一定会成倍地增长。”石黑的话里，洋溢着一种只要农业政策成功，就会稳固乐土基础的热情。

见石原莞尔的时候，次郎经过考虑，决定请他来拓务省谈。最近飞扬跋扈的军人增多，特别是田中义一担任总理时昭和四年成立的新机构拓务省，常被看做是军队的驻外机构，次郎的决定就是考虑到了这种风潮。石原满洲事变时是作战主任参谋，立下汗马功劳，但现在却落在陆军兵工厂这个怎么说也是受冷遇的地方，据说是因为他敏锐的头脑和不肯妥协的性格不受军队高层待见。

约定的时间到了，石原不佩军刀、赤手空拳地到来让等在房间里的次郎大吃了一惊。他还记得自己就任政务次官后不久，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求见永井柳太郎时的情景。当时小矶国昭是来要求迅速扩大满铁路线的，他主张，满洲已成为独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基础的铁路网，应该迅速遍及全土。

“要想成为国家发展基础，必须好好经营。作为前提，要求有健全的财政。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请楠君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