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杨争光是深圳作家，但是他还是文化意义上的陕西作家。这里面刚才也讲到了，我觉得杨争光这个作家很善于写对话，而这种对话不是陕西人不一定读得出来。

我讲这个，我认为它是掀起民意上的写作，这里面非常深刻的对中国文化、教育，包括我们的反思，有些地方让我想起王小波的，让人感觉非常痛心。

杨争光我最早读的是他的诗，他可能是两种气质的人，一种是抒情、热情，另外就是刚烈的，力量型的人，他是阿波罗形的，他最早的是一个妈妈，从一个很边远地区来的，很容易被感染，被打动，另外有一首诗《站在北京的街道上》，哭了。后来写了很多（名），他的脱离开了早期的写作模式，进入到一种冷、硬、粗，呈现物态化的叙述。到了蓝鱼儿以后，有一个关注现实的问题，但是这种在杨争光的写作当中好像是很少见的。

到了《少年张冲六章》，他对自己过去的写作模式有了非常大的超越，这个超越就在于我刚才前面也讲了，掀起国民批判的一种自觉，老实讲我们的文学一个就是形式化、个人化的写作成为流行的模式，另外反启蒙性，很多把一些文化上，我最近看了一部很长很长的长篇，写秦始皇的。杨争光的作品启蒙意识非常自觉，自觉在他写悲剧性的冲突，人的自由天性与来自外部对这种天性的冲突，这种压抑和扭曲，这么一种冲突。知识可以让我们获得自由感获得人格的升华，教育是获得这一切的手段，但在我们这里好像一切都是意化的，人们最后教育成了异化的人，读这个就会想起胡适先生讲的，我们究竟属于谁？有的人说我们先要救国，不是先救自己，…在这个里面杨争光充满思想，能够照亮人心的东西很多，甚至有些就是直接的议论，他自己在后计里面备忘里面也有，中间的像《我爱祖国》这个二年级的课文里面，张冲是个非常特殊的孩子，刚才白烨讲到他有一点像韩寒，老实讲，我几年前读韩寒的一些东西，包括他的《三重门》等等后面博客上的言论，我觉得他也有对自我自由追求的意识，但是他是一种畸形的或者异化方式的追求，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注意到韩寒他在成熟，在成长，他有很多社会的担当，而且对中国现实的问题思考非常深刻，表达起来也是非常勇敢。

张冲也是这样，他可以反复追问我们都不去追问，甚至当成天经地义的答案的东西，比如老师讲我爱这个，爱那个，到最后爱祖国，张冲说什么是祖国，老实说祖国就是国家，张冲说什么是国家？当然这些是我们必须要顺理成章接受的答案，这就让我们想到国家和个人之间的思考。我们的思考就是一个抽象的国家，不是属于人的国家。这里面我注意到杨争光用了一个，在他自己的随笔或者散文里面谈创作的文字当中很少见到的就是病态这个字，把国民性的病态凸显出来这是一种表现，病态的表现加固着病态的文化，从幼儿园到，我们的孩子对付的是不断加重的书包，我们的父母是人民的分子，我们是孩子生长的土壤，我们的孩子是他们的孩子生长的土壤，我们真要万劫不复了，这让我想起王小波的一句话，在将来生出一傻子来可怎么办？这里面都体现出杨争光这一次长篇跟他过去非常大的飞跃或者说很大的不同。。