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郎接过大臣的话，说：“满铁现在刚刚吸收了张学良建成的铁路，我认为，这是一个我国对抗满铁的政治路线色彩较浓、应该废止非核算路线的时期。而且，延长至哈尔滨以北的齐齐哈尔、满洲里或者佳木斯，一定会出现巨大的赤字，从而刺激俄国。这可算不上是个高明的提案吧。”

次郎的最后一句话让小矶国昭怒火中烧，站起身来叫道：“什么？你是想愚弄军部吗？喂，大臣，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政务次官！”

见永井柳太郎无言地坐在那儿抬头看着他，小矶国昭大喊一声：“你怎么不说话！”又用军刀使劲敲着地板。

对自己的腕力充满自信的次郎也站起身来，毫不让步地瞪着他说：“小矶先生，你还是好好珍惜你的刀吧，这么敲会弄坏的。”

在这种威吓的背后，有关东军想借国防之名掌握满洲统治权的意图。小矶还为此制订了计划，想把原本就心怀不满的和平外交派永井大臣逼进穷境，于是这个四方脸、一撮胡的小子才说出这等混账话来。

有了这种经历，今天石原莞尔不佩军刀而来，难怪次郎要吃惊的。

“本来是我向您求教，却特意让您前来，实在不敢当。”次郎客气地寒暄着，打量了一下初次见面的石原。长得真是很端正，次郎想。

“哪里。为使满洲国作为一个国家巩固地位，政治必须要扎实可靠。军队是保障这种政治得以实现的机器。今天我也是想听听您的意见，才到您这儿来的。对您说的政策，我也要发表自己的意见，但那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一个在满洲待了三年的人的意见。”

石原盯着次郎的眼睛，仿佛在解释为什么没有佩刀。次郎很吃惊。

石原说话时，细细的眼睛几乎不眨，因此给人一种能看到他心里的感觉。他接着说：“今年，满洲袭击日本人和与日本有关的设施的事件到年底已经两万多件了，虽然有说法认为是因为共产党在鼓动反日，但如果大环境要是好的话，是鼓动不起来的。我认为，是我国的对满政策推行得不够好。”

石原的语调从容镇定，他认定，自己的意见不论在哪儿都能理直气壮地表达出来，于是次郎也想认真地说说自己的看法了。“我也有同感，以前的对满政策不够好，和列强对中国的政策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没有考虑对方的繁荣和对方的心情。”接着，次郎又说明了自己的滋贺县农民经历，继续阐述道：“首先，要稳定民生，要让他们亲身体验到多劳多得的好处，在此基础上，要坚持我们同为亚洲人、应该共同反对欧美帝国主义的立场，另外，只靠发展农业和畜牧业来提高收入毕竟是有限度的，所以，还要开办化肥工厂和开发煤炭等矿山资源，开发使用便宜能源的钢铁制造业、制铝业，使之作为独立国家在经济上站得住脚，这也很重要。”

石原深深地点点头，说：“为此，应该排除国内那些无聊的财阀和政治家的干涉，这些政治家已经成了财阀们的爪牙。”

“没错，永井和我正是为此才入阁的。”次郎大声说。这一次，次郎接得毫不犹豫。

谈话气氛从容而轻松。这是次郎第一次和军人对面而坐，两个人同年出生，月份不差两个月。

次郎这是想对石原说实话了，就报告道：“前几天，你们参谋长把我骂了。”

“是小矶吗？没什么大不了的，您不用介意。”石原若无其事地说。

次郎又吃了一惊，想，都说他是因为脑子转得太快、对前辈也不会掩饰一下就发表意见才被疏远的，想来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石原莞尔也似乎在心里决定，跟眼前这个男人坦率地讲出自己的看法，以求得理解，就从出门时夹在腋下的纸袋中取出了一份打印好的文件。

“这是关于满洲国政治组织的个人设想，希望您能参考一下。”说着，递过文件来。

文件上，在“前提”的这个题目下面写着：“满洲国的生成发展是亚洲复兴的中心课题。昭和维新不只是日本自己的问题，东亚各民族力量团结起来，做好同西洋文明的代表者进行决战的准备，才是目标。”而在《关于满洲国的政治组织》的正文的开头处写着：“满洲国的政治组织不应模仿复杂而落伍的日本样式，而应该适合满洲国国情，且简单明了。”下面，还绘有组织图——皇帝下面设协和会会长和建国大学，协和会中央事务局长和国务总理同级，协和会中央事务局配置企划局，国务总理下设总务厅协助工作，企划局下设政治部、经济部、教化部、监察部，总务厅下设民生部、经济部、外交部、司法部。

这份组织图的关键内容在于，根据日满议定书，将满洲国皇帝和关东军司令官并列表记，但次郎却并不涉及此处，只对经济部既出现在协和会中央事务局，也出现在国务总理名下的安排提出了疑问。对此，石原的回答是：“最初的经济部负责筹划满洲国的财政及中长期经济规划等，国务总理下面的经济部则负责监督、执行具体的产业政策和贸易等。”关于农业，石原认为：“由横向结合的协和会全国联合协议会伞下的协和会中央委员会来负责。换言之，农业和教育的重视是眼下满洲国的课题，要有相应的组织。在目的还不十分明确的情况下建立西欧式的组织，是因为忘记了现代国家这个概念是一种舶来文化。我们国家应该考虑基于天下一统、世界一家精神的国家组织。”

然后，石原对袭击官邸、射杀首相、只顾讨论兵变的橘孝三郎和樱会领导人进行了不屑一顾的否定：“他们的行为，完全与国体思想无关，百害而无一利，只能说是法西斯主义。”

次郎边听边想，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虽然听说他是个热心的日莲信徒，但他还有哲学。谈吐因稍有点下垂的眼角上始终挂着微笑而显得很柔和，但这柔和之中又楔入了撒手锏一般尖锐犀利的指摘。和石原莞尔比较起来，小矶国昭、荒木贞夫不过就是个凡庸的军事官僚。

对日本来说，需要石原莞尔这样的人物的时代，是现在呢，还是国家陷入更深刻的危机时呢？次郎心想，永井柳太郎对这种类型的人会很欣赏，说见石原也不会很勉强。

最后，石原圈定了五个人，希望次郎去满洲时见个面，这五个人中除了满铁调查部长，其余四个都是中国人。这一点也和小矶、荒木不同。

次郎送石原到拓务省大门时，正好永井回来。永井和石原在等在那里的车前，很西式地握手，亲密地并肩而谈。次郎看到，石原虽曾驻德三年，但没有把手臂高举向前方，而是伸手相握，这大概是在顺应永井的英国式礼节吧。二人的谈话中不断出现“利顿”1这个固有名词，这个人这年春天作为联合国满洲问题调查团团长来过东京。过了一会儿，石原行了个举手礼，上了车，永井和次郎并排回到了大臣办公室。

“怎么样？这人挺有意思的啊。”一坐下，永井就问。

次郎回说：“啊，我看，可比我想的是个人物呢。和所谓的陆军军官可不是一回事儿。”说着，把写有石原告诉他的、在满洲需要见面的要人名字的纸给永井看。

永井扶了扶眼镜，看了看名单，说：“难怪啊，不愧是石原君啊。”然后抬起头，说：“我知道了利顿先生报告的概要，刚和内田谈回来。”

永井提到外务大臣的名字，次郎也紧张起来。如果利顿提交的报告是谴责日本的，而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那么日本就有可能脱离联合国。

“怎么样？到底是对日本不利？”次郎迫不及待地问。

“也没有，还挺认同日本的立场的。报告的结论是，不应该反对日本对满洲的支配。不过，听说报告上写着，满洲事变是日本带着侵略意图发起的。列强争夺殖民地时，用的是同样的手段，内田说，报告认为，虽然满洲事变是个阴谋，但满洲国是可以承认的。”

“要是这样，就没问题了。”

然而，永井却出人意料地摇了摇头，说：“报告看似对日本很宽大，但里面有的段落认为，以日本的力量，不可能管理、发展那么辽阔的土地。日本方面也没有只要承认满洲国就行了这种功利思想。国民被充分煽动起来了，现在正想发火呢，有这样的国民，外交可不好搞。”说着说着，永井柳太郎的表情渐渐忧郁起来。

“按日本人的认识结构，比方说被告发说做了坏事，但要是有人说，偷的东西没办法，就给他吧，日本人是不会同意的。如果结果是退出联合国，人们大概都会拍手称快。这样，没了车闸，军部就会一意孤行。可是，能看到这一步的政治家太少了。”

听了永井的分析，次郎能说的话只剩了一句：“审议利顿报告的联合国大会什么时候来着？”

“明年春天。此前必须尽最大努力，但还是不容乐观哪。”永井柳太郎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陷入沉默。

楠次郎在日复一日的政务次官生活中渐渐感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出现在了自己眼前。年轻时，受大隈重信的知遇，开始编辑《新日本》杂志时也有过同样的感觉，但这次却是以具体的形态出现的。在这个新世界里，次郎搞不清自己到底是民众派还是民族派了。把民族挂在嘴上的人是否真的在考虑日本的事情？整天价民众不离口的人是否真的理解农民、工人和苦于经营的中小企业主的心情？次郎很奇怪自己想到这些问题。结识了石黑忠笃、石原莞尔后，他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众院议员和国会等政治以外的领域居于领导地位的人，长相要好得多。

次郎感到有点理解永井柳太郎的忧郁了。对永井来说，他的那些政治家同事，不具备那样的水平，配不上被给予的权力，他一定是看到了这一点，又觉得没有办法。幸好，次郎决定政治活动的钱自己赚，开办实业，虽有经营公司的劳苦，却没有筹集资金的艰辛。身居要职后，资金筹集更容易了，可地位之争愈演愈烈，金钱也渗透到政治家同事之间，自然会出现派系的消长，对非政策中心的政治动向也看得越来越清楚。追根溯源，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政治家若不对当地施以恩惠，就有落选的危险。人们不是把政治家当做自己选出的人，而是当做给自己带来实惠的人，这种想法不改变，政治家是不会改变的。

这样一想，次郎就总是感到掉进了恶性循环的陷阱，找不到解决的突破口。就任政务次官以来，让次郎吃惊的是，来自土木建设业者的邀请越来越多。次郎知道，目的都在于满洲、桦太、朝鲜的工程承包。如果公司的工程订货负责人吃客户的回扣，徇私订货的话，成本就会增加，而品质也会下降。次郎凭经营公司的经验直觉地感到，这样不好。也许，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大臣是基督徒，又学者气十足，而政务次官是个实业家，而且做得似乎不太好，所以为了得到更多，只有接近楠次郎。一想到如果自己有一个土木建设公司，可能也会这么想，便切实感到，这很危险。以前自己没太介入政治家之间的交往，这等于把政界的内幕藏进了次郎的眼睛里。但是，就任政务次官，意味着无法再保持距离旁观眺望。既然如此，就只有站在这个立场来看待满洲了。次郎于是又被撩拨起了斗志。

昭和八年元旦，次郎来到大连。赶在这个日子，是因为楠房地产公司拖欠支付，为筹集资金一直忙活到腊月二十九。船慢慢驶离横滨栈桥时，次郎想：哎呀呀，这回总算能睡个好觉了。

上了岸，次郎就对前来迎接的满铁干部道歉：“各位好不容易过个年，却让我给搅了……”却接着又说：“不过，这也许就是非常时期的体现吧。”对市内发售日银国债的意义，次郎说明了不景气情况下却有一部分资金过剩的严重性，并在从石黑忠笃、石原莞尔那里学来的东西的基础上，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拓务省的职责就是搞好日本人及满人的民生安定，振兴农业和矿工业，强化满铁经营基础，从未考虑过建设新线。”然后，又对职员们近乎训诫地问候道：无论有来自哪方面的强烈要求，拓务省都不会不顾自己的职责而改变这个政策，所以希望诸位安心工作，提高业绩。大部分满铁干部都鼓了掌，但混迹其中的军队有关人员中，却有人露骨地现出了不快的表情。

次郎顺脚还视察了旅顺的日俄战争遗迹，为战死者纪念碑献花，登上被称为二○三高地的土丘。在东京听说这里的温度后准备的外套、鞋子根本不管用，寒风刺骨，全身裹着在满铁借的棉衣，也无法抵御寒冷。次郎再次认识到，不亲临现场是不行的，自己的想法太正确了。

这种现场主义的再认识，在他逗留满洲的两个星期里，一直紧抓住他不放。这也是一连串强烈的印象使然。

列车从大连出发去往奉天（今沈阳）时感觉最强烈的就是辽阔。几乎所有的风景都被大雪覆盖，让人感到无论走到哪儿风景都一样。从大连到奉天的距离和东京到大阪差不多，但到哈尔滨就比东京到青森长，如果要到满洲里，哈尔滨就正好位于铁路的中央了。次郎想，来要求把铁路修到满洲里的小矶，大概没有亲自在这里跑过。

列车在不见人烟的原野上飞驰。在车上，次郎想起前一天晚上在大连的市场遇到的那位老人。年纪约莫七十有余，虽然穿着中式衣服，但总好像在哪儿见过。

视察市场是计划外的活动。次郎提出来以后，一个满铁的年轻人带他前往。为防御寒风，市场围得活像一个巨大的蒙古包，里面却出人意料地暖和，那个老人靠在火墙上，抽着长长的烟袋锅。昨晚，次郎想了好一阵子，老人到底是谁？究竟在哪儿见过？想着想着，就因旅途劳累睡了过去，可他的身影浮现在白茫茫一片的雪景中的时候，次郎一下子想起来了。

他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祖父清太郎领着自己去多贺神社赶庙会那天晚上，在住宿的商人旅馆里见过的那个男人。祖父说，他叫市太郎，和次郎的父亲同岁，因迷恋女人，在学徒的地方出了事，现在挨村挨镇转悠，给庙会、集市帮忙。要么就是另外那个住在客人很多的商人旅馆、动作像跳舞的出家人？要是他，可是不知道名字。

不管是谁，他都是从本土来满洲的人们中的一员，一定是长期持续的不景气使他在本土待不下去，又无处可去，迫于生计才来到这里的。

次郎这样推测着，仿佛看得见成群的人们精疲力竭、衣衫褴褛地渡海而来，而在这块土地上爬行一般的人群之上，“满洲是我们的生命线”的口号像雪成云一样笼盖四野。

次郎不知如何是好。正如永井所说，必须阻止军队的鲁莽。石黑忠笃的理想很好理解，王道乐土的建设也是很能打动人的借口。然而，在当地人看来，这些都是日本的侵略。哪怕有一点国际感觉的人，当然要做出这种反应。但是，尽管全力主张和平，强调国际合作，这一旦点燃的火——被成为强国大国是自己生活安乐的唯一途径这种煽动点燃的火，能灭得掉吗？如果是基于石原莞尔的国体论提出的亚洲复兴论，也许还有可能将火从外面包住，将其转化为建设的能量，可这大概不会受到认同。列强不认同也罢，生活于斯的人们也不会接受的。

次郎知道，自己是动摇了。这不是源于来自外部的压力，而是因为心里怀有对强大国家的向往和对殖民政策的憧憬。

雪原向无边无际的远方延续。那里，倚着火墙抽烟袋的老人、在本土无法生活而来满洲寻找自己王道乐土的老人、紧随其后的农民们、饥饿的孩子们……他们的身影永远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